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专题】切·格瓦拉还是堂吉诃德——知青返城30年【知青公共频道】

【知青专题】肉里的像章【知青公共频道】

【知青专题】跨越国境，继续革命【知青公共频道】

【知青专题】革命的“反革命”分子【知青公共频道】

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自甘“堕落”的邓贤和大部分人一样，接受了上山下乡当知青的命令，他来到与缅甸北部山区接壤的云南陇川农场插队。在这个农场的，还有后来声名显赫的王小波、钟阿城和陈凯歌。
在陇川农场，邓贤跟王小波只隔着一条路：“我经常到他们连队去，我在315连，他在312连，他外号叫野牛，瘦高个儿。我当时做司务长，经常到他们连队拿米，他做后勤，喂猪。”
1968年，王小波初中毕业，本来可以跟母亲去安徽教育部干校，但他坚决要求去云南陇川遥远的边疆插队。到云南第一年，王小波就得了急性肝炎，那里缺医少药，母亲辗转从安徽给他寄来两斤救命白糖，一个多月后白糖到了，也已经成了蚂蚁窝。
韩少功的红卫兵战友们一车一车被拉着奔赴远方上山下乡，尽管他还不到政策规定的16岁，但他还是奔赴乡间去插队，落户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茶场：“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熔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耙头挖伤的，锄头挖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上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在神经反应之外。”
当时在湖南知青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学习小组，有影响的是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和后来成为哲学家的邓晓芒。张扬回忆说，韩少功的姐姐韩刚在当时很有影响，他们在江永的一个农场组织学习小组，研究毛主席著作，研究马恩列斯著作，结果被打成“反革命”。
当年革命的知青中越来越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1975年1月，张扬因为写小说《第二次握手》被姚文元以“反革命罪”批示逮捕，内定为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下获得平反。“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王小波曾回忆说。
1975年王小波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当了工人。直到恢复高考，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习。1988年，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3年辞职做自由撰稿人。
“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要举出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弃甲逃回城里。”王小波后来在自述中回忆。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病逝于北京。

【知青专题】闯入者和被掷入者【知青公共频道】

【知青专题】我们要回家【知青公共频道】

我们要回家

1971年随着林彪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消失，大批干部子女得以返城。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种趋势有增无减。到1978年后，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子女已经从一万人下降到不足一百人。能走的人远走高飞，留下的注定还要跋涉下去。这种不公正的境遇带给知青的感觉，第一是绝望，第二是愤怒。
“那时候回城的知青都是悄悄地离去，有的甚至是不辞而别。每个人的离开都会引起非常大的震动，也是对留下来的人的提醒，赶快走吧，否则你们就会在这里腐烂。”邓贤说，回城成了一种传染病。
1979年1月，耿马县孟定农场两百多名知青绝食绝水，要求中央派调查团了解困境，要求返城。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进入绝食现场。绝食的地点选择在农场招待所，这是一幢三面环水的土坯平房，一道大铁门将院子与外界的往来隔断。参加绝食的知青们把自己关在农场招待所的大门里，决心以死抗争。
这些和共和国同龄的青年，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长大的，这次运动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命运。绝食的人里，绝大部分是完全没有依傍，上大学又没有相应的文化水平，能被推荐的也寥寥无几。
孟定农场知青全线罢工的消息传出引发全国各地各省的知青相继发起请愿行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知青家长纷纷上街游行和公开集会，以各种方式声援边疆知青。他们喊出的口号是：“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
1979年，城市对知青筑起的堤防溃决了，知青返城的风暴开始席卷全国。
据不完全统计，仅1979年，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安置返城知青达760万人。此后陆续返城约300万人。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在云南知青为返城而发起绝食请愿的时候，萧云已经回到城市，此时她已是两岁孩子的母亲。
对于返城的知青，最显著的恐慌，一是工资，二是住房，这两样都轮不到回到城里的知青。1982年，已经成为幼儿园老师的萧云写了一封公开信，请求各级领导正视和解决返城知青的困难，信里说：“把农龄变成工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农的时间是按年算的，所以叫‘龄’，‘农龄’，就是说你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 ，一年算一年，工龄就是说你工作一年算一年。问题在这里，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知青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在当时这是一封可以被治罪的信。信发出以后萧云就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之中，那个时候看见公安就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那封信由萧云的一个亲戚带到她所在的单位科技出版社，盖了公章，附了一个信函转呈到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委办公厅正好要找胡耀邦解决问题，这封信就被办公厅的人员带到了北京，被转呈到胡耀邦的案头。
不久，湖南省委办公厅给萧云所在的工厂打来电话，说你们厂一个职工反映的知青困难情况报告收到，现在中央已经下发文件给予解决。
两个月以后萧云接到公司工会给发的一张纸条：“萧云同志，你的工龄从1965年9月15日算起。”按照新的计工方法，萧云是14年半的工龄，一下子变成老职工，一次补升三级工资。
知青们由此和没有下过乡的人，和社会上所有的人站到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

