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元帅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曾经多次在重大社交场合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全报。”1963年春，我第一次看到此则报导后，心里就在琢磨：“陈毅这样的顶级大佬，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鼎鼎有名的无神论者都说这样的话，也许世上确有甚事。”但到底灵不灵验，是不是放之四海皆准，我不知道。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是出了“五服”的叔伯兄长，叫做‘春生’，小学文化，当过十三年的大队支书；一个是我的同胞兄长，叫做‘三三’，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巧的是，两个哥哥同年同月生，都出生在抗日峰火的1939年。这两个哥哥的所作所为常使我防不胜防、瞠目结舌、愤慨异常。

一、“春生”的一生一世

先说说这个‘春生’。按辈份来说，我喊他‘三哥’。“三哥”的父亲叫‘歧山’。‘歧山’只读过两年私塾，但聪明过人。早些年，家乡连年大旱，粮食歉收，食不果腹。“歧山”携妻带女流落到怀化的洪江。先帮人打短工，后摆摊做小生意，早出晚归、节衣缩食，攒了一笔钱。又跟人跑贵州学贩桐油、木材。一回生二回熟，慢慢摸到了门道，自个跑起了单帮。‘歧山’打得一手好算盘，头脑灵活，反应快，为人圆滑、四通八达，善寻商机。经过十几年打拼，‘歧山’在洪江站住了脚，又在街面上买了一个商铺，由“行商”成了“坐商”。但美中不足的是，‘歧山’妻一连五胎都是生凤不生龙，让望子心切、无后为大的‘歧山’心灰意冷，遂吃起了“鸦片”解闷，玩起“麻将”解乏。又吸毒又赌博，生意无心打理，坐吃山空，只四、五年光景，房子抵债，家境又归于零。“七.七”抗战爆发，洪江好景不再。‘歧山’携妻女又转回老家种地。也是喜从悲来，第二年歧山妻生下一子。‘歧山’大喜过望，取名‘春生’，寓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土改时，按土地法大纲规定，‘歧山’划为贫农。1955年办农业生产高级社时，‘春生’高小毕业，不巧‘歧山’因病去世，‘春生’只好辍学回家。1960年三年苦日子，‘歧山’妻患水肿病，不过一月光景，也驾鹤西去。‘春生’成了孤家寡人、赤贫一个。1964年，农村搞“四清”，‘春生’有文化、年轻，没日没夜粘着工作队，揭发、批斗，积极向上，成了运动中第一个入党的人。运动结束，‘春生’当了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主席新贵，前途似锦，马上有人提亲。一年前还被人戏称“叫花子”的人，不到三个月便娶了一个年轻漂亮、年方18的初中生。第二年生贵子，第三年四十多平方的青砖瓦房也拔地而起。27岁，短短三年，五喜临门。‘歧山’忙乎一辈子也未实现的梦想，‘春生’三下五去二就完成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春生’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他的五个姐姐在婆家也从此挺起了腰杆。‘春生’开始谋划下一步的行动——当乡干部、吃皇粮、拿工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春生’审时度势，率先“造反有理”，首先夺了大队党支部的权，把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四十多岁的老支书赶下了台，当上大队革委会主任兼民兵营长；接着，“早请示、晚汇报”向伟大领袖献忠心，把全村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高音喇叭定时播放“最高指示”、“两报一刊”文章；同时，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每天训斥“地、富、反、坏、右”。勒令“五类”分子打扫街道、做义务工。按辈份，我父亲是‘春生’的大伯父。‘春生’立场坚定地申明：“亲不亲，阶级分。”对大伯父直呼其名，屡屡点名批斗，毫不手软。1968年8月，全国清查阶级队伍。‘春生’搜集信息、拟定名单，把本地籍在外的省参事室参事、民主人士统统揪回来批斗。可怜这些六、七十岁的老人，拄着拐棍，弯腰哈背地接受训斥。在他们的脸上，解放时参加和平起义的兴奋不见了；痛斥国民党反动统治、声援共产党的激情也消失了。老人们沉默地应对着‘春生’们历数他们的反动罪行。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春生’这样干还不足以表示自己的‘忠心’，又亲拟介绍信，要到武汉揪回他的大伯母——我的母亲。介绍信内容如下：

介 绍 信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武汉市各单位革命委员会：

兹有我大队革委会主任兼民兵营长傅春生同志等叁人，前来捉拿逃跑恶霸地主份子旷紫如回原籍归案，请大力协助为盼！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XX县XX公社XX大队革命委员会（公章）

