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这里生活

陈村

作品简介：
《我曾经在这里生活》是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这一个短篇小说在当时知青文学的宏大叙事里，以个人经验的视角呈现独特的面貌。它并不负起对这场运动的价值评定和社会批判，它关心只在其中的人，个别的渺小的人，在他们根本无法知情的历史中，微如草芥的欢喜悲哀，生活的严肃性并不因此放过他们，他们依然面临了爱、生存与死亡的大事情。这是对知青生活的审视中一双别样的目光，它着眼点不大，但是深邃。

1

我想跳下河去。

一个在游泳池被踢怕的人，看着大河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埂下，漕河在静静地流着，流向三十里外的长江。埂的另一边是几百亩黄熟的早稻。我记得很清楚，顺稻田中间的小路往南，走十分钟，过一顶石桥，就是吴村。不过，我此刻并不急着进村。

一群手拿干草的孩子朝我跑来。

“上海佬！点个火！”

好些年没听人这么叫了，我不免觉得别扭。但我还是宽容地笑笑，掏出火柴把草点上。我知道，他们将干出什么事来。

孩子们欢呼着跑下河埂。火在他们手中跳跃。

当年，小文也当过一阵子放牛娃，放一头没穿鼻子的小水牛。小牛怕她，她也怕牛。小牛啃上几口草便抬头叫妈妈。它的妈妈在埂的那边犁田。我们的妈妈在千里之外。

我下乡后的第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划船不用花钱。在和小文要好的日子里，我常常去偷队里的木船，划着划着又划到了河滩。

“老崔！”我大声叫她，“上来吧，带你回上海！”

据一本心理学著作说，不会游泳的人特别喜欢坐船。我看说得不错，因为小文已爬上船来。

“听着，傻小子，可不许你胡闹！”

“你上了贼船啦！”我把木船朝河心划去。“有一种动物，三角头，细细腰，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你猜猜。”

“妈呀！”

一条色彩鲜艳的蛇正盘在她脚边，她吓得面无人色，差点没跳下河去。

“不叫不叫，你妈在长江口，叫也白搭。一条死蛇，怕什么？”我边划船边说。

听说是死蛇，她立刻成了英雄，小心翼翼地拎起蛇尾，朝我甩来。“救命！”我怪叫一声，跳下河去。我从水下潜到船尾，想听听她有什么说的。果然不错，她像招魂似地叫着：

“毛毛，你快出来，毛毛！”

我攀着船帮爬上船去。

“别晃，我要淹死的。”她又怕了。

“有我在，死不了。老崔，我免费教你狗扒式，学不学？”

她一口回绝，“给钱也不学，你自己去扒吧！”

“为什么？”

“因为，因为封建。你满意了吗？”

毒日头高高挂在头上，把人烤得走油。河滩上，村里的一群孩子却在玩火，黄毛是他们的头。火在日光下显得空洞无力。但它到底是火，青蛙受不了炙烤，纷纷从火堆里蹦出来。没跳几步，一双双小手将它们重新扔在火里。它们没有布鲁诺的智慧，却有布鲁诺的下场。

孩子们跳着笑着，分食焦黑的青蛙，吃得津津有味。黄毛走到水里，递上两条蛙腿请我们尝尝。“去你的！”我抡起桨，溅了他一身水。他委屈地走开了。

“老崔，想不想早回村？”

“我想管什么用，牛呢？”

“你真死脑筋。”

我跳上河滩，冲着小牛乱叫乱嚷，它没容我挨上前，撒腿就往村里跑。

“干什么你！”她急了。

“去追吧，”我说，“一追就追到村里了。”
2

当年，我跟着我的那口箱子，也是在这渠道边下埂。箱子足有半个棺材大，漆成难看的黑色。我们像送葬的。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走在最前头。书记披着干部服，左胸别着两支钢笔。队长穿着干部服，左胸别着一支钢笔。队长的身后跟着为我们挑行李的老乡，老乡属于无笔阶级。我们六个“上海佬”(四男二女)走在最后。第一次出远门，一路不住地东张西望，看什么都觉得新鲜。

走上村口的石板桥，一串一尺多长的鞭炮出其不意地响了。我条件反射，以为要呼口号，可是这儿显然不兴这一套。一条大花狗朝我们狂吠，村里所有的狗也都跟着叫了。

长到十七岁，我还是头一回在茅屋里过夜。我有一种近似滑稽的感觉。头上草顶，身旁土墙。墙是湿的，一摁一个手印。天黑了，看热闹的老乡散了。一头黑猪赖着不走，哼哼哈哈地想找吃的，被大树一脚踢了出去。床是竹条做的，一翻身就响。半夜起风，偷工减料的房梁在吱吱乱叫。我大叫“地震啦！”可他们睡死了，没一个理我的。我只觉得扫兴。

