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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知青天地之间湖湘軼事 → [灌水]“杯酒释兵权”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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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杯酒释兵权”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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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杯酒释兵权”新探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宋代第一个皇帝赵匡胤)即位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宋太祖亲自出征,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们平定。为了这件事,宋太祖心里总不大踏实。有一次,他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五个朝代,没完没了地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赵普说:“道理很简单。国家混乱,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太平无事了。”

  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后来,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

  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不会反对我。”

  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主呀!”

  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角说:“亏得你提醒一下。”

  过了几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此时是公元961年)。

  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

  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

  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

  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

  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给我们想得太周到啦!”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禁军职务。

  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杯酒释兵权”(“释”就是“解除”)。

  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此时是公元969年)。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

  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

  也有个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叼叼地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尽提它干什么?”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

  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以至后来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

杯酒释兵权的影响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杯酒释兵权的评价

  “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事件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反映,对其评价却争议较大。有人认为: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都有杀功臣的行为,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却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君臣和气就解除了大臣的军权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但是其历史影响却远远不是这样简单。也有人认为:宋太祖专力巩固中央政权,“杯酒释兵权”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直接造成内政腐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积弱,还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而两宋亡于游牧民族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与两宋朝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从作战态势来看,北宋面临的是两线作战只能主守;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游牧民族不但具有勇猛强悍、灵活机动的特点,而且已经跨过农业社会门槛,实现了封建化,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初步发展,兼具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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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25 15: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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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观央视7套军事纪实《耿飚》,许多久经沙场将军调离军队担任文职外交官。虽不能与宋初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相联糸,但被封十大元帅之中的曾手握重兵的贺龙改为文职国家体委主任、陈毅为外交部长、刘伯承任军校校长……林彪也一度长期休养,怕也是释了兵权吧?而彭德怀不明世故,身为国防部长本来就有许多让人放心不下之处,还在巳经开始纠“左”的庐山会议上抛出“万言书”,为自己挖下一个大坑!

       开国首任将军大使轶事 发布日期:[2008-11-3]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与新中国建交国家数量的增加,外交官的队伍急需另起炉灶,派什么人任驻外大使成了难题。第一代领导人以战略家的眼光决定组成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的外交队伍,从将军中选派外交官。彼时,周总理说:(外交干部)从军队中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毛主席说: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都是从军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于是,经过层层筛选,中央选调了一批干部出任第一批大使,这些干部都是一些身经百战、戎马半生的人民解放军正军职、副兵团甚至是正兵团的高级将领,为了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他们脱下戎装换上西装,踏上这块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条新战线上再次建功立业,为国争光,谱下一曲曲新的战歌。他们是黄镇、耿飚、袁仲贤、韩念龙、王幼平、姬鹏飞、彭明治、谭希林、倪志亮、曹祥仁、冯铉。由于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们为“将军大使”。时任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称他们为“文装解放军”,从此率领第一批外交官们在国际外交的舞台上纵横捭阖。

      首任将军大使

      耿飙,1950年5月9日出任驻瑞典大使,1950年5月11日兼任驻丹麦公使,1950年10月28日兼任驻芬兰公使。原为第一野战军19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40岁。

      王幼平,1950年9月8日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原为第二野战军5兵团政治部代主任,39岁。
      黄镇,1950年6月1日出任驻匈牙利大使,原为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40岁。

      倪志亮,1950年8月5日出任驻朝鲜大使,原为辽北军区司令,49岁。

      袁仲贤,1950年4月1日出任驻印度大使。原为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代参谋长,45岁。

      姬鹏飞,1950年9月21日出任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团长(大使衔),原为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39岁。

      彭明治,1950年6月8日出任驻波兰大使,原为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44岁。

      曹祥仁,1950年9月8日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原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二分局局长,35岁。

      韩念龙,1951年5月21日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原为第三野战军33军政委,39岁。

      谭希林,1950年6月8日出任驻捷克斯洛代克大使,原为第三野战军第32军军长兼青岛警备司令部司令,41岁。

      应国家召唤 出征赴任
      起初,尽管他们知道从事外交工作非常光荣,但由于对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都不大愿意离开军队。时任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调外交部工作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将。他接到命令以后大感意外,于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长粟裕谈心。粟裕耐心地对他说,“你是军人啊。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粟裕一席话就把姬鹏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临行前,粟裕把一件大衣送给他以作纪念。

