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长孙马思泽
受访者：马思泽
身份：马寅初长孙
年龄：56岁
受访时间：2009年8月13日
也许，就连马寅初本人也没预料到，自己日后的命运会因一篇文章而发生转折。
1957年，当他写下那本名为《新人口论》的文章时，两者的命运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8年，《新人口论》遭到批判，北大开批判大会，马寅初不肯来，派人去“请”来了，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并发表一篇言辞铿锵“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
在北大学生的回忆里“马校长也是一块不择不扣的硬骨头”，“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季羡林也曾表示钦佩，说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他最佩服的一个是梁漱溟，一个就是马寅初。
这便是外人眼中的马寅初了。
而作为马寅初长孙的马思泽，自1953年出生就和祖父共住一个四合院，他对马寅初的晚年命运则有与旁人不同的解读。
（以下文章为马思泽口述内容。）
“书和资料烧掉后他才不做研究”
1959年12月，马寅初处境恶劣，对他学术批判已经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第二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搬离燕南园，来到旧宅院——东总布胡同32号。
这一年，马寅初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
“爷爷发表《新人口论》被批判的事是五几年的事，那时我才四五岁，所以直接感受并不强烈。当然，家里气氛的改变我多少有一点感觉。
我记得之前每年五一和十一天安门上都有游行，晚上有联欢。每年这个时候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到天安门城楼里看到那些演出、联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国家级领导人。但到了1958年的庆典，我们觉得到时候了，爷爷却说不去了，身体不舒服。那个时候我们很失望，觉得这么大一个活动没机会去。”
外界传言我爷爷辞职后就闲赋在家20年，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我记得1961年夏天，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爷爷说要带我去浙江嵊县莫干山老家。其实那次去既是回家探亲，又是考察。
那次回去，他仔细地询问当地相关人员当年新添了几口人，死了几口人。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跟他同睡一个房间。当时他每天晚上会写东西写到很晚。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写的是什么书，现在想想，应该就是文革时被焚烧的那本书——《农书》。
实际上从1961年回家以后，他也没有停止他的研究，不断在看书。从他1962年大病一场以后不能再外出，他社会调查的来源就没有了。到了1966年以后就更不要说了，整个研究环境没有了，他的书和资料都被烧掉以后他大概才不再研究了。”
“文革时，总理保护了我们家”
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学校休学了、工厂停工、大字报席卷各个校园，马寅初曾任职的北大成了大字报“集中营”，大家都在家里，不敢出门。
马家所住的东总布胡同也暗自起了变化，首先是胡同被更换成一个很革命的名字，而当时住在这条胡同里的张治中、邵力子等人都被纷纷抄了家。那个时候，马思泽路过那些空旷的院子看到熟悉的邻居都低低的弯着腰、挂着牌子，拿皮带抽打他们的都是红卫兵。
这时，马寅初一家人也坐不住，觉得有些不安，“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早晚会来，就是等着，等着一场暴风雨的来袭。”
“最初大家都不太理解，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和姐姐都去北大看大字报，那时候人山人海，报上写着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就把大字报内容抄在小本上拿回家给爷爷看。他很关注这件事情，但他也不明白是发生什么样的大事。
很快，形势变化，大字报从校园里蔓延到社会，红卫兵也走到社会了，大字报也跟着贴到了胡同里。那时候全家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我们就是等着，觉得这件事早晚也会来的。
那些被批斗的人有我同学的父母，也有我们平常的街坊邻居。我们家一直没有被冲击，但说起来也进来过一次，确实是红卫兵。那天晚上很晚，印象里是十点多钟，进来了不少，大概有二十来人。我们就问你找谁？他们回答说来抄马思通的家。我弟弟叫马思东，还有一个弟弟叫马思忠，音很像，但两人他们都还是孩子呢，所以对他们说“你们肯定搞错了。”对方听后就走了。这样一场虚惊，也让大家紧张很久。
从那之后，我们家就自己开始整理东西，爷爷的学术书籍、珍贵的往来信件，还有一些字画都被烧掉了。
刚开始是父辈们觉得贴在墙上字画对联这些东西可能属于“四旧”，已经跟当时形势不相符了，所以就跟爷爷说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吧，不要再墙上挂着。他们先是卷起来，后来才发现这些东西收起来还是“四旧”，并没消失，唯一的想法就是销毁——烧掉。我们找了一个很大的箩筐，把爷爷书房里的书找出来。他们筛选书是什么样的标准我现在也不明白。反正觉得只要是与当时形势无关的书可能都被挑出来销毁。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大人把那些东西挑出来，然后让我去烧。那写书好多，堆在那里，我们烧了整整一天。