“毛毛，阔啦！”他瞧了瞧我手腕上的表。

“毛毛，瘦啦！”她瞧了瞧我的脸。

“上海佬，哈哈哈哈！”他用大锹把子给了我一下。

“哈哈哈哈！”我也跟着笑了。

我的模样一定极狼狈，但和老乡在一起，我没有压抑感。当年这样，现在也这样。他们的皮肤黑得发光，和他们相比，我无疑是个“白人”。不过，我们之间不存在“种族问题”。我吃过他们的腊菜，睡过他们的凉床，和他们从结婚扯到出殡，从罗成扯到岳飞。只要不当队长，他们都不以教育者自居。

“饭吃饱了吗？”我问。

六年不见，黄毛长成大人了。他指着晒场，要我看收下的早稻，“饱啦！”他说。

“下课喽！”一群孩子挥动书本，从晒场西头的茅屋涌出，一条汉子紧跟在后面。

“毛毛！你来看我？”大树握住我的手，喜形于色。

“是的。看你，再看看这里。”

“你还没看够？”

“没有。”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等不到放假，从学校溜了出来。”

队长衔着哨子走来，“小王，累啦？”

“我头疼，教不下去。晚上扣分吧。”大树说，“毛毛，咱们回家。”

那时候，我也常被扣分(一天六分，换成钱是二角多一点)。来客了，扣六分工；生病了，扣六分工；借不到农具扣六分工；想家了也扣六分工。扣到秋后，一半口粮都买不回来。好在这里人多田少，人们巴不得你天天歇着。自然，凡事都有个例外。有天天还没亮，哨子就在外面鬼哭狼嚎，队长把头顶着窗栅吆喝：

“毛毛哎，下圩喽！”

我们四条汉子直挺挺地躺着。虽然缸里没有早饭米，锅里没有隔夜饭，歌还是要唱的。似乎是老孙起的头（我有点记不清了），我们直着嗓子嚎起来：

赶着太阳出，

伴着星星归，

终身修地球，

修到白了头。

3

走进一间六年前住过的房子，一定不会再有当年的滑稽感。我指着堂屋里的桌椅板凳说：

“你像在办私塾。想当年，孔老夫子也不过如此。学生听话么？”

“听话，”大树说，“反正比你听话，没有逃出去的。”

“不逃几回课的学生，一定不是好学生。”

“几年不见，你过得好吗？”大树给我倒了杯水后，换了话题。

“马马虎虎，”我说，“那时候在地头，扶着大锹把子做梦，真把上海想成了天堂。其实哪有什么天堂。比起种地，头上多几片瓦罢了。”

“人心不足。”他只说了一句，没继续反驳。“你在大学学些什么？”

“考古专业。专管在地上打洞，挖死人。你感不感兴趣？”

“别说了，这太缺德。”大树皱紧眉头。

我笑了，“怎么，听起来像个盗墓的吗？”

他也笑了。

我知道，我俩笑得都不自然。尽管彼此有许多话要说，可谈起来总觉得勉强。要不是那件糟糕的往事，也许我俩会抢着提到小文。我拿起桌上的照片。这张像我也有，是他俩结婚时照的。作为提示，我用扇子掸去照片上的浮尘，希望他先开口。他的信号系统显然出了毛病，什么也没说。

我这次回乡，想看大树不假，可更多的是为了小文，在我的内心，隐隐有一种报复的恶意。当然，我们都是大人了，再也用不着决斗。我要求自己做得体面，放松。

要做到“放松”谈何容易，一听到外屋的脚步声，我的表情立即紧张起来。我摇着扇子，克制着想回过头去的欲望。

进来的并不是小文，而是一个三四周岁的小女孩。她穿着短裤和汗背心，两条小辫，身后跟着一只小花狗。女孩靠在大树身上，怯生生地看着我。她和她的母亲长得太像了！

“小朋友，叫我叔叔。”我摸了摸她细细的小辫。

“叔叔好。”她干巴巴地叫了一声后，扭过头去。

“毛毛，你还没结婚？”

“不忙，不是说要晚婚么？”