      时任19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的耿飚接到调令赶到北京后,周总理问他:“耿飚同志,对于这次工作调动,你有什么意见?”耿飚以其军人特有的果断和直率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其实,耿飚这是谦虚的说法。他对外交并不陌生。早先耿飚就了解了一些外事知识;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负责接待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军调处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所以,周总理对这位老部下的外交才能是了解的。

      曾任二野9纵队政委的黄镇接到调令后,夫人朱霖怎么也想不通,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从事地方工作。黄镇很无奈地说:“你不去那怎么行,我不成光杆大使了吗?”夫妻间工作上的分歧还是到了北京后被热心肠的袁仲贤调和好的。在这些将军大使中,袁仲贤可谓是老资格了。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生,由毛泽东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就是第8兵团政委。他的话在将军中当然有分量了。他意味深长地对朱霖说:“我们去搞外交,依我看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去演戏;党需要,我们就演;将来我们男的穿上西装是演戏,你们女的穿上旗袍、高跟鞋、拎起小包,也是演戏嘛!“袁仲贤一席话把大家伙说乐了,也把朱霖说通了。

      1949年10月王幼平接到调令时,二野兵团正在湘中集结,准备进军大西南。在长沙,他见到刘、邓二位首长。王幼平见面就问,调他去北京干啥?邓政委说,搞外交。王说,我可干不了,请收回成命。我请求入藏的报告首长是否看到?邓政委说,我看你干外交还可以嘛。中央从二野调了阎洪彦、刘志坚和你三个人,阎要求不去,中央已同意。调三人去一个,交代不了。你的报告已经看到,晚了。宋任穷同志幽默地插话,你搞外交还可以,就是邋遢点儿。王幼平看到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得告别首长,赶赴北京。

      无独有偶,韩念龙接到调令时,正在杭州参加解放定海的作战会议,他找到三野司令员陈毅,表示不愿出国。陈老总直截了当地回答:“少说废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  

      姬鹏飞则说,我们这些人到外交部是个过渡,待外交干部培养出来,我们还会回到部队的。

      将军们表示接受任务后不久,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为他们举办了学习班。参加学习的除十多位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外,还有部分参赞、武官,共40余人。并请了国内的专家何思敬、王铁崖等给这些将军外交家讲国际法,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讲外交文书和外交礼节,同时还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匈牙利驻华大使法朗柯、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等介绍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的培养非常重视,培训班开课时,周恩来亲临讲话,他说:“你们这一批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了军装搞外交,外交是政治斗争,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你们大多是到社会主义国家当大使,要多做友好工作。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注意多请示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组织学习驻在国语言,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要求将军外交家们严格遵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16字方针,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增强我国同建交国的友谊和双边关系。此后,这16字方针就成了每个外交家的座右铭。在接见将军大使时毛泽东这样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都是从军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需要干部。我们同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干部。解放军向来是我们生长干部的地方……”苏联和东欧国家大使做报告时,均由毛主席长子毛岸英当翻译,他除每句话直译外,还作详细的解释,使大使们完全掌握其内容。毛岸英还给大使们讲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使大家获益匪浅。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特邀将军们前往观摩。将军们躲在屏风后面,隔着缝隙观看人家怎样握手、怎么递交、怎么谈话、怎么告别。当时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展品有国书、颂辞、照会、备忘录、电报、会谈纪要等各式各样的文件。

      经过认真的准备之后,“将军大使”们以他们独特的风采迈出国门,走上国际外交舞台。虽然他们肩负的使命是相同的,但赴任的方式却各不相同。那个年代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今天,“将军大使”们赴任时,有的乘火车,有的乘可载20来人的小飞机,还有的乘轮船,而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吉雅泰则是乘吉普车赴任的,这在外交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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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转
新任的将军大使们在外交战线上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当时最大的热点是朝鲜战争。赴朝鲜担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是倪志亮。他于1950年7月接受任命,8月12日抵达平壤,次日,向金日成首相递交了国书。此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10月1日麦克阿瑟命南朝鲜军先越过“三八线”,朝鲜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0月1日深夜,金日成首相紧急召见倪志亮大使,希望中国尽快出兵,支援朝鲜作战。倪志亮大使和柴成文参赞一起商定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事的《汇报提纲》,阐明了朝鲜战争的走势以及朝鲜后方的情况,然后由柴成文参赞迅速回国呈交周恩来,并且向总理作了详细的汇报。这是当时我国掌握的关于朝鲜战局的第一手资料,周总理阅后立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这份提纲后来为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10月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内部指示,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派出一部分部队到朝鲜境内同美军作战,援助朝鲜人民。10月8日,毛泽东主席正式发出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当天深夜,倪志亮、柴成文驱车来到金日成首相的办公地点。倪大使向金日成首相转达了北京的来电,金日成首相高兴地站了起来,连声笑着说:“太好了!太好了!”接着,他又说:“请你向毛主席、向中共中央转达我及朝鲜党和人民的衷心感谢!”