‘春生’长大至今，只到过县城，这一次揪大伯母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他先到公社革委会签意见，又到县革委政工组签意见，便带上两个人上路了。一行三人在邵阳玩了一天，在长沙游火宫殿、南门口、爱晚亭花了两天；‘春生’小时候听‘歧山’说洪江如何如何好，是有名的“小汉口”。他到武汉后，到处游窜，直实地体会了“紧走紧走，走不出汉口”的滋味。玩了三天，‘春生‘乐不思蜀！8月30日，‘春生’带着我时年62岁的老母和她的户口、粮油关系迁移证回到了老家。临行之际，我姐给‘春生’打了一个肆佰元的红包，“拜托”他善待老母。‘春生’们的武汉之行，极大地震动了我的母亲。她万万没有料到分别二十三年，自己用乳汁喂养了十个月，“走日本”时带着四处躲藏的侄儿，竟会用这种小人的手段来搞自己。母亲不吵不闹、不申辩、不流泪，毅然决然地跟着‘春生’们走。她明白自己的丈夫在社教中已被零陵县“以历史反革命”开除回乡，她的回去是迟早的事。上一次66年8月红卫兵已经上门驱赶过一次。这一次，林彪、康生、谢富治等人对“二十一种人“的围剿更彻底、更全面、更坚决。你看，动员农民找上门，看你往哪里逃！‘春生’的一系列作为，得到上级的赞许。背地里，许多乡亲说‘春生’是只“白眼狼”。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春生’的日子开始走下坡路。1978年8月，全国清查“三种人”。老支书等多人纷纷向上级领导举报‘春生’的问题：1、紧跟“四人帮”，充足“四人帮”的爪牙、打手；2、贪污、冒领、挪用民政救灾款、救济款、赈灾粮、返销粮；3、招工、招生、招兵中营私舞弊、索贿受贿；4、大队帐目不清，多吃多占；5、与多名妇女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在随后的党员登记中，‘春生’被劝退除名，从此退出大队的历史舞台。

屋漏偏逢连天雨。‘春生’的老婆受不了众人的白眼，也过不了清贫的生活，半年后丢下父子三人，投进了邵东廉桥一药材老板的怀抱。大儿子小学毕业读了一年初中便不肯再进学堂。1990年随众人去广东打工，后到深圳建筑工地当风钻工，每天包吃包住工钱60元。几年下来也赚了一笔钱。‘春生’给大儿子娶了媳妇，隔年便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孙女。欢声笑语又回到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庭。可惜好景不长，1996年大儿子经常咳嗽、胸闷。几家医院诊断为“肺部有阴影、疑似肺结核”。打针、吃药，时好时坏。拖了两年，把原来积攒的老本花了个精光，人还是做不得一点事，只好在家看小孩。小儿子也不是读书的料，小学毕业便在家混，一天到晚，不是上网玩游戏，便是三五一伙聚在一起纸牌、麻将小打小闹地赌。‘春生’忙完地里忙家里，几年光景，五十几岁的人看去足有六十多岁。转眼，小儿子也27岁了。‘春生’谋划给他娶门亲，让他自立门户，也好生个一男半女。可家里只有这一间旧房子，哪个姑娘愿进来？‘春生’打算找叔伯弟弟‘三三’试一试，跟他借点钱起屋。主意打定，说干就干。1998年5月的一天，‘春生’到‘三三”教书的中学拜访。“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三三’看到‘春生’进屋就气不打一处来。“来看看你，兄弟、兄弟，不走不亲，越走越亲……”‘春生’满脸堆笑地说，一边把提着的两只老母鸡、一条白沙烟、一袋花生放在客厅里。“你讲的比唱的还好听，那些年我被开除落难的时候，你是怎么骂我的？”‘三三’边说边比划，昔日‘春生’当众训斥他的话又回响在耳边。“好你个三三，你一不会犁田、耙地，二不会浸种、育秧，三不懂二十四节气，扯秧反手抓、割禾正手杀，红茹分不出倒顺，你当的哪门子农民？给你个八分底分是高看了你，你还蛮大的火气！你有钱时，一不养爹，二不养娘，只顾自己快活，你尽了什么孝？让你教书是误人子弟！你了吃有名，一次吃得完一只鸡，一餐吃得半斤肉，老鼠、田鸡看到你都怕。老婆也管不好，不是东家偷萝卜，就是西家扯白菜，自己不好好种，两公婆只想吃剥削饭。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百无一用，书生一个。你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是对国家的不忠。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三反’分子，只有进牢眼吃牢饭，好好改造才能变出个人……”‘春生’看到‘三三’生气，赶紧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敬给三三，一边看着‘三三’的脸，打火点烟，一边说：“都是‘四人帮’搞的鬼，害得大伯伯、大伯妈、你吃了不少的苦，我对不起你们。我是个农民，只读过小学，政策的事我也不懂。上面喊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也是个受害者。大人不记小从过。如今我也不当那个得罪人的支书了。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我们到底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谁叫我们同宗同祖连着一个姓……”官不打送礼的。‘春生’连珠炮似的一席话，‘三三’的脸也由阴转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三三’居高临下地问。“求兄弟你帮个忙，借点钱起屋。”‘春生’怯怯地说。“那你去找信用社不好？”‘三三’指着椅子朝‘春生’说：“你坐下讲。”“肉烂在锅里，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借钱都要给利息，我不如把利息给自己人。我借你的钱按月息一分五，你看好不好？”‘春生’边坐边讲。“你借多少？”‘三三’问。“借三万，利息当场给，一年到期还本，决不拖欠！如超期，按月息两分计算，决不食言。借条签字、打手印，以房子作担保。”‘春生’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等下还有节课要上，你明天再来！”‘三三’边说边往门外走。“你放心，我‘春生’借得起钱就还得起帐，人不死帐不烂，父债子还嘛。”‘春生’嘀咕着跟在‘三三’身后走。

