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殷增侠 一个人的出身影响其一辈子。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社会名望的普通人，但她的家庭出身铸造了她的思想行为，乃至品性气质。
我妈妈殷增侠， 1928年出生于醴陵东乡殷家冲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民国初期殷家便有人出外留洋、做官、谋职。如，国民党高官何键的二女婿、银行家殷德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客死美国）。还有我妈的叔叔殷德阳，时为国大代表、粤汉铁路局局长、。刚解放时，曾在法国留学的陈毅元帅证明这位我未曾谋面的叔外公是“日本留学生，爱国抗日”，叔外公于1953年病逝于北京。
当时叔外公位高权重，但他并没有把我外公带出去任职，而是让他在家乡料理家政。外公为人厚道，在当地颇有声望，1964年四清运动，在武汉担任中学校长的大舅殷增慰的单位曾派员到醴陵乡下调查外公的历史，当地证明外公不但没作过恶，而且为革命帮过大忙。史实是发生在马日事变时，当地有两个被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誉过的农民领袖被捕，面临砍头，就是在外公找同乡程潜主席求饶以后，这两个农运领袖才得以免死。
外公家在长沙茅亭子有座庞大的花园房宅（文夕大火时被日寇飞机炸毁），我妈在这里长大。我妈珍藏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她和我大舅舅少年时抱着洋娃娃打着小洋伞的合影，其背景就是这处房宅。
殷家人思想进步，1949年7月解放军进驻长沙外围，并顺醴陵一线南下，当时有部队驻扎在殷家冲老屋，慰舅（离休干部，曾任武汉市37中学党总支书记兼校长）、简舅（湖南师大教授，著名图书管理专家）、沅姨（离休干部，曾任湖南省委党史办主任，前省委书记熊清泉夫人）、白姨（离休干部，原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秘书、湖南省粮食厅党组书记郭盛华夫人）、顺姨（曾任省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麻醉科主任，14病室党支部书记），此外，还有叔外公的儿子殷增巍（北京市重型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殷增涛（曾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殷治平（曾任北戴河计生委主任）等等一班青年学生先后踊跃报名参加“革大”，或随即参加其它工作，他们都为建设共和国作出了很大贡献。
殷家名声显赫，乃至在八十年代出了个叫殷英的乡下女孩子，冒称殷家之后，在长沙城里到处招摇，后来也竟然上了长沙户口，找到好工作。早两年我在家门口遇到了她，她打老远亲热的喊“顿毛哥哥”.她圆滚滚白胖胖的,活脱脱像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充满生命的张力.她高兴地告诉我，她现在已经有了幸福的家，孩子也读书了.她毫不掩饰地告诉我:她是殷家冲的人，当年她到长沙来做小保姆，自称是殷家后代，就是羡慕殷家的人有出息，就是要攀殷家的关系，进入省城的上流社会。
我妈妈生于名门望族，加之容貌清秀，举止娴静端庄，被称为殷家的美人。2008年我妈满八十岁时，回忆到她还是当闺女时外公就给他算了个命，说，“险如（我妈的学名）是一辈子太太命。”险如1943年在衡阳含章中学和1946年在长沙明宪女中文职十班读书时是“窈窕淑女，君子好俅”的“校花”。我爹与我妈的爱情，是产生在衡阳含章读高中时，我爹是学校引人注目的“球星”和敢与人人惧怕的学督作对的“英雄”，他们是经过先自由恋爱后由人做媒的方式于1949年2月结为连理的。
我母亲在1950年中月初三在长沙市立一医院生下我这头胎儿之后，即参加长沙市第一期保险干部班学习，她这样一个大家闺秀从此走上了为社会服务的人生道路。她工作兢兢业业，待人春天般温暖，她又青春靓丽，能歌善舞，爱参加球类活动，是宣传爱国储蓄的积极分子，且婆媳关系好，连年被评为“五好家庭”。我记得还是1962年过苦日子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妈好高兴地带来两个女学徒，并且要娭毑留她们吃午饭，娭毑爽快地接应了，可我们三兄弟都为外人来“抢食”暗自嘀咕。
1959年我爹就调往株洲工作，我爹也不想全家举迁，他最多一星期回一次。这样，柔弱的妈妈就成为了我们孩子政治上的保护伞。
