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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一九四五年.八月 ！
------父亲的足迹
写在前面的话；
今天是日本鬼子投降64周年纪念日，公元1945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六十四年前的今天，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鬼子，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跪地求饶了。在中国湖南芷江，举行了庄严的受降仪式，我的年青的父亲，以中华记者的身份，亲眼目睹了这一举国欢腾的情景，记录下这中国人相拥而泣的时刻。
满腔热血的父亲，在1939年四月，正当倭寇大举血洗中华时，以一个普通有良知的中华记者之身份，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向国人揭露国民党魁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密事，举国震动，悲愤。激起国人抗日情怀。为中华新闻史，写下了悲壮的一笔。
在血肉横飞，拼死抵抗的上海城，留下了父亲的足迹， 在炮火连天，浴血奋战的台儿庄大捷中，留下了父亲的足迹，在自己的家乡湖湘大地上，血漫长沙的保卫战中，留下了父亲的足迹。中华儿女那种刚烈不怕死的血性，始终在父亲的身上流淌着，生生不息。
抗战胜利十余年后，正当人生金贵年华的父亲，被莫名无情的剥夺他心爱的笔，打入“地狱”，惨遭罹难，只能眼睁睁的看，再也不能活生的写，这对于一个记者来讲，是何等痛苦之事。
几十年来，在湖南师大的图书资料室里，留下父亲疲惫的足迹，在师大矮小狭长的人防洞里，留下父亲挖土留下的足迹，荒蛮的湖南平江的大牛棚里，留下了父亲的足迹，父亲以一个知识人的斯文，在荒蛮的平江山里，和四条大水牛，相依相伴四年。
当父亲平静的走到另一世界时，他留下的足迹依然是那麽清晰，坚定，有力。
在平凡碎琐的日子里，父亲的足迹，永远的留在我们的梦里，心里，脑海里，时时激荡着我们平凡的心灵，给我们带来永久的温馨和亲情。
今天重读父亲几十年前写下的此文，倍觉珍贵和动人。在网友乡音大姐，楚人兄，远足四方兄的鼎力支持下，重发此文。深切的感谢他们的真诚扑实之情。
2009年八月十五日抗日胜利64周年于长沙.星沙
芷江受降侧记 ——记者 严怪愚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我正在雪峰山前线采访。八月上旬，由龙潭司回到安江。八月十五日，当时在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安江全镇哄动，镇民及安江纺纱厂工人的欢乐，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八月二十我奉报社派遣，就便乘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代表的到来。当日乘飞机到达芷江的有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和发奎以及华中、华中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下午重庆飞来运输机四架，何应钦、肖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行及新闻记者五十余人同时赶到。二十日晚上，何应钦及各方面军司令司令官卢汉、余汉谋、王耀武、与湖南省主席吴奇伟、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一度会商，认为接待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生活应全部军事化，起居饮食不但要规定时间，且应以号音为准，严肃庄重，方不失战胜国风度。同时，所有标语。便条亦应印上V字(Victory)。在这之前，筹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以第四方面军与新六军的两个副官处长赵汝汉、敬远平为主干，他们已忙碌了三日夜，才布置好这一宏伟的场面，会场原为空军第五、六队俱乐部，乃一西式平房，东西两关有出口处及休息室，正中部是会场。会场前有一空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上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为V字，上扎有“和平之神”，右边亦然，缀以“正义”两字，会场前空地旷地，高竖中、英、美、苏四国国旗。东头墙上有大红色的V字，两旁各悬四国国旗。其前置一长桌，玻璃窗均糊上绿色纸。其间空隙处，又是四国国旗各一小面，两边各摆上长桌。西墙上悬挂大钟一口，其下为新闻记者席。
在日本侵略军投降专使人员到来以前，记者们特驱车到为日方准备的招待所参观。该所位于空军总站合作社之后，有小马路可达，为一灰色平房，食宿房间各一楝。宿处系门形平房，共六间，，每室备有未加油漆的木椅、木桌、木床各一张，红色门帘，被单皆系新置。进集群上处在其左右，一有休息室，朴素而简洁，连日方投降专使人员都觉得中国方面宽大优遇。
参观后，数千人伫立在机场等候日机到来，谁知到了正午十二时，还不见踪影。当时，机场广播：日机已飞越常德，接着又说已过了辰溪。但十二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日机中途迷失方向，错认洪江为芷江，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