我把孩子抱上膝盖。我知道，这种叔叔是不能白当的，我理应找些吃的给她。但这种事应当放在食品店里去想，现在则晚了。书包里除了几包烟和剩下的半块面包，只有小文爱吃的两块巧克力。我想，拿出一块送给孩子，当母亲的一定不会反对。孩子摇着头说“不要”，大树让她收下了。我把面包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喂那条小花狗。

如果谁想在自己和孩子中间，建立一种感情联络，那巧克力便是最好的桥。这时，孩子向我微笑了。

“叔叔，爸爸说，上海一点儿都不好玩的。叔叔你说对不对呢？”

“不对，上海好玩极了，”我说，“有人坐马路，有人坐铁轨，挂着牌子举着旗。你去不去？”

“去的去的！”她拍着小手。

“一群傻瓜！”大树不以为然地摇着头。

大树带着女儿出去了，他没说去干什么，只让我等他一会儿。要是我没猜错，他一定是去搞吃的。经过五年插队生活，我舌头的审美力近于负值。但我不去阻止他。我知道，不让我吃点，他会不好受的。换作我，不也是这样吗？

我爱看灶膛里的火。

火既不是实在的，也不是虚无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看着它，我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

我用火剪把草架空。火越烧越猛，带着呼呼的风声。记得在烧红的火剪上可以点烟，我试了一下，果然不错。真奇怪，一件这样的小事，竟使人觉得异常亲切。

对于一个六年来将胃委托给食堂的人来说，管住两个灶洞十分费劲。我出汗了，急出来的。但我并不安分，我有一个企图。

“大树，让你也出点汗，怎么样？”我对正在烧菜的大树说。

“可以，”他说，“只要你办得到。”

我非办到不可，因为我过去曾经办到。

火越烧越旺。

4

假如有人在我耳边诽谤卷烟厂，他无论说得如何难听，我也一定随声附和。我在吴村的那些年间，它可把我坑苦了。我原先并不抽烟，下乡后学的。最叫我头痛的不是肺癌或气喘病(我的呼吸系统充满了活力)，而是缺少买纸烟的钱。如果有不花钱的烟，我愿抽上一辈子。

“老崔，借几个钱来。”我朝她摊开手掌。

“不借。你从没还给我。”

这个理由非常充分。她不再理我，蹲在水桥石上，使劲敲打着被单。申请当一名债务人总不免尴尬，何况是向她伸手。于是我自力更生了，不费什么劲，就在她的床头找到了钱包。她可真会过，到现在还藏着三元多。

要是钱包里的这张纸条不是这么白得出奇，要是小文提早五分钟跨进屋来，我一定手握两毛钱，心满意足地去追那串乡的小贩了。不巧，事情正好相反，所以我手拿着纸条激动了。

好一个王大树！难怪这阵子老躲着我，干了坏事啦！我把纸条反复看了三遍。平心而论，事情看来还不太严重。但他既然“不愿妨碍别人”，何必还要来一句“我爱你”？如今是一夫一妻制，能这么爱吗？

“谁让你翻我东西了？”小文进来，气势汹汹地质问。

“翻了。”我回答。

我把钱包还给她，她匆匆一瞥。

“还有！”

“有什么？”

“一张纸条。”

她居然脸都不红一下。

“纸条没看见，情书倒有一封。想听听吗？”我尽量把话说得刻毒，“写得还真不坏呢！”

“就是不坏！你出去！”

她就是不叫我走，我也不想留下，要是等她哭出来，问题就复杂了。我一口气跑到菜地，大树正在浇菜，我朝他跟前一站。他可不是笨蛋(写这种信的人，没有一个笨蛋)，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奔他来的。我俩心里明白，但谁也不提小文。

“有这么浇的吗？”我说。

我的意思是说，有这么爱的吗？

“浇了。你说怎么办吧。”

他问我怎么办。那好办。多年来积在胸中的愤懑，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王大树呵，该你倒霉！我把粪桶一脚蹬到河里。

“我想打架！”

等到小文赶来，茄子烂了，辣椒歪了，我们已经打完了。大树一见她，纵身跳下河，朝对岸游去。

“你回来！”

小文大叫着。白叫了，他理都不理。她转身朝我发了火。

“为女人打架，没出息！我爱他，偏爱他，就不跟你好！”

“不好拉倒！”

我可不愿跳河，一抬脚朝村子走去。

小文扶起踩倒的菜秧，“我要你们赔！”她心疼得哭了。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以后谁也没有提起。当然，谁也没有忘记。

   这就是微如草芥的欢喜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