香港书展见闻录
女儿电话告知，今年的香港书展盛况空前，有时间不妨来看看。于是利用轮休假和妻子兴致勃勃地启程前往。
书展设在国际会展中心，香港国际会展中心是湾仔人工岛上的一座巨型建筑，硕大无朋的屋顶造型新颖，像翩翩欲飞的双翼，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增色不少。会展中心有五个展厅，加上其他附属设施，可提供使用的总面积达63000平米，会展有架空人行道连接周边商业区，附近的公共交通有巴士、地铁和渡轮等十分方便，是世界上最大的会展中心之一。即便如此，书展开幕以来汹涌的人潮仍然天天几近“爆棚”。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多，我们坐地铁到湾仔，一出站就看到了往书展的指示牌，一条并排三四个人的队伍蜿蜒着沿所指方向蠕动，但我发现会展并不在前面而是相反的方向。打听后才明白，因入场人太多排起了长龙，队伍只好在人行通道和商厦里绕来绕去。差不多四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得以买票进场。据说去年书展入场人数已达80多万，今年看情景可能会突破90万，也就是说每天有十几万人入场。
据说今年的书展不论在规模、主题和社会认知各方面可能都是香港二十年来最隆重、最受关注的一届。今年的主题是“多元与创意”，共展出了来自十几个国家及地区超过500家参展商的书刊。其中台湾馆占地超过900平方米，是历届之冠。书展还特设“国际文化村”，展示来自英国、比利时、巴西、丹麦、印度、新加坡、泰国、越南和阿联酋等国家的书籍，今年还新增“英语世界”展销区，集中推广最新的英文书籍。除了书的“多元”以外，会展还安排了“名家讲座”等200多项文化活动，其中特别邀请了一些“颇负盛名”又“颇具争议”的作家来与读者互动。
沙叶新曾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是内地文坛以独立敢言著称的作家之一。传说他今年五月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代表大会上有个非常精彩的开场白，他是这样说的：“一个月前，苏州一家民间机构举行学术年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章诒和登台演讲，甫一站定，便环视台下道：‘下面有卧底吗？’此言既出，全场哑然。真是先声夺人，平地春雷呀。
我今天站在这里，相信没有卧底的。我多次说过，我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没有敌人，来的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底，也不怕告密。章诒和问过有没有卧底之后，举起手中的演讲稿说：‘我所有的演讲都有讲稿，白纸黑字，有据可查。’我不像章诒和，没有讲稿，只有腹稿。若查我，只好剖腹产了。其实我肚子里什么都没有，有的倒是一颗不改的痴心，一腔滚烫的热血，一根心口如一的直肠子，外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罢了。”全场掌声雷动。
沙这次要演讲的题目是“禁书文化”，由他来谈禁书问题，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据说近二十年来，他有一大批作品被禁。尽管如此，他还是依然故我。他说：“性格即命运。作家的性格决定作品的命运。你的性格是怯懦的，意志是软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惟命是从，你讨好巴结——你怎么能够写得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的好作品呢？
一个称职的、有尊严的作家，一个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决不遵命；敢想敢说，敢于直笔；敢爱敢恨，敢犯忌；敢哭敢笑，敢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即使是对香港批评很多的人，如《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宋强、黄纪苏等也在邀请之列。他们的书出版后，争议很多，毁誉参半。赞者认为此书激励了国人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弹者却指观点浮夸，哗众取宠。书中对香港有诸多议论批评，指香港继承有殖民统治时期的“管家文化”云云。据说，有人担心邀请他们来会引起观众反感，主办方有关人士回应：香港是个文化多元、言论自由的地方，不会按照“政治正确”来决定邀请谁不邀请谁！各种观点的人都可以来交流，说不定对双方都有启发。他还说不担心几位作家与听众冲突，大不了打一架，不打不相识嘛！怕什么呢？
是啊！怕什么呢？我想，真的打起来了，也比死水一潭好啊！也许我们太在乎各种投票表决的“一致通过”，太喜欢什么会都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其实，让持不同意见的人讲话，不仅是尊重少数人的问题，历史上真理在少数人手上的情况并不罕见哩。我们习以为常的，在欢快的乐曲中排着队往票箱里塞选票的场景，其实更像一场娱乐活动！不过，我还是没有忘记打听，到底有没有打起来呢？有位长者认为我的问题很无聊——他的意思是“至于吗？”
展厅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琳琅满目的展台和书籍更是叫人目不暇给。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让我站在那里翻看了很久。这是一套鸿篇巨制的非官方史，金观涛教授主编，被香港媒体评价为2008十大好书之首，国外有学者称其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赵紫阳口述历史《改革历程》的展台布置得格外醒目而隆重，他的书里有镇压二十年前那场“动乱”决策过程的详尽叙述，吸引了不少感兴趣的人翻阅购买。
新华社老记者杨继绳凝十年心血而成的《墓碑》也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它揭示了一场民间耳语已久但没有考据求证过的悲剧真相。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的记忆几成空白，真要感谢这些秉笔直书的学者们，在残砖碎瓦般的史料中，重新唤起了中华民族历史和情感的记忆。还有旅美华人作家哈金的小说《战废品》、《自由生活》等，都是学界评价很高、闻名遐迩的作品。
当然，这些书都是不可能带进内地的，虽然两岸三地的图书市场正在走向融合，但港台出版物进入内地还有一定的限制。我犹疑再三，最后用两百多块钱买下了关于李锐和李昌的两本回忆录（港版图书价钱比内地要贵几倍）。李锐是在《炎黄春秋》上看过他讲历史谈改革的文章，知道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睿智敢言的资深老革命之一。李昌是湘西人，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五十年代初任团中央书记，后来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他的祖屋就在我早年工作过的永顺五中对面，是一座气势不凡的四合院建筑。我一直对李昌舍弃万贯家财投身革命深感敬佩，这样的人是心怀鸿鹄之志、且悲天悯人的仁人志士，是我党最坚定无私的理想主义革命家。阅读这样两位省部级老革命的回忆录还“犹疑再三”，我以为自己可能多虑了。
世事真是难料，“犹疑再三”的事还是发生了。在女儿家只住了几天，就接到省督导室出差通知，只好收拾行李提前打道回府。我和妻子背着行李在深圳罗湖通过安检的时候，被守候在电脑旁的安检人员叫到一边，要求开包检查，从包里掏出那两本书翻了翻说：“这两本书不能带走了。”“为什么？”我脱口而出，感觉血往头上涌，“这是两个老红军、老革命啊！知道吗？他们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谁讲他们的书不能看啊！真是岂有此理！”年轻人可能觉得这个老头太好玩了，微笑着居高临下地不置可否，但坐在电脑前的姑娘还是嘀咕了一句“名单上有”什么的。妻子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便拉着心有不甘还想据理力争的我匆匆离开了。
豪华大巴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繁华的城市夜景扑面而来，我却心绪难宁，闷闷不乐。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陷在宽大软椅中的身体似乎在“变小”，而且越来越弱，越缩越小，好像又回到了年幼无知、嗷嗷待哺的婴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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