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君是我高中的同学。1963年春节过后，我们俩同时参加一中的插班生考试，在考场上我们认识了。

     他，瘦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当时坐在我的后面(考场上除了我们俩，全是补考生)。当他知道我也是来插班的后，很坦率地告诉我，他的书底子薄，英语又没基础，年龄大了，记性不好，只怕很难跟上班；我告诉他，我原来学的俄语，读了一年农校，把俄语丢得差不多。英语和他一样，得从头学。考完后，我们被通知分在不同的班里，试读一期后，成绩赶得班上再转正。

         也许因为我们俩的这个学习机会都来之不易，所以我们都很努力。每天上早操前在操场上，我们总是到得最早的学生之一，手中捧着英语单词本，口中念念有词。期中考试时，我的英语得了58分，他的却少得可怜。春插假后，他回校早，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谈起了自己的学习，很着急的样子。他还告诉我，班上有同学议论他，这么大的年纪，不是表哥的关系，无论如何也进不了这个地区重点高中。他的表哥是我们学校的团总支书记，我的父亲是留校教书的“右派”分子，那时候的我，心里装不得一点事儿，我告诉他，在春插假中，我听一些老师在一起打扑克时闲谈，如果不是学校同意他来插班，以我父亲的政治身份，只怕我是没法让学校接收的。他听了后，反而劝起我来了，说谁也不愿意出生在政治条件不好的家庭里，但出身不由己，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认为自己别的学科不需要花太多精力，他却门门课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所以我觉得他比我难多了。

       下半个学期，班主任竟然还让我补当上了学习委员，我的英语进步也很明显，期末考试，已经拿到了85分；他的为人也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认可，劳动肯干，运动会上，篮球、排球、田径他都能为自己班上拿到积分，并表现出了较强的组织能力。

       这一期，他总算门门及格，我们都取得了正式学籍! 也是这个学期，我的父亲被宣布摘除“右派”帽子。这件事，在我以为是天大的好事，父亲从此政治上少了一个污点呵 !于是，更加努力学习，希望能用优异的成绩来补偿出身不好的缺陷，考进名牌大学继续学习。但是，令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事实上，父亲这个政治污点----只是改头换面成为更隐蔽、内部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 ----让我和父亲受害终身! 我和陈君在偶尔相遇时，还会和往常一样谈论学习。但是，一个流言在同学中传开了：陈君爱找女同学玩，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是，和我们班上的LXX。如今我已经步入老年，对当年的事情就有了很客观的看法：近20大几的小伙子，爱和女性交往，这也在情理之中，何况他性格本来就比较随和，当兵的出身，在班上又是个活跃分子。但是，当年的我却不是这样想，在听到这些流言后，竟然也接受了同学们的提醒，从此，很少和他说话，更不要说像以往一样交流学习心得了。但是至今，我不知道他感觉到了我的疏远没有。

     时间过得飞快。

     1964年，三年苦日子后，XX又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大搞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了；学校把我们这些政治条件有“问题”的学生干部，在一个晚上全部撤换掉；

       1965年，文学界发动了对写中间人物的声讨，一部作品里的主角，农村女人赖大嫂，作为中间人物的“代表”，被批得体无完肤；

      报纸上，大篇幅地刊登着在苏联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中国留学生照片，报导他们回到祖国，在机场上接受祖国亲人们热烈欢迎的动人场面;

     .......

       一时间，“反修防修”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就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口号和行动。

       我们高三学生虽然正在紧张备考，但也有部分同学在校方的授意下，向一些出身或历史上有“问题”的老师和同学发难了：

      五十年代的“胡风分子”，历史老师杨万钟被赶出了教师队伍，回农村当牛倌；我读高二时的班主任孙，出身地主家庭，虽然他自己也表现得很积极，最终也被送去四清工作队；

       我的英语老师(曾给在缅甸的抗日美军中当过翻译官)，因他给学生出的练习题目中有一句英语例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到处都是幸福的笑脸 ”，被一名“阶级斗争觉悟高”的同学，在作文中一字一句地进行分析，结论是这个老师在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那篇作文作为范文贴在我和陈君的教室中间那道墙壁上，供大家学习；

       毕业前夕，学生中写入党申请书的人不少，同学中打小报告告密的也大有人在 ……也就在这时，我看到了班主任桌子上那张W同学要与我划清界线的保证书，同时也收到过善良的同学悄悄递给我提醒我莫太想念别人的纸条；

     “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使我更加远离陈君，人家是共产党员，政治觉悟比一般同学肯定要高，万一我说了什么让他一分析，我就没得救了！

      奇怪的是，平时活跃的陈君，这时候并没有做什么出头露面的大动作，似乎眼前这一切与他根本没什么关系，内心里我真羡慕他能安心读书！

      理化教研室的颖女老师，悄悄告诉我一个消息：我父亲“犯上犟劲，和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干了一恶仗。” 为什么事情，颖老师没说。但我父亲的倔脾气我是最清楚的。他平时少言寡语，心里有事也从来不和我说。但如果发起犟劲来，天王老子他也不怕，父亲和几个要好的老师在一起时，对根本不懂教学的政治干部常有微词，我也是听到过的。这回吵架的事，我不知道陈君知道不？但我从此更加小心翼翼地与他相处，如果远远看到了陈君走过来，我会寻找另一条可不与他碰面的路走，或者干脆走回去。

       一天下午，我和同学在教室的前坪打扫卫生，完事后，手戳扫把站在教室前的台阶上眼睛望着远处。陈君脸上带着平常的笑容，从我身后走过来站在了我面前，没法回避他，我只好淡淡地和他打招呼。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想要和我交换照片做个纪念。本来，近三年的学习，朝夕相处的同学在分别前互相交换相片，或互相签字留言，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却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没必要!”我看到他很尴尬地走开了，自己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对头。但在内心深处，我想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对待他，要不然几十年过去了，那场景为什么我还记得这么清楚呢？  

     1965年秋天，陈君顺利地考进了中央财经学院，我挑着行李去了园艺场，当年我们坐在一起插班考试时，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再坐到一起学习了!

      1966年暑假，他不知道从哪得到了我的地址，一个人找到了园艺场。往日熟悉的同学突然见面，竟然已经无话可说了。我们一起默默地吃了一餐知青饭，记得他要留下了通信地址，我还是那句伤人的话：“没必要。”

     四十二年过去了，不知道他现在可好？我写这篇文字是想告诉他，我非常感谢他在那种非常时期，能主动去看望我，同时，为我两次不礼貌的拒绝，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2009年元月31日（完）写于广东顺德  发表于湖南知青网 茶座

2009年8月6日  重发于石门知青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