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土重生：农场轶事—把遗憾补回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我们乘火车离开长沙前往江永，而正是这一天晚上，长沙各电影院开始放映抗日题材故事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带着这份遗憾我们离开了故乡。

第二年（六四年），我们五个知青在场部“基建队”，实际上是五个人跟着一辆“东方红—35”轮式拖拉机干装卸，夏日的一天，一个到县城买菜回队路过我们身边的知青告诉我们：今晚县电影院放“野火春风斗古城”，我们几个一听马上决定下午走路去县城看电影。可是一个大难题—没有钱，因为是下午去，要在县城吃晚饭，还有票钱、烟钱，最少也要人平一元钱吧，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找支书借公款，吃过午饭便开始付之行动了。

我们的支书叫杨盛知，三十多快四十岁了身材高大，平易近人，是地区派到农场的国家干部之一，其级别还高于县政府科、局级，与我们相处关系很好，他有一个每天下午到我们宿舍跑一趟的习惯，为了这场电影，我们先开始演戏了。

下午杨支书又走进了我们宿舍，大家坐的睡的都有，就是不像往常那样个个跟他打招呼，看到他进门，我故意在拆着几个烟屁股卷“喇叭筒”烟抽，杨支书丢了一支烟给我，大声说：今天怎么了？没吃中饭啊？累啦？要死啦？都坐起来。大家仍然老样子，看到这样，杨支书走到我跟前，抓着我的手臂往外走，到了外面他问我今天怎么了，我说：下午没有事，大家先是想去县城理发，后来几个人掏空了口袋还湊不到三元钱，还有近半个月怎么办？（我们当时每月35斤定量和6元伙食费，加餐要另付钱，）杨支书一听，哈哈一笑说：这点事急成这样，算什么男子汉，走，去一个人跟我到场部去拿钱，每个人借支5元。听到这一说，大家一蹦而起，到场部拿了钱，往返40里路，就为了不留遗憾——看了一场“野火春风斗古城”。

后来我们借钱去看电影的事还是让杨支书知道了，狠狠批了我们一遭；怪我们不老实，不跟他讲真话。但是骂是骂，却把我们那5元一个人的借条重新作外出补贴换回来了。

杨支书是个好人，我回长沙后在单位担任釆购员时他还帮我单位解决了四个汽车轮胎呢。

             火土重生： 小幽默——没骨头

   农场知青“掺砂”以后，或恋人、或朋友经常自己开开小灶，主要是补充油水，（江永属石灰岩地质，山泉水很括油的）。

   有一日，一附近农民挑肉来卖，知青围了上去，边看肉边讨价还价，一女知青拿起一块肉说：这块肉还好，就是太多骨头了，能砍掉点骨头么？那农民接过肉往箩筐里一丢说：猪没有骨头怎么走路啰，你也有骨头哦。女知青被这农民一顿抢白，气得要死，过了一会反应过来，对那农民说：你有骨头，可是你的骨头没有这猪骨头重。这农民根本就不知道是骂他“轻骨头”，一笑了之。

（一）     逃跑

   在“建设兵团”工程中，我到开远转运从昆明来的水泥，住在一家旅馆里，一早，在大街上碰到了一个我们的长沙老乡，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他的真名实姓，只知道他原来单位就是长沙某区建筑公司，也到云南来“赚大钱”的，小名叫“驴子”，

   上次见到他还是半个月以前的事，这次一见他，发觉他消瘦了很多，面色仑白，一付有气无力的形象，留他进房坐下，递烟泡茶，知道他还没吃早餐，马上去买了碗面给他吃，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吃相，与以前判若两人，饭后与他聊了起来；才知道他是在水里泡了几个小时又走了七、八里路才来到我们这里的。

   五天前的一个上午，他在一个长沙县包头的工地上干泥工，工地上突然来了八、九个人，把全部人召回住处，叫所有人拿出公社开出的“副业证明”（我在前文曾有交代，过去农村劳动力出外搞副业赚钱到生产队买工分，要由公社开出证明，才能在外地干活和住宿的）可是驴子和另外两个人都是没有的，其他人没事继续干活，驴子三人拿着自己的行李、工具，被带去了“收容所”进行“审查”。

