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广西献策老者丢命

这个时期，一些未能挤入仕途的下层知识分子，虽然对清朝社会潜藏着的危机缺乏全面的认识，但由于生活于社会下层，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有更为直观的感受。一些人为此忧心忡忡，甚至不惜违反清廷的规定，甘冒身家性命之危，致书朝廷，建言献策。像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五月，年已60的广西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列举清朝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吴英认为乾隆帝虽然普免钱粮，但“其恩未远，其泽未长”。清朝备荒之策，也“未得尽善”，“徒有救荒之名，而无救荒之实”。一旦饥荒发生，百姓“颠沟壑者有矣”，“至仓场而饥惫几死者有矣”。并以乾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广西大饥，“士女仳离，横填沟壑为例”，指责清廷“备荒无术”。吴英指出：朝廷备荒无方，直接威胁着社会的安定。他警告清廷：“夫民饱则易于驾驭，民饥则难于控制。屡朝为乱之民，皆缘岁饥，而人主不知赈恤，以致辗转流离，不轨之徒顺风一呼，万声应响。”故“备荒之策，不但牧民之职宜尔，而且国祚之所攸关，岂细故哉！”此外，吴英还对盐政问题、盗贼问题、烟草问题、寺僧问题，提出一系列见解[10]。应该说，吴英所关注的主要是清朝下层社会问题，而不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也知道自己违规献策，“罪应万死”，但仍怀着满腔经世热情，坚信自己“所欲言皆国家利赖之事”，“使生之说行，不但家国民人蒙其休，即生之若子若孙亦与沾其泽”，故虽言出祸随，亦在所不辞[11]。该策书递上后，广西巡抚姚成烈责其“生逢圣世”，“不知安分”，“虽非怨望诋毁，但语涉狂悖，又叠犯御名，核其情罪，实属重大，未便稍宽”，建议将吴英“比照大逆例凌迟处死”。乾隆帝朱批：“大学士、九卿核拟速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8世纪中后期存在于极少数知识精英中的忧患意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清朝社会危机的萌生，也就是说：清朝的社会危机虽然形成于嘉道。但肇源于乾隆，所谓“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49]。

     第二、19世纪初期流行于知识界的危机意识，其核心成分是尖锐的现实批判。令人寻味的是：这种批判具有浓郁的知识界进行“自省”的色彩。对颓废士习的批判，引发了晚清学者对清代学术道路、士林风气的深入思考，同时，也意味着这种批判具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也许，我们用尖锐而不深刻、局部而不全面来概括，是比较妥当的。

    乾隆45年7月5日早晨，广西布政使朱椿想去桂林城外一游。刚出门，路边跑出一位老者，高举一册文书跪在那里。他发现是份政策建言书……这是清代许多文字狱中一个，令人匪夷所思：赤诚忠心换来淋漓鲜血，一个人的冲动换来全家的覆亡。因为封建统治者不需要底层民众自发的政治热惰，只需要驯服和沉默。

     (见杂文月刊.5)

人民群众应当参与政治。然而他的参与应当是以自己手中的选票参与。在百姓并无选票的专制王朝，胡乱参与政治当然只会有悲惨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