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中苏关系紧张，连队各处常常有信号弹升起来，不过说实话我一次没见过。老是半夜紧急集合，要打背包搞拉练，吓唬苏修特务，告诉他们我们人多，夜里都是人。被子打不好结，就成了屁帘子了，冬天夜里零下40度，大雪过膝盖，白毛风刮起来
很多比我们来得早的上海知青，脸上，手上春夏秋冬都是紫黑色。她们用自己的经历和代价告诉我们出去一圈回来，不能马上进房间，要在外面用雪把脸擦得有了感觉才能进屋，尤其是耳朵冻了以后马上进屋，耳朵一扒拉就会掉下来。
帽子都是冰霜，分不清是男的还是女的，帽子衣服穿戴都一样。后来有了经验，为了应付拉练，同学们把枕头打成背包模样放在旁边，一旦集合，起床背上枕头就跑，还不会散。发明这个绝招的上海知青，她是个很单纯很单纯，有话就说不会隐瞒的人，她的名字叫张英武，大家叫她张鹦鹉。拉链时总是她被甩在后面，因为她戴眼镜出去看不见，常被霜挂住，走在冰上时她也是摔得最惨的人之一。听说后来精神出现故障，没有家人怜惜，早已离开人世了，得到消息后心里很痛，只要想起北大荒，她的身影跟她有关的故事总也挥之不去。
早我们来的上海知青和哈尔滨知青，已经被两年的北风，吹的没有了朝气，除了出工再没有了欢笑，失去了青春的活力，看到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北京知青，收工后还要玩骑驴，投沙包，跳皮筋，觉得不可理喻，太天真了。
原来，上海知青和哈尔滨知青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个性的差异闹得水火不容，除了出工是必须的，回到宿舍就没有了交流，有时还会大打出手，有个姓穆的哈尔滨知青，一个人把一群上海女生打倒了。从此“穆桂英大战南北炕”这成了哈尔滨知青流传很久的骄傲。（此人也早已离开了人间）直到北京知青来了，才打破了南北两地知青的僵局，由于北京知青年纪小性格率真单纯，没经过大串联，综合了南北两地知青的优点与共性，化解了他们的个性中的极端成分，没有上海人小心眼，没有哈尔滨人的火爆，只有大大咧咧不在乎的劲。慢慢的成了他们的调节剂，从此连队里有了年轻人的喧闹，也有打架，吵嘴，娱乐的日子。
秋天跟随着康拜因收麦子，是件极苦的工作，要轮班连轴转的工作，歇人不歇车。我们必须要事先把头包好，戴好口罩，不然麦芒钻进衣领或眼睛里，那个痛痒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麦秸落到一定高度时，两边的人要跳到大拖斗里去把它踩实，头上不断落下的麦秸会把我们埋起来，经常是灰头土脸的。土和飞舞的麦芒让你无法睁眼无法呼吸，没有口罩就把头巾包在脸上，男生也一样的打扮，回到宿舍只有牙是白的，尽管万分艰苦，我们还是从中找到了快乐，每次一个人拉操纵杆，一个人坐在大拖斗里高高的麦秸中，等待着和一车麦秸一起被翻出拖斗车，然后再从麦秸垛子上躇溜下来，那也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刻，就像小时玩的滑梯。这个动作很危险是不允许的，开康拜因的师傅并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想过，会不会把我们压在麦秸堆下面，如果我们被翻下来的麦秸压在底下一定会被压死了。
转眼到了春节，冬季的寒冷让人无法忍受，大雪过膝，大风刮起来，脸上一阵刀割般疼痛，睁不开眼，
如果脸上没有了疼痛感，那一定是冻成白泡了，一定要用雪搓热了才能进屋。同学们的悲伤情绪很快的像传染病一样流行起来。
70年开春我们没有吃的，经常吃麸子面，我闹了胃病，常常半夜胃疼，一疼就是两三天，要打阿托品止疼。春天四月份大地冰雪消融后，连队组织我们5排女生（臭老九子女）和男生上30多里外的小孤山，老黑山开荒，那里已经成了沼泽，只有履带式拖拉机可以上山，在山上住了几天草棚子。所谓的开荒就是把生土地，扒拉扒拉弄个小坑，撒上几粒萝卜籽，一个人背着种子，一个人用脚踢个坑，再用脚把种子用一点土埋住。北大荒五大连池火山灰，肥得流油的黑土，没想到就这么撒下的萝卜籽，到了秋天，那一头青一头白的大罗卜，一个最大的足有二十五斤。生着吃比梨都甜，丰收的萝卜乐坏我们这帮半大姑娘小伙，好久没有水果吃，从地里刨萝卜大家没觉得累，净捡大个的抱回宿舍，藏床底下。每天晚上切萝卜吃，青的那头甜，光吃青头白头仍在草埔下，过了半个多月萝卜吃完了，馋得时候，钻到床底下，把剩下的半节白萝卜找出来洗洗，大家为抢一个萝卜根滚成一团。
在山上开荒的三个月，住的是用木头搭的上下铺，没有电灯，点蜡烛。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有个外号叫老猫的女同学，从碗里捞出了一大块肉，高兴坏了，正准备狠狠咬上一口时，借着烛光看到一条长尾巴，“妈呀-----------”女生宿舍炸了窝，从此老猫吃老鼠就成了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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