      耿飚在1950年出任中国驻瑞典兼驻丹麦、芬兰大使。在瑞典,耿飚大使广结朋友。他同瑞典名士哈马尔舍德成为了好朋友。哈马尔舍德后来成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作为在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耿飚的努力之下他顺利地访问了新中国,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热情接待。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位瑞典军官问耿飚大使带过多少兵。耿飚问答说:“大概十几万人吧!”那位瑞典军官立即立正敬礼回答说:“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呀!”耿飚后来又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驻缅甸大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新中国首任将军大使中,袁仲贤无疑是有特色的一个:参加革命和入党最早,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年龄仅次于倪志亮,排第二;第一个被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因工作勤奋、积劳成疾,不幸最早病逝。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时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袁仲贤,因受中央之命,成功处理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这一外交事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赏。因此,在物色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外大使时,袁仲贤便成为重点目标。1949年底,袁仲贤风尘仆仆从南京赶到北京。刚到新华饭店,就碰到好几个老战友,大家笑声朗朗,互致问候,热闹非凡。号称“大嗓门”的黄镇将军,兴奋地握着袁仲贤的手说:“袁参谋长,你和英国人打交道好几个月,干外交是老资格,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吧。”袁仲贤听黄镇提起“紫石英”号这件事,嘿嘿一笑说:“不打不相识,不谈也不相识,老虎的屁股摸一摸,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反过来对黄镇说:“你在新乡执行小组,不是担任首席代表吗?与美国人、国民党调停军事冲突,做外交官一定很称职。”黄镇急忙摆手:“我是摸着石头过河。与美国人打交道,一切按周副主席指示办事。”几经酝酿,袁仲贤被派往印度担任首任大使。印度是与我毗邻的大国,所以,中印关系是我国对外工作重点之一。新中国成立半年后的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印度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袁仲贤率大使馆人员到达印度后,立即展开工作。袁仲贤要求参赞、武官等认真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注意外交政策,同时也要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搞好与驻在国的关系。袁仲贤担任驻印度大使之初,还受中央之命,对西藏和平解放问题进行上传下达,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袁仲贤出任中国驻印度首任大使期间,为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评价。1954年6月25日,周恩来总理乘日内瓦会议的间隙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受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10万新德里人民的热烈欢迎;也正是在这次会晤中,印度政府接受了和平共处5项基本原则,并把它作为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写入了中印联合声明。1955年,袁仲贤又兼任驻尼泊尔大使。1956年1月,袁仲贤出任外交部副部长,成为首批驻外将军大使中的第一位副外长。1957年2月,他因过度劳累,积劳成疾,被晚期肺癌夺去了生命,年仅53岁。任外交部副部长刚刚一年的袁仲贤将军英年早逝,是我国外交事业的一大损失。

      王幼平从未想过会从事外交工作,他最大的愿望是参加国内建设或在部队工作。他受命后,与其他10位将军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世界。然而他一直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位,每次回国休假述职都会请求调动工作。1958年4月,王幼平从第二任所——挪威离任回国。他下了最大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调动工作。他向中组部帅孟奇副部长表示:“我不懂外文,不习惯国外的工作生活,坚决要求调动工作。”王幼平很动感情,坚定地表示:“即使到黄沙白草之间放牛牧马,我也不出国了。”这一回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周恩来总理找王幼平谈话:“不会外文可以学习,调离外交部不行。”总理批准他离职学习两年外文。王幼平只学了两个月,又被派往柬埔寨。1962年2月,他从柬埔寨离任回国后,谢绝了外交学院第一副院长、党委书记(副部级)的任命,坚决要求去基层锻炼,想以此转地方工作。不料一年后又被派往古巴,继而先后被派往越南、马来西亚和苏联。王幼平不愿干外交却一干30年。当他调动工作的要求一次次被组织上拒绝后,他又走上工作岗位,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这就是他,具有老一辈革命者可贵的思想品质和自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担任驻外大使期间,王幼平认真贯彻毛主席、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和中央的外交政策,把军事斗争的战略、策略和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灵活地运用到对外工作中,多次受到周总理、陈老总的肯定和表扬。

