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沅江版转来[转帖] 知青失去了什么 作者:柳歌
知青失去了什么,这是个沉重的话题。
一部分知青失去的是生命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尤为宝贵。然而,有多少顽强而又脆弱的生命消失在上山下乡的岁月?
1970年发生在云南兵团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因碰翻煤油灯引燃茅草屋的一场大火,无情地吞噬了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十名女知青。持续了几个小时的大火过后,人们在废墟中赫然看见,十个女知青跪在地上,彼此紧紧搂抱在一起,被大火筑成一座焦黑的雕像。她们曾经生机勃勃富有弹性的肌体已经变成一堆焦炭和一碰即碎的断肢残骸。
1970年广东兵团围海造田,遇台风袭击。为保卫拦海大堤,兵团战士手挽手跳下海水筑成人墙。台风和大潮过后,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男女知青肿胀的尸体……。
1970年黑龙江兵团一师独立三团二连打渔排织网班的七名天津、北京、哈尔滨女知青,乘小船收工回连队,突遇江上起风,小船翻沉。除一人获救外,如花似玉的六个少女从此消失在滔滔黑龙江。
1970年黑龙江兵团三十五团二连战士赤手空拳扑救紧靠中苏边界的一场荒火,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的十三名女知青和一名男知青被大火夺走了生命。
1971年黑龙江兵团二十七团三十四连一女知青把水桶掉到井里,一名北京男知青下井捞水桶再没上来;又有两名天津、北京知青前赴后继下井救人也没上来;连同后来一名排长下井救人,四人皆因井下缺氧窒息而死。
1972年内蒙古兵团五师四十三团奉命扑救西乌珠穆沁旗草原荒火,人们义无反顾地向熊熊大火扑去。天亮之后,荒火烧到河滩自动熄灭,该团男女知青因救火壮烈牺牲达六十九人。半个连队的知青们随烈火而去,西乌珠穆沁火场尸横遍野。
当年云南兵团各师团每年非法越境出逃和投奔M国人民军的知青达数百人,最多一年达六百人。其中一部分永远消失在异国陌生的土地上和热带丛林中,至今下落不明。
我下乡的新疆兵团农场,一名19岁的天津男知青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另一名19岁的天津女知青被庸医——连队卫生员一针注射下去再没活过来;一名上海女知青在严寒的冬夜操作拖拉机牵引的农具开垦荒地,不慎跌落在犁铧之下,连同腹中孕育的婴儿,母子同归天国。
……
统计数字表明:仅在1978年一至十月,云南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153人,另外失踪34人。其中自杀39人,位居各种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首。(邓贤《中国知青梦》)据刘小萌所著《中国知青史•大潮》的统计,仅1974至1979年全国知青死亡人数25690人,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5899人。
我不掌握1968年至1978年这十年间有多少知青失去生命的数字,只能说失去生命的是一部分知青。但我相信,如果不是被卷进这股上山下乡的洪流中,那些早逝知青的生命之树今天依然苍翠,而今我们只能向长眠于萋萋荒草下的他(她)们遥寄哀思。
很多知青失去的是爱情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失去的爱情是很多知青毕生的难言之痛。上山下乡年代最初知青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公然谈恋爱要遭到强烈非议,这在兵团曾经是纪律。到了婚恋年龄的知青一方面身处偏僻的乡村、山区、遥远的边疆,相对狭窄的人际活动范围造成择偶的局限;另一方面服从组织、考虑政治影响及生存条件,又给知青的爱情和婚恋深深地打上时代烙印。这种特殊年代非正常因素的影响,使很多知青失去了真正的爱情,产生无数爱情悲剧和婚姻孽债。双方同为知青之间的爱情由于“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般来说感情基础比较坚实,婚姻持久,但在大返城的冲击下,也造成不少劳燕分飞、留下孽债的悲剧。而知青与农民的结合,由于婚前缺少一致性,婚后矛盾凸显,结下的苦果最多。难以称为爱情的婚姻或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为了生存型——只要有一个窝,能满足基本吃喝睡就结婚,无所谓爱情;突出政治型——一定要嫁给转业军人、共产党员、贫下中农(三块钢板)或者革命干部的子女,婚姻要突出政治,要革命化;改换门庭型——知青出身“黑五类”,为改变政治处境,找贫农为配偶,屈尊嫁娶;领导撮合型——基层干部乘人之危,威逼利诱,许诺为知青改变境况,强迫撮合成婚;解困草率型——未婚先孕,为了卸包袱,草草结婚,包袱卸完,婚姻终结。
云南兵团某团一对上海男女知青,在学校时青梅竹马,来兵团后相亲相爱,来往密切。连队领导在大会上批评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并采取组织措施强行隔开二人。一天深夜这一对情人在橡胶林里幽会被连长“捉奸拿双”,连长令连队紧急集合,把被扒得一丝不挂的二人捆绑在一起,批判示众。在宣布给二人行政记大过处分决定的当天,两个忠贞不渝的青年男女自缢殉情。