   在收容所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一阵哨声把所有的人叫到了一起，呵呵，昨天收容所一天的“清查行动”收获不小啊，一共“清”进来三十多个人，所方让每个人自报工种，进行登记，九点多钟吃完早中饭，每人带着工具出发了，驴子是泥工，只提着一把砌刀，木工的工具就多多了，还有没有手艺的就拿着扁担等工具，看来收容所这次又接到建筑工程业务了，走了半小时多点，来到城外一个地方，这里有一片平地，己经挖好了基础坑，看着这基础坑，驴子知道这个工程比较大，用现在这些人干活，没有四、五个月是不能完工的。“干部”宣布开工，各按自己的手艺开始干活了，那些没有手艺的就做副工——和灰、挑砖、搬木头……。出发前抽烟的人领到了十根“春城”牌香烟，这是一天的“定量”，干活中午不休息，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收工回收容所，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回到收容所才每个人领到半斤米的饭和一点盐水煮罗卜，饭后在院子里洗洗冷水脸和脚，关进了屋子里不准出来了。

   驴子怎么都睡不着，轻轻地问那些同命运的人，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得到的回答使他大吃一惊；干完这个工程能“送”回去算最快的，如果收容所又接到了工程，那就说不得了，用收容所的理由是“你们要把你们送回家的差旅费、在这里吃的伙食费、烟钱等费用赚回来，才送你们回去”。这下子让驴子更加睡不着了。

   第二天出工，驴子多了个心眼，四处留意，决心逃出这个火炕，经过仔细观察，工地前面大约百米外是一条小河，右边是一条铁路，从跨河铁桥看河水不很宽，后面是来时的路，左边是一大片浅浅茅草的开阔地，跟随他们出工的虽然有八个人，但中间有三个五十岁以上的人，另外五个可能是平常吃得太好，有了发福的跡象。有了逃跑的准备，为了麻痹看管人，驴子做事显得特别卖力，常常听到他叫喊要砌墙灰、要砖的声音，并且在收工前总要去撒尿，就这样又渡过了两天地狱般的日子。

   驴子被抓进去的第四天，上午出工时，在里面多穿了两套衣裤，走在路上和干部有说有笑的，到了工地上，仍然象以前一样干得很起劲，到了下午收工前，他又要去撒尿，这次他没有朝草地那方走去而是向河边走，干部们开始也没有注意他，直到离工地十多米远了，干部才叫他停下，他亳不理会地继续大步走着，听到了后面有了跑动的脚步声，他知道干部们追来了，这才发力向着河边猛跑，他跑到河边回头看了一眼，干部们还在二十米以外，他奋不顾身一跃跳进了河里，到了河里才知道，河水并不很深，因为这几天都没有吃饱过，自己都感到身子发虚，直接向对岸跑很可能被追上，在水面回头一看，岸边有一大块泥土突出在河面上，并且长满了杂草，心中一动，往回一退，贴背站在这岸边，水正好淹过肩膀，不会影响呼吸，刚把姿势站得舒服一点，头上响起了脚步声，追赶的人到了，这天又正好象要下雨，才下午四点多钟天空就暗了下来，听声音有三个人追来了，那边工地还留下五个人看着其他的人，这三个人商量了一阵，有一个人过去帮忙把其他人带回收容所，剩下两个在岸边坐了下来，因为他们在河中没看到驴子，还以为他潛在水下没上来，他们想在驴子出来透气时抓住他，殊不知驴子站在水里与他们比起了耐力，就这样相持了近两个小时，他们终于耐不住走了。

   听到他们走远了，为防止他们搞鬼，驴子还在水中多呆了十来分钟，他没有急着过河，而是在原处爬上岸来，坐在地上使劲揉搓着发麻又僵硬的双腿，时值冬季，虽说云南气候四季如春，然而天近傍晚又要下雨，加上一身透湿、肚子饿得咕咕叫，肌寒交迫，驴子几乎无法再站立起来，但强烈的逃生信念驱使和支持着他，经过几次努力，终于费尽力气站了起来，别无他途，只得下水渡河而行，艰难的爬上彼岸，蹒跚地往灯火通明的方向行进，夜风吹来，冷得他瑟瑟发抖，咬紧牙关，勉力前进，平时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加上他过河绕行，大约十几里路，他老兄走了几个小时，天亮边到了城边却不敢上街，一身湿衣裤倒是干得差不多了，只有等天大亮了再上街找找老乡想办法了。