记得1966年我在读的长沙市二中在工宣队的组织下展开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班级“批判会”。我在班上首当其冲，被无端戴上了一顶“伪军官”家庭出生的帽子。记得受到班上同学“口诛笔伐”之后回到家里，妈妈看到我满受委屈的样子，问我究竟，我话语未开，眼泪先流，我妈见状，义愤填膺，马上到学校找到负责我班的工宣队员，质问他：“李盾的父亲49年还是学生，何时何地当过伪军官？请按毛主席‘迈开你的双脚’的教导去调查调查！”柔懦的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亲生骨肉，一丢平日的淑女清纯，温文尔雅，在暴政面前变成了一头发怒的狮子。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母爱的伟大。我相信我母亲所找到的那位工宣队员也受到了震慑，他后来在我们班宣布学生的“认识问题”，不要再批判。
再讲“母爱下农村”。为看望我们弟兄俩，搞好与农村的关系，使我们早日招工回城，我妈先后6次到华容县城，到我所下放的乡村。记得1973年初春，妈妈从洪山头乘机帆船到了钟家沟（我所在的生产队临长江的小码头），当时正是九九寒天，阴雨霏霏，河滩堤身泥泞路烂。城里长大的她先是深一脚浅一脚地晃过河滩上的高粮杆铺成的烂泥路，然后为了翻上泥深坡滑的大堤，她不得不死死地抓住堤上的茅草兜，甚至手指深抠到泥土里，这样她那孱弱笨拙的身体才得以缓行。同下船的老乡闻知“知青的妈妈从城里来”，赶紧将她扶起，搡扶上堤岸。那次下乡回到长沙以后，我妈病了，得了恶性青光眼。你想，一个未经社会风浪的“三门”（家庭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当时一家六口分成五处，丈夫长期分居在株洲，这种打击，这种苦处，妈口里不说，然而精神上能承受得了吗？妈患病以后左眼视力锐减，医院不得不给她动手术，但也无法挽救，终至暴盲。
光阴易逝，转眼我妈已是81岁的耄耋老人，她和她两个姐姐一样在这个年纪开始老年痴呆，她现在正静静地坐在长沙老年康复医院的轮椅上，享受着她的退休工资待遇，和我们当儿子的应尽责任，还有我妻子每天给她送去的可口的饭菜。
2002年我爹去世后我就打算接我妈回长居住，我知道她的自力能力不强，可是妈妈偏偏不接受。她认为她的保姆是醴陵老家人，服从于她，而且我妈刻板得跟我那地主老财的外公一样，习惯记流水帐，以为只要记账便万事无忧。
保姆素质不高，可她天然地会盘剥文化程度高的人的钱，这种怪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屡见不鲜！保姆为了搞钱在主人面前显得十分卑微，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一旦嗅到主人对她失去了警惕，她便明的借你的钱，暗的把你屋里的财产一件一件偷走，继而在探到主人完全信任她了，保姆就“妈妈”、“妈妈”的叫得更欢了，妈妈也就放心地把自己的工资卡、一生的储蓄交给“干女儿”保管了。哪怕这样，干女儿还不过瘾，就连连地给“有钱的娘”献计，“你看人家的儿子一个月给他妈妈3000块，你三个崽，你何解不晓得问他们要啰！”这样还尤自可，保姆还要在到我妈家的亲戚面前捏白撒谎，挑拨是非，仿佛普天下只有她这个“干女子”对娘好，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多给钱吧！确实，她这样也多骗到了一些钱。终于我们三兄弟识破了保姆的罪恶勾当，做通了妈妈的工作，退掉保姆，把我妈接回长沙，让她能够平安地颐养天年！
书到此处，我妈妈的故事讲完了。但我在进一步思索，我妈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自小受到的传统规范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和学校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教育，她具有新旧道德意识整合的行为规范，这种大家规范尽管一度受到极左的亵渎，但一直都受到人民大众的由衷崇敬，哪怕就是本文先后提到的那两个醴陵乡下来的不那么检点的保姆，她们对于“富贵人家”出生的人是羡慕的，敬佩的，也总想有朝一日活得像这个样，可就是难做到。因为一个穷人哪怕经济上能翻身，但是文化修养不是一时半刻，甚至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可以修炼得到的。
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出身影响其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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