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的娘 彭娭毑在我们江东知青中无人不知,可彭娭毑的真名大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彭娭毑娘家姓储,叫储清秀。因为嫁到我们彭家团的彭家,所以叫知青都叫彭娭毑。彭娭毑早年丧夫,两个大女儿嫁人了,一个老婆婆带着两儿一女过日子。因为在团里辈分较高,谁都叫奶奶。
1969年,我17岁,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来到湖南靖县的这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我们生产队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一下子安排了十一个知识青年。不知是来“改造落后面貌”还是来“与民争食”的。 下乡的第一天,因为知青屋还没盖,我们被安排到彭娭毑家,就住在她家楼上的仓房里。彭娭毑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真正的贫下中农,是我有生来接触的第一位农民。彭娭毑其貌不扬,不识字,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
70年冬天,我们队上的知青陆续离开了,有的招工,有的当兵,有的回长沙“探亲”一去不归。队上就剩下我一个知青了,我出身不好(父亲是“老右”)又没有关系,是个“三师子弟”只能老老实实地作田。彭娭毑看我孤独一人,小伙子既不会种菜,又不会养猪,出一天工回来,还要自己做饭洗衣,就对我说:“你干脆到我屋里搭伙算哒”我说:我什么都不会,要给您老添麻烦的。彭娭毑说:多个人吃饭添双筷子,你的自留地我种,粪拉到我家粪桶里,谷子和我家一起出就是。当时彭娭毑的大儿子先成当兵去了,小儿子还小(小学刚毕业)家中的主要劳动力是满女桂枝。队上对我到彭娭毑家搭伙有意见,说是我的口粮多(每月出120斤谷)他们口粮少,我吃亏。我到现在也没明白是何道理,大概是大家都吃不饱的缘故吧。我坚持不要别人管。从此,我就成为她家的一个成员了。白天我和桂枝一起出工,我挣10分,桂枝挣8分,先忠(满伢子)挣5分。休息时我和满伢子去砍柴,桂枝寻猪草。收工回来,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书,等到彭娭毑在堪上喊“朱纪飞哎,戚晚饭喽”就到她家去吃饭。我的衣服、被褥也是勤快的桂枝主动拿去洗。到远地出工,彭娭毑总会在我最累、最盼望的时候出现:送饭。多少年了,我总回想起彭娭毑颤颤悠悠上山送饭的身影。那时粮食少,一般人家都吃不饱饭。晚上,我们坐在火塘边,看着彭娭毑从那只不大的鼎罐里给我们装饭,一碗、两碗、三碗。我们三个“劳动力”吃完了,鼎罐里剩多少,彭娭毑就吃多少,哪怕是剩点锅巴,老人家也从无一句话。我那时候年轻,饭量大又不懂事,常常是顾了自己的肚子,没想到彭娭毑吃饱没有。春荒的时候,粮食不够吃了,彭娭毑就到上山采一些尖栗子、竹笋,挖一些葛根,蕨根回来做“播饭”(中饭),我的胃不好,吃南瓜、红薯胃疼,彭娭毑就嘱咐她的儿女们吃杂粮,让我吃米饭。彭娭毑家有棵大大的板栗树,每当板栗成熟时,全团的人都来检。自从我到彭家后,老娭毑犯了倔:哪个都不许检,要等她打完后才许检剩下的。理由是:我要挑最好的板栗给我朱纪飞带到长沙去。于是,每当年末我回家时,总会带回由来彭娭毑一粒一粒挑出的大油板栗。我去修铁路,彭娭毑让桂枝给我做鞋,虽然不好看,却是人家一针一线地做出来的,我始终没舍得穿。总之,我和彭家像一家人一样,团里的老乡们都说我是彭娭毑的“大崽”。
彭娭毑的女儿桂枝不识字。我在队上办了一个扫盲班,教那些上不起学的女孩子识字。一日,桂枝让我给她写一个“忠”子,我问她:你不是学过这个字吗?她说:要绣到袜底上,自己写的不好看。我知道她是在给她的未婚夫绣,就在她给我的纸上好好生生地写了一个“爱”字。她不认得,我就说:忠字有这种写法。彭娭毑的小儿子先忠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天天在一起出工、砍柴、摘杨梅、装夹子….他教我各种各样山里的事,我给他讲《烈火金刚》《青春之歌》。就这样我和这一家善良、淳朴的农民和和睦睦地度过了四年。75年,我招工到了新厂供销社,每逢休息日,我总说要“回家”。同事们不解:你家在长沙,一天哪能打来回?我说:是回春阳的家。彭娭毑过生日,搭信来让我回去吃酒。我高高兴兴地买了肉,扯了几尺黑灯心绒布去看她老人家。那时,她大儿子先成已经当兵回来,家里总算有饱饭吃了。
后来,我回了长沙,84年又回了北京,很多年都没和彭娭毑一家联系。95年,我在单位负责开发工作,有了一些话语权,就决定回靖县一趟,从靖县调几车皮橘子到北京,其实目的就是想回去看看。十几年没回来,山里通公路了,县里的朋友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回乡,我又回到了阔别十五年的彭家团。彭娭毑老了,头发也白了,还住在那幢我熟悉的旧房子里。身上穿着还是我给老人家做的黑灯心绒褂子。老人家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那让我给您挑担水好啵?沿着那条小路,从当年自己亲自挖的水井里挑担水,感慨万分!先成已经成亲,又起了新屋,但和彭娭毑分家单过,桂枝早已出嫁, 满伢子先忠在县木材公司做事。我看到彭娭毑如此艰难的日子,心里很难过。就对先成和他的婆娘大发脾气:让老婆婆自己煮饭吃,住旧屋,你们要是还这样,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你们要这样,我就把彭娭毑接到北京去,让团里的人骂死你们。彭娭毑说:你莫这样讲,我没克,我享不了那个福。现在好多了,有饱饭吃了。这是多么低微的要求啊!团里的老乡对我说:彭娭毑快八十了,这几年病了好几场,团里的人都说,是没见到你这个崽才等到现在啊。我走的时候,彭娭毑站在那个曾经天天喊我吃饭的堪上喊:“朱纪飞哎,还要来嘞!”我坐在车里潸然泪下。桂枝嫁了个菜农,在县城里卖菜,我看见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花一百块钱,把她的菜全买了。
由于从靖县采购的冰糖柑在北京很好卖,我决定96年冬天再去一次靖县。96年夏天的时候,满伢子打电话给我,说彭娭毑在我走后不久就作古了。冬天我回到靖县,让满伢子带我到老人家的坟上去祭扫,在高高的山上,一座新坟座落在凄凄荒草中。我没带工具,就用手在坟前的黄土中狠狠地挖。彭娭毑一辈子唯一戴过的首饰就是头上那枚装饰在发夹上的五分硬币。我从北京买来一对景泰蓝手镯,恭恭敬敬的埋在那个把手指甲都挖翻了的土坑里。在老人家的坟前燃上几注香,泪如雨下,懊悔不已。我去年怎么就没把您带走啊!可怜的老人一辈子都没坐过火车啊!
这就是我在农村的娘的故事,我在靖县前后待了十二年,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因为有了这样善良的一家人,我坚持活了下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至今,彭娭毑的儿女们和儿女的子女们都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满伢子的儿子到北京来打工,首先就是来找我,我也热心地帮他找工作。长沙的朋友到靖县去,遇到彭娭毑的孙辈,他们都会说:我满满(叔叔、伯伯的意思)在北京工作,叫朱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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