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知青的婚姻问题：禁欲主义幽灵在游荡(图)
来源：天天新报　

　
　　文革”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遇到了婚姻问题。上山下乡的特殊场合，使这个问题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婚姻，而成为运动中纠结着诸多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剖析这个问题，有助于加深对运动性质和一代青年悲剧性命运的了解。本版主要从知青的婚姻政策、知青婚姻率、知青婚姻类型三方面记述了百万知青的婚恋生活。
　　婚姻政策
　　个案白启娴  

　　经济条件差，提倡“晚婚”
　　知青下乡以后或迟或早都会遇到婚姻问题,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运动的高潮期，新闻媒介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使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在农村的有效手段莫过于鼓励他们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但有关部门却把提倡晚婚作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点。
　　1970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贫下中农积极教育插队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劝导他们实行晚婚的消息。在这则消息中，是否坚持晚婚，被耸人听闻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一些地方出现的早婚苗头则被斥责为“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股“妖风”。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周恩来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他还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还乡务农，此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周恩来指出：
　　晚婚，计划生育，下乡青年提倡，造成风气，更有力量。每年100多万人到农村去，到处讲，这是最好的推广。
　　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主持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特意邀请了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到会，向她们征求意见。她们发表看法说：一般情况，知识青年下乡三年就可以生活自给。但是，一到结婚年龄，就又有困难了。在知青小组集体里凑合能过，从集体户出来，要另外安家，盖房子，买家具，需要不少钱。她们还根据当地情况算了一笔账，一个下乡青年，建房一间要用400元(材料按国家价格，用工由队里摊派，不管饭)；小农具、生活用具、家庭副业铺底约70元；伙食补助第一年大约100元；第二年大约三四十元；到结婚安家时，补助几十元；再加上书报、医药费等，每人约需700元左右。邢、侯的估计似乎乐观了些，对一大批被安置到贫困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下乡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窘迫的处境；何况多数知青始终也没领略过一个人一间屋的喜悦。即便如此，她们的估计有助于说明，下乡青年在头几年里是不具备成家立业的物质条件的。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20岁，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

影响中国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 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

第二封信: 张铁生写在白卷上的信。

第三封信: 知青肖芸致“各位领导”

第一封信: 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录入者附注：毛泽东亲笔复信并附300元钱通过邮局寄给李庆霖。复信全文如下：“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人物解读李庆霖】
李庆霖先生去世了，让人们不禁回想起往事，无限感慨。刚才看到一个帖子，把李庆霖尊为“知青之神”，俺觉得太过夸张了。跟帖中也有许多奇谈怪论，还在不失时机地神化毛，真让人哭笑不得。李庆霖先生对于知青，客观上是个有功之人，理当为此受到尊重。但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有必要对他进行一番客观的认真的解读，粉碎那些想乘机为文革、为毛、为知青下乡运动涂脂抹粉的企图。
一、李庆霖的信，证明了文革的彻底失败。
不是总有些文革爱好者，喜欢说文革是要“砸碎旧的官僚体制”吗？看看李庆霖的信吧，尽管人民政府被夺了权，改名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新生的官员们，同样是鱼肉百姓，欺上瞒下，官僚体制本身没有受到半分触动，只不过是打倒了一批被叫做“走资派”的人而已。不是总有些文革爱好者，喜欢说文革如何如何大民主吗？李庆霖没写大字报，他也不敢写，如果他写了，他一定会被套上“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反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李庆霖这封信，撕去了罩在文革头上的所有美丽的面纱，将其丑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二、李庆霖的信，揭露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本来面目。
这一点不用多说，多看看那封信就可以了。后面还要讲到另一个人对上山下乡的评论。
三、不要神化李庆霖。
有人说李庆霖写这封信是“为民请命”，俺认为不是。李庆霖的信，充其量也就是一封“上访”信，是为自己的儿女请命。当然，这封信在客观上起到了改善知青命运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当年李庆霖写的这封信，也并不是通过正规的信访渠道递上去的，也走了“后门”，否则根本不可能上达天听。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再也没人提起了。李先生信中所写，句句真实，不敢有半点夸张，也不敢对上山下乡运动有半点不满，只是诉说自己的孩子在农村的遭遇。当时为自己儿女申诉写信的大有人在，但根本就递不上去，走不到省级知青办就被打回当地了。只有这一封走了“后门”的信递上去了。
俺还要说说毛公的眼泪。有篇文章讲到毛公在游泳池听着李庆霖的信，流下了眼泪，人们不禁感慨道：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哪！俺要说，你先慢点感动！这眼泪流没流，俺是不知道，但俺知道，他老人家早就知道知青在农村的日子不好过，并不是从这封信的第一次听说，为什么一直无动于衷？现在人们喜欢用“作秀”这个词来形容一些政治家们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俺是不想用这个词的，但还是忍不住想起了这个词，真是罪过。
还是再说李庆霖吧。李庆霖得到了三百元，从此大红大紫。过了两年，在批邓的时候，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反潮流要出以公心》，文中明确表示他写那封信就是出以公心的反潮流之举。当时俺们在读那篇文章的时候就在一起议论：这人怎么吹牛都不觉得脸红啊？俺们从那封信里，怎么都读不出个“公心”来。当然，这个时候的李庆霖，早已身不由己，成了一根政治棍子了，对此不必责备李庆霖先生，当时的政治环境确实毁了一大批杰出人士，包括演样板戏的浩亮、刘庆棠，打乒乓球的庄则栋等等，这对于他们个人是悲剧，对于中华民族也是悲剧。

影响中国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 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

第二封信: 张铁生写在白卷上的信。

第三封信: 知青肖芸致“各位领导”

影响中国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 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

第二封信: 张铁生写在白卷上的信。

第三封信: 知青肖芸致“各位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