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过于沉痛的记忆，它在我们的心上扎上了一把把钢刀，尽管几十年的风雨，在表面覆盖了一片芳草，但只要外面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撩动了这一块地方，那种隐藏在内心深处，能把人的心撕裂的痛苦再一次猛烈地袭来，心中的血不可避免的再一次流淌，令人浑身发抖，灵魂也随之出窍。也许只有忘却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忘却就那么容易吗？八十年代，我再一次远离长沙之前，曾静静地回顾自己的历程，发现记得最深的就是文革的那926天（从66年6月1日到68年12月12日下乡），我几乎可以记住每一天所经历的事情！太可怕了！！这个黑色的记忆，将会像一只恶魔把我今后所有的幸福快乐无情地吞噬一尽。我下决心忘掉这一切，忘却是疗伤的最好手段。可是，尽管时间又过去了很久很久，从文革开始算来几十年都过去了，几乎是两代人的时间，但黑色的记忆幽灵，躲在心灵的大宅子的某个角落，当你自以为已经成功地把它驱赶出去了，却不知它只是躲在了你的背后，只要你一回首，它就会跳出来，狰狞地嘲笑你的无能为力。
    人们都说，文革的历史再也不会出现了，我却不是那么坚信，历史的韧性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其实我们在文革当中见到的一切，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不都早已发生过吗？在如此漫长的历史当中一定早有很多很多人说过，XX的历史再也不会发生了，但这一切却仍旧再次让我们经历了。于是好心的人，可能也包括我在内，觉得文革的亲历者有义务把这一些记录下来，让后人有所警觉，避免文革的悲剧再次发生。目前有关文革的历史，或许还是一个禁区，只有一部分人才有权纪录。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文革，于是写的人、看的人、审批的人、出版的人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文革观来对待文革历史的记录，顽强的把自己的观点加到历史记录之上，一方面要彰显自己的一贯正确，一方面要防止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和意见。我曾经说过，对文革的正确评价和真正的研究必须要到我们这些人（文革的亲历者）全部死完了才有可能。
    所以，真要记录文革的历史还真不容易！其障碍还不在人们的记性如何，记得记不得是一回事，如何去记忆如何去记录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文革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宏观规律，但又是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所亲身体验到的微观状态，很难说宏观的就是历史，微观的就不是历史。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所经历的又是极为不同的，把若干个人的经历放到一起，往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表现。麻烦的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所亲身经历的才是最真实的，于是摸到耳朵的瞎子一定认为摸到尾巴的瞎子是在胡说八道。这样，当人们自以为真实地记录历史的时候，不自觉地要反驳与自己体验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人所记录的同样真实的历史。于是，十分悲哀的，一旦有人在记录历史，马上就陷入了他所记录的历史是否真实的争辩当中，而这是一个几乎无法解脱的陷阱。为了避免麻烦，大多数人采取了回避的办法，不去记录那些自身亲历的历史体验，其结果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纪录几乎都是苍白的，或者是被歪曲的（至少是片面的）。如果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后人们在来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又会起到什么启迪或警示作用呢？那时的人们很可能又会像我们看待历史一样，哀叹：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忘却，还是记录，真真正正成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写于十六条发表43周年前夕）

同意楼主的观点。历史常常重演。

    我们的历史底蕴这么深厚，看来会变着法“再版”的。有句话：……历史惊人的相似。

富裕中农兄说：“真要记录文革的历史还真不容易！其障碍还不在人们的记性如何，记得记不得是一回事，如何去记忆如何去记录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其实我觉得社会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其发展方向是由社会中各种不同思潮的合力所决定的，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亲历者基于不同的社会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会有不同的结论，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记忆和记录就不足为奇了，因此不必为这些不同的记忆以及记忆的真实性而苦恼。最难的不是记忆和记录的不同，而是允许这些不同的记忆和记录同时存在，因为只有通过这些不同的记忆的冲撞，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国家近年来不断提倡“与时俱进”、“创新”，我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只有允许不同的意见观点存在和碰撞，才有可能得到“创新”的思想火花，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只会说：“Yes,Sir!”的人是不可能做出创新性的成果的，我最怕这样的学生。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如实地记录下来，对后人来说是精神财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尽到了历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