现在想想，如果我再大几岁可能会阻止这些事情，或者至少会从里面挑一些书保留下来。实际上，最后我只保留下一幅总理对联，那是我在送进火之前挑出来的。当时我打开看到上面的落款是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这三个人我想没问题的，就卷起来放到一边。等到把所有其他东西烧完，我把那幅对联放到炉子里。火已经灭了，它就在炉膛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时还有一幅是何香凝送给我爷爷的《下山虎》，这是我爷爷非常珍视的一份礼物。从他搬进这个院子就一直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当时我把它打开看了一眼，但是不知道何香凝是谁，也烧掉了。
整个过程爷爷没说什么，都是父亲挑书，挑完后最后请爷爷看了一下，同意以后烧毁的。爷爷后期那份百万字的《农书》也是当时烧掉的，它是在一个箱子里，手写的，一张张纸，把纸再接起来，接到很长，然后再卷起来，就像古代的卷纸一样，打开一卷一卷的。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烧掉的是爷爷未完成的书稿。
烧书过后一段时间，派出所的人来说：“周总理有指示，你家是保护对象，不准任何人闯入，我们负责保护。”因此，“文革”中我爷爷本人并没有受到冲击，他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多干扰， 而且可能是跟总理的关系，他的待遇都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秘书、炊事员、司机和警卫人员等等。”
“死也得去悼总理！”
马寅初和周恩来感情深厚，1941年他被蒋介石抓捕，周恩来就曾营救他出狱；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搜捕他，还是在周恩来安排下，他躲在了一艘去香港轮船上得以逃离上海到香港，后来又辗转从香港回到了北京。
“那个年代人的感情方式不像现在，平时可能看不出来，但关键时总会不同寻常。总理在爷爷生死攸关时曾给予帮助，而我爷爷也在总理去世时流露出我从未没见过的情感。”马思泽说。
“1971年爷爷患直肠癌，第二年他住进北京医院。院方对一个91岁老人的治疗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要求直接手术，一种害怕出事要求保守治疗。最后周总理做了批示：“病人本人有动手术的要求，医务人员就应当从手术着想。由天津的金显宅、王德元主持手术，议后望告。”周总理总在我爷爷生死攸关的时刻，给予他极大的帮助，所以我爷爷很敬重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那天是礼拜天，早晨我一打开收音机，听到周总理病故的消息，我都愣了，不相信这是真的。大家没敢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爷爷。 1月10日，我家接到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请柬，这回怎么也瞒不住了。吃晚饭时，父亲把报纸给爷爷看。他看了，什么话也没说。我们建议他不要勉为其难去参加告别仪式——他患直肠癌后做了手术，大小便失禁，大家担心有什么意外，影响不好。我爷爷非常大声地说：“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
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是11日下午举行。那天我爷爷早饭、午饭都没有吃，连一口水也没喝，他怕进食进水以后要排泄，不方便。直到下午三点钟，他就躺在躺椅上等着那个时刻到来。
当时是我和三个弟弟陪他去的，那是个寒冬，他穿着很厚很厚的大衣，戴着帽子。穿了这么多衣服以后，他已经坐不进去轮椅，基本就是我们把他塞在轮椅里，无法动弹。
到北京医院以后，站在总理遗体前，大家都鞠躬，但他动不了，他就给我做出要鞠躬的表示，我明白了，就在他的后背往前推，他努力往前欠了欠身，这样也是一种敬意。
给总理鞠完躬，大家都绕着总理遗体转圈，按常规来说转完一圈就出去了，但他坚持还要再回去再转一圈。后来我发现他哭了，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他走的时候应该很安静”
1979年7月26日，中央人民个广播电台播发了题为《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
此时马寅初已经九十八岁了，历史终于在他活着的时候，有机会向老人道歉。
“爷爷去世时是在北京医院，他住院、治疗一直都是北京医院负责的。最后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好几次住医院了。每次住院时间越来越长、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在这期间已经有过三四次病危通知了，但每次发完病危通知他都缓过来，最后这一次非常突然。
那时我在班上，回到家里以后，我爱人给我在门上贴了一张条，就让我立刻赶到北京医院去。当时感觉不好，赶到医院时我是最后一个。那会儿爷爷已经去世了，家里人都在。我用手摸一摸，他的身体还是热的。
老人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话，我想他走的时候应该很安静。”（作者：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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