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之夜
作者 余杰
我病了。脸烧得像秋天熟透了的苹果。自己是医生，就为自己诊治一下。当我从口腔里拿出体温表的时候，自己也吓了一跳：40度！
夜，闪电把卫生所窗外宽大的芭蕉树叶映射在我的床边。一阵雷声过后，瓢泼的大雨倾斜而下。我不由的颤抖了一下，抱起被子蒙住自己的脑袋。
我们这个卫生所只有我和所长两个人。我是身兼数职：医生、护士、药剂师，从门诊到住院的事“里里外外一把手”。每天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搭上了，还是做不好。一个分场，五个连队，三四百号人，每天就有十来个病人。遇上流行病发作，我就更苦了。你一定会问，你们所长在干活啥？咳，别提了。她是我们场长的太太。（也许我这样来称呼领导不太妥当）她可真是一位“官太太”。在我来到这个卫生所以前，已经有五位“前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有的是“骄傲自大”；有的是“不服从领导”；有的是“怕艰苦”等等。总之都是一些“臭知识分子”，“不能好好接受再教育”的人。我就是这样破例从连队的卫生员一下子成为卫生所的“医生”了。因此，所长希望我好好干。当时，我的决心可大了，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渐渐的我明白了我的前任为什么一个个离开这里。
办公室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我听见所长在接电话。
“喂，哪里？什么，难产。你们送过来吧。”
“啪”电话挂了。我听见所长骂骂咧咧的说：“真要命，早不生晚不生，偏偏这么大的雨、这么黑的夜要生孩子了。”
所长扭动着她那圆桶般的腰走进我的宿舍。她对我说：“一会儿，三连有个难产，你处理一下。我们家老刘一会儿要来打针。”说完，她扭头就走了。似乎是一种命令，容不得你有半点违抗。明明知道我在发着高烧，却偏偏叫我处理这样棘手的事。当然，我心里也明白，凭她的技术她也处理不了。我只好艰难的支起身子，晃晃悠悠的来到办公室。
电话又响起了。
“你哪里？”我问道。
“是小王吗？你在就好了。那个猪婆（知青们气愤时是这样称呼我们所长的）混蛋！”
“什么事啊，小张。”
“我老婆难产啊，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小王，看在我们知青的面上，我求求你快来救救小琴吧！”
没等到我回话，电话被所长一把夺了过去。她对着电话大声说：“叫你们自己送来，没听见吗。小王病了，我在值班！叫我们怎么办？啊！”
我鼓足了勇气说：“所长，我去！”
所长惊讶的看着我说：“不行！”
我隐约还能听见电话里小张那绝望的叫喊声。我背起接生包，套上雨衣，不容分说的要走。所长拦住了我说：“不行，我不许你去！小王，到三连去，要过勐龙河，现在这么大的雨，河水涨得快，你过得去吗？”
多么动听啊。
她又说：“你不能去。以后这些人懒惯了，动不动就叫我们出诊，这还像话。”
我争辩道：“这是特殊情况啊。”
“特殊情况？小琴会难产吗？前两天我还为她检查过胎位，好好的，没事的！”
我一听就来气了。算了吧，你懂什么？要不是你丈夫是我们分场的一把手，你能当这个卫生所的所长吗。平时，你不懂装懂，开错药方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我们这个农场，只要男人是个当官的，老婆就能混个什么教师、会计、医生当当。至于是否胜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一人当道，鸡犬升天”。我算是看够了。用所长老公的话说：“这个卫生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老婆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工人！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嘛。这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参沙子。”真是名真言顺。要是叫这些当官的太太上生产一线，与我们一起同甘共苦。那才叫是“特殊情况”呢。
“不，我一定要去！”我忽然有了一种无名的怒火，一种冲动。
“不行，我是所长，又是值班医生！”
好大的口气啊。换句话说，我说了算，你必须听我的！
怎么办？现在我真的是浑身无力，无可奈何。来到卫生所工作快两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够从工人们愤愤不平的言谈话语中了解到我的几位前任的遭遇。都是因为不满这位所长大人的所作所为，被她的丈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赶走了。这个卫生所就好像是她的私人诊所，她就是一个“老板娘”。我清楚的知道，今夜我如果敢跨出这一步，我的下场将会和我的前任一样。我不稀罕这个工作，与这么一位所长共事，还不如到我们知青的伙伴中去。尽管艰苦，但是我们有知青的情结，有共患难的情感。