   驴子进街走到旅馆前面不远处，正好碰上了我，吃过早餐，我拿了一套我的衣裤给他，让他去洗了个热水澡，然后好好睡一觉，我先出去办事，中午再到饭店为他洗尘接风。

  我转运水泥的工作早在十多天前就开始了，这个工作是把从昆明大火车上运来的水泥，找马车和人转运到开远开往河口的小火车站，用小火车运往兵团所在地的车站，今天己是一点扫尾工作，与运者结账，最迟后天一早动身返回兵团，驴子也是“命不该绝”来得正是时候，再晚两天逃出来就碰不上我了。

   中午在一家饭店为驴子办了一桌“接风酒”同时还邀请了一些湖南老乡，反正我这次在开远期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吃过一餐饭，（这于我后来没事做不无好处）席间我邀驴子到我们兵团工地去，他满口答应下来并表示感谢，其他老乡也为他有了去处而高兴。

   第三天，我与满心伤痛的驴子乘上了小火车返回兵团工地去了。

（二）“避难所”

在大西南浪迹的湖南老乡都知道，开远县是老乡们找事做、碰头、找人的最好的地方，但是又是县“收容所”隔三叉五寻找劳动力的场所，所以没有“副业证明”的人们在这里警惕性都非常高。好在他们一般只是晚上出来“清查人口”，除非他们接到了新的工程，才会迫不及待地白天出动。

然而“收容所”们也有不能为所欲为的地方，那就是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与其有牵连的单位，比如我们干过活的建设兵团、炮团。这种顾忌是从他们碰过一回“大钉子”后学乖的；

一次， 有一批人（据说有二十多个）在云南军区某部做工，工地离县城不远，己经做了一个多月了，他们不光是建房，还有别的工程，在这个时候，开远县城里没有几个外地人了，“收容所”们正好接到了一个工程，急需大量人手做事，县城找不到，就往外面找吧，反正他们“名正言顺”加上“权力在手”，这一下他们出动了七、八个人，找到这个部队去了，进门时，他们只向哨兵说是来找做工的人，因为平时来找做工的人比较多，哨兵没多问就放他们进入了营区，并指示了位置，来到工地上，“收容所”们不再查验“副业证明”了，而是叫工地上所有的人全部带上行李跟他们走，任凭包工头如何解释也没有用，又没有办法找到部队领导，心中一动马上想到了求助于哨兵，于是向伙伴们使了几个眼色，所有工人都没带行李跟随着往大门口走去，还没到门口，哨兵见一大群人向门口走来，本能地站到了大门中间，人群走近了，哨兵看到刚刚进去的几个人走在这队伍的外面，分前、中、后跟着这些在部队里做事的人，心中正感到奇怪，领头的迎上来，拿出工作证同时发话了：我们要把这些人带回收容所去。哨兵不肯放行，另一个哨兵马上进入岗亭向上级打电话汇报情况，不一会儿，从营区里开出来一辆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三个身穿四个口袋的军装的人，领头的走过去，向其中一个说了同样的话，这位解放军根本不答理他，转身对另两个人说：你们送他们进去。并指了指那些做工的人，那些人全部跟着往回转又进营房去了，“收容所”气急败坏地怪部队阻碍了他们的工作，这位解放军领导说：你把他们带走了，我没完成的工程怎么办，这些人我们都经过了调查的，没有一个坏人，部队的事不需要你操心，你们走吧。说完头也不回走上吉普车掉头扬长而去。碰了一鼻子灰的“收容所”们只得灰溜溜地转身回去了。

从那以后，凡是与部队有关的单位都是最安全的，成为了外出打工者的“避难所”，我们在建设兵团和炮团做事时，就曾各自有几个来避难的，最多的时候有十来个人在工地住两三天。

解放军与我们劳动人民一条心。

（四）“省建八公司”

前面说过，当时在云南开远有很多我们湖南人，这其中以长沙县去的人最多，加上我们这些“外乡长沙人”，使开远变得更加热闹，由于邀朋呼友、亲戚连襟…等，渐渐地株洲、祁阳、衡阳、常德、郴州……各地出来抓副业赚钱买工分的人越来越多。那时候，我们湖南搞建筑行业的省级单位只有六家，他们不论在哪一个地方都可以进行建筑工程，所以简称“省建*公司”。