第二天上午，‘春生’买了两条大草鱼、一罐麦乳精又到了了学校。‘三三’已等在家里。写好借条、打了手印后，‘春生’从三万元现金里点出伍仟肆佰元给‘三三’，千恩万谢后高高兴兴地回了家。这笔买卖，‘春生’以年息18%借了款，‘三三’以比银行一年期存款利息6%高两倍的利率放了贷。两人皆大欢喜。三个月后，‘春生’的第二间房建起了。半年后，小儿子媳妇也娶进了屋。‘春生’请了族人，给两兄弟分了家。老屋归大儿子，新屋归小儿子。随后‘春生’携小儿子夫妇去广东打工。三年后的2001年10月，‘春生’在老乡的搀扶下回到了久违的家。半个月后，‘春生’肝硬化、肝腹水谢世。临死，他嘱咐大儿子带话给‘三三’：“对不起了，欠你的钱来生来世变牛变马连本带息一定还给你。”

二、‘三三’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三三’是我亲大哥，排行老二，上有一姐姐，下有三弟弟一妹妹。母亲33岁农历3月初3生下他，故乳名曰‘三三’。他是长房长子、长孙，合家老少都宠爱他，吃、穿、用都惯着他。“走日本”那年，专门有一个小姨爹背着他，生怕他有个闪失；没有好吃的，到处摸鱼、捞虾也要保证他的营养。解放后，父亲因历史问题受追究，工资一降再降，加上子女多，生活变得十分困难。但‘三三’的花销却一直未曾打过折扣，有过停顿。他喜吃槟榔、猪脚、鸡爪、糖果的零嘴习惯和看电影、唱歌、跳舞、穿西装打领带的嗜好，都是1950年到1959年家庭困难时期养成的，几十年不变。但他有一个长处，就是会读书。从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一路势如破竹到本科毕业，不要父母操一点心。当然，当我们这些做弟弟的看到家庭困难，以己之力去推板车、卖小菜减轻家里生活负担的时候，他却常说他功课紧，没时间，要做作业，总之他是想尽办法以各种由头去推掉，从来没为家里尽过一分力。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赌钱，但却极端自私。他是那种“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你莫拿”的人。父母的溺爱使他成了唯我独尊的个人至上主义者。在‘三三’的心中，没有他人，只有自己。不过他在政治上却很幼稚，虽然他是我们子妹中第二个入党、党龄第二长的人。文革初期，他与“湘江风雷”一批人批斗党委宣传部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当权者东山再起，担任革委会主任后，一记重权便把‘三三’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三三’被开除公职、遗散回乡。1978年10月，‘三三’平反复职重执教鞭后，财政分两次补发了他捌仟多块的工资。也就是说，‘三三’从1963年8月参加工作到2000年5月退休的37年时间里，他一直拿着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三三’1963年8月大学毕业后，姐姐曾去信希望他每个月抽10块钱给父亲，因为父亲那时已被以“历史反革命”帽子开除，59岁了却无任何收入来源。‘三三’回信答复：“我一个月工资也就64.5元，一家三口，老婆无工作，生活困难；父母是大家的父母，要给，兄弟姐妹都给……”其时，我们四个做弟妹的，当时分别在江永、湖北、新疆三地插队、插场，生活仅能自保。‘三三’如此一说，姐姐对他也不再寄以任何想法。父母亲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仍然全部落在姐姐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