桌上，电话铃一直在响，这是一位母亲的乞求啊。
窗外，雷电在闪烁轰鸣，这是一位父亲的呼喊啊。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生命啊在哭泣！
不，我不能犹豫了。她要为她的丈夫打针（其实，她连针都不会打。要我留下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为她的丈夫打针。）哼，我才不干呢。她的丈夫当年是一个造反英雄，靠着所谓的“划线站队”当上了分场的场长。“文攻武卫”时被人打伤了腰，一到雨季天就会犯病。好吧，就叫她的丈夫领教一下她的打针的技术吧。
我终于迈开了这一步。
凭着手电的光亮，我艰难的走着。地上到处是一个接着一个小水坑。脚步是飘飘然的，也不知道踩了多少个水坑。一阵闪电下来，我“扑哧”一下倒在地上。我马上捡起一根树枝，用力支撑起身子继续想连队走去。
我不是凭着手电筒的光亮走着。眼睛在不断冒着火花，看不清前面是路还是水。这条路太熟悉了，我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的好朋友小琴，从戴红领巾的一刻起，我们一起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的岁月。我们又是一起来到了云南的农场。我们俩是好姐妹，几乎形影不离。就说小琴和小张谈恋爱，我还是一个介绍人呢。人家小张是我们上海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第一个当上连队副队长的。小琴悄悄的对我说过，这辈子找到这样一位心满意足了。小两口恩恩爱爱，实在是叫人羡慕。前几天，小琴俩口子到卫生所来检查，还特意交给我一个任务，为他们的孩子起个名字，既要有意义，又要叫得响亮！
我昏沉沉的边走边想。翻过了一道山梁后来到了勐龙河边。闪电照射下的河水在汹涌奔腾。这里曾经是干枯的河道，没有想到一下雨竟然成了一条大河。我望着眼前的一切，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从这翻腾的浪花中仿佛看见了小琴痛苦挣扎的面孔，她真和着这翻腾的浪花节拍在呼喊着：“你快点来呀！我的好姐姐。”
我没有多加考虑，一手托起接生包，一手拄着树枝，朝着河里走去。河水渐渐漫过我的小腿、漫过我的腰、漫到我的前胸。一步、一步地前进。快要到对岸的时候，水流越来越急，一个浪打过来，一阵昏晕袭来。我连忙把接生包抛向岸边，自己无力的倒在河里。
迷迷糊糊中我好像见到了小琴。那是在凤凰花盛开的时候，我们俩紧紧的依偎在一起。仰望着勐龙河边高高的山坡，眺望着山下坝子：黄澄澄的稻谷、碧绿的橡胶树、明净的水库、弯曲的河道。脚下的勐龙河水温顺祥和；头上版纳的蓝天阳光明媚。小琴兴奋地对我说，再过十年、二十年，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呢。到那是，我们能不能自豪地说，我们没有碌碌无为虚度一生，我们无愧于这一片土地！
这时，我醒了过来。自己被河水冲到岸边。我急忙站了起来，一看接生包就在不远处。我发疯似的跑了过去，跑向小琴。
来到小琴家的门口，我一下子惊呆了。
门口围着许多人。“唉，多好的姑娘啊！”“这是两条人命啊！”“走，到卫生所去，找这个婆娘算账！”
我看见小刚拿着一把斧头，一脸的怒气。“走啊，叫她偿命！”
小琴，我简直无法想象这是真的。
忽然，大家发现了我。
小张从屋里跌跌撞撞的走了出来，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他一把抓住我的双手，用嘶哑的声音吼道：“小王，你来了。小琴她走了！走了！走了！就是五分钟啊！”
我一把推开小张，冲进屋里，抱着小琴还有体温的身子叫道：“你不该死啊！”
暴风雨过去了。
我接到通知，叫我到三队劳动去。那位场长只是简单的对我说了一句话:“去锻炼一下，好好改造世界观。”
小刚被抓进了“专政队”，罪名是“乘机闹事，陷害干部”，还给了他一顶帽子“流氓行凶犯”。
场长找小张，要他“化悲痛为力量。”未了还加了一句：“你是干部，人死了就算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三天后，我扛着背包朝三队走去。路过坟地的时候，不由地走了进去。这里埋葬着十一位知青。今天，加上小琴，是第十二个坟头。他们只有二十几岁，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我看见了小张，他一个人默默的站在第十二个坟头前。
1978年4月于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八队
1979年6月5日改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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