在机场我碰着记者冯英子。当时湖南新闻界就只有《中国晨报》有我们和沅陵《力报》黎浩三人参加。英子是报社特派来的。他告诉我，报社曾发行“号外”，全体人员渡过沅水到辰溪市区散发，市民无不欢欣鼓舞，特别是从外地流亡来的人，看了“号外”彼此握手，拥抱，跳跃，含着眼泪，互询何日买舟东归。
十一时十一分，日机飞临芷江上空，二十分，驶向指定地点着陆。飞机两翼下面各缀有日本国旗一面，两翼末端各系以四公尺长的红色布条。二十五分，在严密保护下启开机门。陆军总部派陈少将(实际上是新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接待。今井武夫在机舱口立正，问陈少将是否可以下机、陈答称：“现在可以下机了!”今井着军装，佩军刀，首先下机，面有戚色，缄默无语。陈少将检查前来联系人员的名单，宪兵草草检查行李后，十二时三十分，陈少将即引领今井及其随员七人，分乘吉普两辆入城。中外记者沿途拍照，今井横目挺胸，手握军刀，情绪颇为紧张。
日本投降专使住的招待所距机场约两公里，周围设有数层宪兵岗哨严加戒备(据说足足用了一个营的兵力)不让老百姓接近，也不许新闻记者进去采访。
二十一日下午三时二十分，陈应庄等两位少将引领今井并及其随员乘吉普开赴会场。会场正中坐着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右方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是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翻译官王武上校(其他翻译人员都立正站在王武左右)。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将领及文职人员顾毓琇、刁作谦、刘英士、龚德伯等亦都在列席。中美新闻记者数十人，从走廊一直挤到会场外面。
会谈从下午四时一直谈到五时半，所有发言均译成中、英、日三国语言，其实这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实质性的问题，肖毅肃宣布将在今井逗留的三天之内随时解决。
肖毅肃将何应钦的备忘录一份交与今井，要今井转致冈村宁次。备忘录中关于日军投降及我方军事长官受降地点曾作详细规定，似乎把降接收分成十几处，但中间没有一处有共产党军事人员，也没有划给共产党军队一个接收地区，仿佛共产党根本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应当由国民党独吞似的。这种情况，连美国记者也觉得奇怪。
肖肃毅在递交备忘录时，特别强调要日军保管各地武器及财产，说不得交与没有接收权限的任何军队及团体；否则惟日军是问。日译员木村没有将这一段话详细翻译成日语，中国译员则提出抗议，木村好重译一次。今井答复：“日军的精锐武器都在满洲国，在中国华南、华东、华中、华北都是陈旧的了!”这是挑拨，但也有几分真实。他接着又说：“中国军队想接收我们的武器吸物资的很多，我们很难对付。” 肖说：“那些都些土匪或地方杂牌部队，一点不能给他们；如果他们强行接收，日军可采取适当防卫手段。”又说：“在冈村将军完成投降手续以前，中国方面决定派冷欣中将到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冷中将一行计划与贵方代表一同前往。何总司令决定在最短的期间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和北平去，为此，美国空军地勤部队将首先进驻。希望冈村将军配合我方，作好准备。”今井说：“本文件中有显然难以执行之处，希望在此陈述意见。”肖答：“有困难，留待以后再进行联系。”会议即告结束。
在会谈中，冷欣时而站立，时而屈膝而坐，身体晃动不已，人又瘦又小，简直有点像一只猴子。新闻记者们都认为他有失国格。
芷江电信局任务繁重，新闻电报一时发不出去。我与英子商量，让他留在芷江，我于当日黄昏搭第四方面军吉普车回辰溪报社，将一切情况写成通讯发表。二十二日晨，再乘便车到芷江。
二十三日下午近三时左右，何应钦接见今井武夫，对他们“不辞辛苦远道来芷江表示慰问”。并说中国决定八月二十六至三十日空运一部分部队到南京，希望日军加以协助，然后，今井等全体人员一赴机场，下午四时飞回南京。中国陆军总部先遣人员陈昭凯少校和空军地区司令孙桐岗上校及译员一名同行。
当天晚上，何应钦就在空军驻地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庆祝“胜利”，除了已经赶回自己的司令部部署部队调遣的几位高级将领外，其他的人，包括新闻记者都参加了。何应钦捧着酒杯，到处找人交谈，喜笑颜开，我从来没见了过他这么高兴过，有记者问：“为什么接收人员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给共产党一个接收地区？”何应钦反问：“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两个领袖吗？”记者再问：“日本投降以后，我们的政府对共产党如何处置呢？”何应钦说：“只要他们不捣乱，服从指挥，政府中可以给他们一个位置的。......不过他们现在就不听指挥，在各战场上抢夺日军的武器了。这是不能允许的。”
不知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汽车西瓜，半车梨子，和一些高级糖果，我们一边听他们谈话，一边饱吃了一顿西瓜、梨子。
全文完
注解：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由南京飞抵芷江，商洽投降事宜。中国方面一般称为“芷江受降”，事实上，日本侵略军正式投降仪式是九月九日在南京举行的。本文仍称“芷江受降”。
知青网友乡音大姐注；以上尊马灯所嘱，将他们兄弟赠我的《严怪愚文集》里“芷江受降侧记”码成文字，还没来得及向严农当面说一声谢谢，他却已追随他的老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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