      谭希林到任不久,适逢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大使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举办国庆招待会。但是,由于使馆刚搬进新址,环境新、经验少、语言不通、时间仓促,各方面都很困难。为此,谭希林大使首先召开党委会,让大家群策群力,动脑筋想办法,制定工作方案,搞好分工协作。接着,认真抓落实,发挥使馆全体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他自己更是认真细致,大到邀请嘉宾的名单审定,小到餐具杯盘的摆放,都要亲自过目,亲自查看。晚上休息时,还与夫人吴文彬商量招待会的细节问题。吴文彬笑着说:“看来你在出国前培训班的学习没有白学,都用上了。”谭希林也笑着回答:“是啊,跟小孩子学走路一样,一步一步来,总是有收获的。你的进步也不小嘛。当初把你们叫夫人,你还觉得特别不习惯,甚至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现在,不也开始适应了。”在谭希林任职的4年内,中捷两国关系、两国人民的友谊有了很大发展。政治上互相支持、配合,高层领导互访增多,经济上贸易额逐年递增,科学技术合作愈来愈密切,文化交流也更为丰富、广泛。谭希林上任伊始的1950年,我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第一个双边贸易协定。1950年12月,捷文化代表团访华,揭开了中捷两国文化交流的序幕。1952年5月,中捷签署了第一个双边文化合作协定和第一个科技合作协定。中捷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也始于谭希林担任大使期间,双方互派了大量留学生。谭希林克服缺乏外交工作经验、参加外事活动不习惯、语言不通等困难,积极开展对外活动。成为第一个任期4年届满的大使,谭希林奉调回国,被授予中将军衔。

      彭明治是周恩来的亲传弟子,其文韬武略深为周恩来所看重,因此被点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使节。不会外语的彭明治有些担心搞不好工作,毛泽东却劝慰他,要他效仿汉代的班超、张骞,建不世之功勋。周恩来为几位即将出行的将军大使举行践行宴时对他说:“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也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随后,总理又拿出一沓毛主席和他的名片交给他,让他见到波兰领导人时交给他们,办起事来方便一些,于是彭明治就怀揣这些名片出了国。波兰总统贝鲁特设宴款待中国大使彭明治,当他收到毛主席托彭明治转赠的绘有翠鸟的景泰蓝香炉时,贝鲁特激动地连声说要亲自给毛主席写信答谢,并马上站起来举起酒杯祝毛主席健康。头半年,作为第一任大使,彭明治在摸索中工作、学习,取得经验,建立起使馆各项规章制度,使使馆逐步走上正轨。随着彭明治大使对驻在国波兰了解越深,工作做得越多,对波兰也就越热爱,对那里的人民、风土民情,乃至山川树木,都充满着一种友好的感情。彭明治积极推动中波交流,亲自办理首批中国赴波兰留学生的安置工作;彭明治还积极筹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使得中波关系空前和睦。五一劳动节期间,许多波兰市民和中国华侨、留学生纷纷高举着毛泽东、贝鲁特等中波领导人的画像一起游行。彭明治大使在任近两年中,中波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发展很快,其重要特点是双方重视官方的交流和交流的计划性。两国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帮助,文化上相互往来,出现了好几个“第一”。

      黄镇将军成为了外交界的一员虎将,他在外交战线上奋斗了27年。黄镇在担任驻法国首任大使期间,在巴黎主持建交谈判,他一口气搞定了意大利、土耳其、扎伊尔、智利等十个国家;1973年5月,在黄镇出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之前,毛泽东主席特意嘱咐他说:“在那里工作要像阿庆嫂,不卑不亢,不搞轰轰烈烈,不要大登什么广告”!此前黄镇已经同美国代表进行了54个回合的马拉松式会谈,赴任后黄镇将军硬是凭着一股子拼搏奋斗的精神,使中美贸易总额从5600万美元直线上升至3亿美元。1979年元旦,中关两国终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时光荏苒,新中国这一批“将军大使”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赢得了驻在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在第一个任期届满后,除个别同志返回部队外,多数同志继续战斗在外交第一线,到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11位“将军大使”中,有6位先后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他们是姬鹏飞、袁仲贤、耿飚、黄镇、王幼平、韩念龙。半个世纪过去了,很多大使都已离开我们,但是共和国的和平外交史上将永远记载着他们的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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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篇长篇大论读了我知道了许多。新中国的外交史,将军们脱下军装穿上西装就成为了外交大臣了。真是摸着石子过河,一切从头开始。将军终归是将军了,文官武官都做的棒。谢谢转载的好文。读了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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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25 21: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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