我们这些“外乡长沙人”接到第一个工程以后，就经常有了到开远的时候，与大老乡（意指湖南人）们的接触也就多了，光从外表上一眼就能认出来，一来二去的，我们几个自诩的“省建七公司”就被大家认同了，凡属在大西南做事赚钱的人都是“公司”员工，这虽然只要一种自嘲的玩笑，但在现实中却有一个“资源共享”的好处；什么地方，有什么工程，还需要多少哪个工种的人，需要什么工种的人到哪里可以找到……。让老乡之间互通有无，例如当初我们需要祁阳石工的时候，一下子就找到了，梁师傅找我去“陆丰”，也很容易就找到了我，那时候可不象现在这样个个有手机，一个电话解决问题，那可是全靠互相传讯，这也就体现了“七公司”的优越性。

大概是我们到云南后的第二年，开远县来了几个年轻人，年龄大约都在二十岁出头，听他们说话是衡阳口音，这些人既不找工地做事，也很少和我们“七公司”的人打交道，整天无所事是游手好闲，并且频繁地乘坐火车来来去去。这一来马上引起了“员工”们的注意，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我们工地上，有一天下午，正好我和细夫到开远有事，看到了这些人中的两个，他们在街上闲逛，细夫本来为人就爱管闲事，他示意我们俩人跟踪着他们，倒要看看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跟踪了半个多小时，他们进入了商店，买了香烟后往旅馆走去，进入了旅馆这再没有出来，我们也正好要住旅馆，也就走了进去，向服务员打听了一下，知道了他们是四个人，住了两间房，我们在他们左边一间客房住下了。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听到他们开门走了出去，我和细夫也就相继出了门，他们四个人走进了一家饭店，我们也跟着进去了，在他们相邻的一张桌子上坐下了。

听他们说话得知，他们是衡阳市人，我们为了引起他们注意，故意提高嗓门说话，菜上来以后，我又特意要了一瓶酒（我本来就可以喝几两酒的），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找我们搭腔了，他们本就也要了两瓶酒，几句客气话后，我和他们喝上了酒，我相信“酒逢知己饮”和“酒后吐真言”的话，果然，三两酒进了肚，他们的话多了起来，一番长谈，这餐饭吃了两个多小时，饭后又一同回到了旅馆，又是一阵神聊，把他们的情况摸到一清二楚；这班人共有九个，他们是衡阳市街上人，原来一直在衡阳、长沙、株洲、湘潭之间流窜，专门在火车上进行扒窃活动，他们称之为“吃双线”，这一段时间又搞“严打”，他们是出来避风头来到开远的。我深切的知道，对这些人劝告是没有用的，但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些人，“员工”们的血汗钱正处在危险之中，我和细夫低声交流了两句，决定与他们开诚布公的把话讲开，于是我们表示了老乡之间的情谊，也说明了这些人外出做事的不容易，还把“收容所”的事情告诉了他们，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提出了一个允许他们在开远逗留的条件：不准在我们这些赚血汗钱的人身上打任何主意，否则私了以后交公，他们满口答应并负责转告另外五个人，这是在我们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故意说明了我们的力量，同时还誇大了我们和警方的关系，才能给他们定下了这个规矩。

从此以后，我们统称这些吃“自来食”的三只手们为“省建八公司”。

   到达云南不久，就听说有一段顺口溜叫“云南十八怪”，我仅仅记得四句，同时也的确证实了这四句：“云南十八怪，草帽当锅盖、裤子不穿头上戴、草包鸡蛋卖、走路还比火车快……”。让我一件件“怪事”来说。

   “草帽当锅盖”；其实那锅盖并不是一顶草帽，只不过它是用一种我们不知名的，但又比较粗的草编织而成，其形状却极象我们这边那种尖顶的棕丝斗笠。这可能与当地过去比较落后，少有木工做活有关。