我所在新疆兵团农场某连,一个容貌姣好的上海女知青与一个原籍浙江的大学生、农业技术员在“文革”中热恋并偷尝禁果至怀孕。大学生被抓进“牛棚”,女知青面临生产。连队领导软硬兼施,逼迫女知青嫁给一个面目狰狞猥琐、年龄可以给女知青做父亲的老农。为了有一落脚之地生下无辜的婴儿,女知青暂时屈服,事后携孩子逃离。而令人遗憾的是她与技术员的恋情终究未能破镜重圆,实在是一场爱情悲剧。
白启娴的爱情和婚姻悲剧堪称突出政治的典型。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的白启娴到农村插队落户,与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她努力适应向农妇角色转变却还要无故挨丈夫的打,并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自觉举动。她收获的是“反潮流”典型的政治资本,失去的是弥足珍贵的爱情,她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
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知青的爱情婚恋是畸形的。在云南兵团,当年未婚同居、先孕后婚、私生子现象惊人。有的农场未婚同居率高达百分之七十,连队为百分之九十以上;原一团1978年一至五月统计,非婚怀孕232人,生下婴儿108名;原五团同期有私生子51人。电视剧《孽债》绝非虚构。大返城时,黎明农场未婚同居104名知青全部各奔前程;勐捧农场9000多知青中未婚同居7000多人,非婚生子200多个;勐腊农场知青离婚1000多对,弃(送)婴儿达数百个。当年那个说不清的年代,丢弃儿女、两情割断是怎样一种撕心裂肺之痛?岁月的风尘掩埋了多少知青爱情婚恋的悲怆往事?
大多数知青失去的是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和公平的就业机会
十年废学,1700万知青被堵在大学、高中校门之外。除去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知青并没有读完高中、初中的课程,其中不乏从没进过中学校门的小学生。以现在的《义务教育法》衡量,很多知青至今没有享受到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那点儿可怜的受教育程度和贫乏的知识积累被称为“知识青年”,令人赧颜。知青基本上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满怀伟大理想和抱负,本应成为共和国栋梁之才,在各领域发挥聪明才智。在我们之前,总书记和总理那一代人,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育;在我们之后,高中毕业生直升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出国留学一批又一批,以至我们的孩子都成了硕士博士。而知青中仅一小部分人于1977年复活了大学梦,大多数人则一生断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由此造成了人生命运被改写的结局。
伴随着改革开放,知青返城了。“我已是满怀疲惫……,归来却空空的行囊。”没有学历,没有专业技能,没有工作,没有自己的住房,没有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也就无法参与公平竞争。知青成为受冷落的社会群体,曾经生我养我的城市变得那样陌生。尽管知青曾经辛劳、磨难、坚韧、顽强,但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已处于下风。新闻媒体不时报道陷入困境“老知青”的遭遇和诉求,表明这一群人已处于社会底层。
一代知青失去的是青春
“蹉跎”一词是指时光白白过去,虚度光阴。电视剧《蹉跎岁月》上映之后,“蹉跎岁月”四个字已成为那个特定年代知青们经历的代名词。难道我们希望蹉跎、愿意蹉跎?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历史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著名学者余秋雨说:“在没有战争和灾荒的情况下,老三届可以说是20世纪有文化的年轻人中遭受最多磨难和折腾的群体之一。”著名知青作家蒋巍说:“只有我们的青春——中国知青一代的青春,在人类全部进化史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我以为这“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空前绝后”之处,是因为一代知青的青春不同于其他时代的青春,它缺少壮丽和美好,鲜花和音符,希望和憧憬;却充满了汗水和眼泪,苦难和艰辛,鲜血和伤痛。一代知青青春流逝之痛,应是祖国母亲之痛。
当华夏中国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馑中挺起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使国家蓄势待发急需有文化有知识有体魄的建设者之时,当世界经济飞速发展、亚洲四小龙腾飞之际,我们却在白桦林里、大草原上、黄土坡下、芦苇丛中无度地垦殖,又不断地丢弃,事实上破坏着生态环境,白白耗费着青春……。想至此,当年的知青已近暮年的我,又怎能喊出“青春无悔”?
岁月之河匆匆流去,带走了一部分知青的生命,很多知青的爱情,大多数知青读书受教育和公平就业的机会,带走了一代知青的青春,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