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 队 杂 忆（12）

                                                           ——未遂“盲流”梦

                                                                                            乐 乎

  “我们新疆好地方……”耳熟能详的这首民歌，其悠扬的旋律和天山南北的景色一样美丽，令人神往。受这首歌的诱惑，早在1972年我就策划前往新疆建设兵团去摘棉花，并希望通过摘棉花而成为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工，

  去新疆摘棉花，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而是我和老友聂兄共同策划的。聂兄是六五届高中生，与我同时下放江永，其父因所谓的历史问题（伪中校军医），文革中从长沙市第一干部疗养院遣送回原籍涟源，14岁的弟弟也随年近六旬的父母到乡下务农。老的老，小的小，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岂可置之度外，袖手旁观，聂兄被迫返回涟源，身份也从知识青年变成了回乡青年，成了名副其实的被现管的五类分子家属，地位一落千丈，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明知是往火坑里跳,实属无奈之举.

  林彪事件后，聂兄处境更难，动辙得咎，地位几乎等同专政对象，再加上涟源人多地少，连年干旱，收成微薄，萌发了去新疆摘棉花挣点现钱补贴家用的念头，来信邀我同行。这主意与我的想法一拍即合，不过我不光是想挣点钱而已，主要还是想以此为跳板，希望伺机成为建设兵团的农工。

  新疆远在天涯，不是说走就走的，我还得去涟源与聂兄面谈具体细节。说实话，荷包里到涟源的车费还是有的，但去新疆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为了节省，我在长沙爬上了一列装满焦炭的涟钢专用列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煎熬，半夜时分到了涟源车站。车站到聂兄的明镜公社还有几十里路，人生地不熟，只有先住下来等天亮后在说。

  所谓“住下来”也就是睡草堆。走出车站，我随便钻进路旁的一个稻草堆睡下。稻草堆的保暖性能比想象的要好，而且防蚊性能极佳，虽说草堆里有些小爬虫，但总体的舒适程度决不亚于某些招待所或小地方的宾馆，“实践出真知”说得太贴切了。睡意朦胧中，我暗暗发誓，以后老子有出头之日，将来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竖一个纪念碑，上书“乐乎睡觉处”几个大字。不过我如今已年届花甲，一生碌碌无为，要实现这个愿望是不可能的了。

  清晨起来走到中午才到明镜公社的聂兄家，中国是闻名中外的礼仪之邦，我上门探望老友自然也不会空手，见面礼是一搪瓷把缸的猪油，这区区一点猪油，聂父母还连连道谢：“太客气哒，老朋友了，送么子礼啰。”

  涟源农村的贫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来了远方的宾客，能拿出来招待的居然是红薯饭，且红薯小如指头，似薯根。聂父母告诉我，粮食不够吃，油也不够吃，自留地少，又不准多喂家禽家畜，生产队的工分不值钱，一年到头分不到几个钱，日子不晓得是禾里熬过来的，还不晓得要挪到何年何月。因为我们相约去新疆摘棉花的事是瞒着老人家的，我无言以对，心想，待我们去新疆摘棉花挣钱，好日子就要来了，你俩老等着吧。

  聂兄的住房是一个小阁楼，漆黑一团，小窗口外是一斜坡，窗口旁放一约长两米的木板，聂兄说，鉴于江永道县对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大开杀戒的前车之鉴，不得不作些准备，万一有什么动静，就可以把木板搭到斜坡上逃生。处境凄凉，话语哀伤，更坚定了我们要去新疆的决心，逃避这令人窒息的环境，新疆地广人稀，或许还有人们自由呼吸的余地。

  正当我们紧锣密鼓进行策划时，聂母挑水跌了一跤，卧床不起，乡下郎中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无奈，只得与聂兄依依惜别，叮嘱明年再作打算。

  因各种原因，终究还是没去成新疆。九十年代到新疆旅游时,我还特地打听摘棉花的酬劳,当地人说七十年代新疆摘一公斤棉花的酬劳是1.5毛钱，一天摘80公斤就是12块钱，在生产队一个月只怕还分不到这么多现钱，没有去真可惜。如今摘一公斤棉花的酬劳涨到8毛到1块钱了，那就挣得更多了,当然很辛苦,每天起码要摘十二个小时以上。

  有时我想，如果真的到了新疆，我的人生轨迹又会怎样呢，农工？与维族姑娘成亲？建设兵团小头目？盲流……都有可能，哎，命运如风，忽左忽右，忽东忽西，不可捉摸，象贝多芬那样能扼住命运喉咙的伟人巨匠，世间又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