   “裤子不穿头上戴”；是形容解放前苗族女同胞的服饰，是对苗族女同胞的一种侮辱性的描述，过去，苗族女同胞为了便于在山区行走劳作（如上山砍柴、挖荒等），穿着齐膝长的百折裙，小腿上扎着挷腿布，赤脚穿着草鞋，里面不穿内裤。但是，看一个苗族女同胞在家里是否能干，就看她头上的盘头布，盘得越高越大的就越能干，把布都盘到头上去了，就‘没有布做裤子穿了’，这就应了前面一怪的说法。然而当我们在云南的时候，这一怪己经不存在了，同时苗族女同胞的赤脚草鞋变成了袜子球鞋。

   “草包鸡蛋卖”确是有的，他（她）们用十几、二十几根草，顺着竖排齐，然后把鸡蛋放在上面，每放一个鸡蛋，便各用一根草在鸡蛋的上下捆扎好，顺序排放，每一“包”（应该说每一串）都是十个鸡蛋，买卖时不说鸡蛋多少钱一个，而是多少钱一包。

   “走路还比火车快”是因为云南属于山区，而铁路的修建对坡度是有严格的要求的，莫说火车，就是汽车能爬徒一些的坡都要盘山而上（我们都曾乘坐汽车经过双牌大山过），更何况火车呢，而人走路却可以抄近路，爬徒坡，自然就比火车快了。

   “十八怪”中，仅得这一点点，其余的十四“怪”，一直没有打听到，我也曾向下放到云南的四川知青、上海知青打听过，他们却也不清楚，而真正知道底细的山民们，我们又语言不通，仅说这“四怪”以博各位一笑而巳。

   红河；从中国境内靠边境线由西北向东南方流淌，到河口成为中国与越南的分界线，沿河口往东，很长一段河流就是国界线。

   河口；中国境内靠西南的最后一座城市，在这里最有看头的地方，是建造在中越接壤处的红河大桥，说它“大”，不是建造的规模大，而是它的功能大，桥面上铺设着铁轨，那肯定是通火车的，不过它是“米轨”（详见“浪迹大西南”的说明），说它是铁路桥又不全对，因为它在铁轨中又铺满了木板，使铁轨的轨面与木板面一样平，这是方便马车和汽车过桥用的，在桥梁的两边是半人高的桥栏，每根桥栏立柱上有一盏球形电灯，另外在每两个桥栏立柱中还有一根高高的电灯杆，上面也是球形的电灯，这每边的两列电灯，从中国这边桥头一直延伸到越南境内的桥头，其国界线就在桥的正中间，每到夜晚，在桥上看到，中国境内亮着高杆灯，越南境内必定亮桥栏灯，到了第二天晚上，中国境内亮桥栏灯，越南境内就是高杆灯亮了，就是这样轮番转换，远远地就能分出中越边境线了。

   我们在河口桥头的边防检查站旁，经常看到中国农民手上拿着一张纸样的东西，非常容易地就通过了检查站从桥上往越南境内走去，随身带着的背篓等物品也就随便检查一下，越南过来的农民也是同样的待遇，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是边境，会如此松懈吗？直到后来在当地干部处才问到了答案；这是历史造成的遗留问题，中国边民有土地在越南境内需要耕种，越南边民也是同样情况，对于这些人，边防军差不多都能认识了，何况还有公社的证明，他（她）们是过境种地，也就不会留难他（她）们了。

   就在河口城边的红河流域，河水也不深，仅仅河道中心作为国界处，水深也就不到两米，如果人从水里渉水而过，把衣服举起来，到对岸衣服绝对不会沾湿，但是本地居民不必渉水而过，他（她）们过境走亲戚一纸公社介绍信便可以了，外地人想逃走出国，到了越南境内语言不通，马上会被越南人送回国来，听说越南人还可以得到1000元奖金，当时中越关系还可以，不算你“判国投敌”，但是要“请”你到“收容所”，先把这笔奖金“创造”出来，然后后再做足路费，最后才“送”你回家。

   我们在河口赶集时，经常碰到越南人，他们不开口说话，倒也不容易分辨，因为毕竟都是黄种人吗。但女人却有些不同，主要是越南女人的嘴唇较我们中国女人厚一些，用现在的名词叫“性感”，但当时的我们却懵懵懂懂的不能“领会”，用老一套总觉得女人薄唇凤眼才是美，我们与她们交谈，她们也能说出比较流利的中国话。

   我们在河口待的日子并不长，但我们对河口的印象却比较深刻，听说河口现在必须有边疆通行证才能进入，我们也就不可能“故地重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