【知青专题】北京知青那些遗落在陕北的爱情【知青公共频道】

记述:北京知青那些遗落在陕北的爱情

出处：瞭望东方周刊

1968年底，有2.8万名北京知青乘坐“东方红号”专列来到延安。爱情在陕北的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而在大返城的年代，大部分已婚知青都办理了假离婚手续，打算自己回京后，再想办法把对方调到北京，但最后所有的假离婚均弄假成真……     “那时候男女关系抓得很紧”     多年以来，付育华经常会做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里，他只有三四岁的样子，一个白净的女人坐在炕沿，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女人的泪珠子不停地掉在他的脸上。这时候，一个陕北口音的女人说，“你要走了，给娃多说几句话。”     33岁的付育华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的一位农民。他曾十分好奇地给父母讲过这个梦，父母说，梦见女人是该给你娶媳妇了。     2002年国庆节，付育华与当地一位女子结婚。次日，他的父母第一次主动向他说起那个梦，“你说过的那个梦是真的，那个白净的女人是你的亲生母亲。”     1973年，刚刚出生两个月的付育华被送给了延川县的一个农民。那时他的亲生父母没有结婚，他们是北京知青。三年后的1976年，付育华的亲生父母回到了北京。公开的资料显示，在1968年底，有2.8万名北京知青乘坐“东方红号”专列来到延安。     付育华的养父母告诉他身世的同时，曾大度地对他说，他可以到北京寻找亲生父母。但付育华没有这样做。付育华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回北京后是否结婚了，“如果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我的出现只会给他们惹来麻烦。”     从至今依然留守在延安市的部分北京知青那里，付育华了解到亲生父母当年的一些事情。     他的父亲因为出身不好，插队后经常被作为“斗私批修”的对象。有一次，几位一同插队的知青嘴馋，怂恿他的父亲偷来老百姓家里养的一只狗，杀了吃肉。等大家吃完了，又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斗私批修”。付育华的母亲看不过去，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1973年初，当地知青统一检查身体时，付育华母亲肚子里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管理知青的干部找到她，轮流做工作，要她告付育华的父亲强奸罪，并允诺她可以提前调回北京。据称，当时已经给付育华的父亲定好了15年的刑期。但母亲始终坚称那是她自愿的。     “那时候的男女关系抓得很紧，好多人因此进了监狱。”在延安市黄陵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于光云对记者说。于光云曾有过类似痛心的经历。一位同来插队的知青和他谈了两年多的恋爱后，肚子最终大了起来。在怀孕已经八个多月再也无法拖下去的情况下，于光云回到北京提亲，结果被对方的父母一顿臭骂。那位知青最后做了引产手术。     1975年，于光云和黄陵县的一位女子结婚。这让他返城的愿望彻底破灭，他成了一名真正的陕北人。唯一显示他身份的，是他那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如今，于光云已经是儿孙满堂。走在曾经插队的村子里，不时会有人和他打招呼，而于光云会用地道的陕北方言回应。     于光云家里的炉子上经常炖着肉，“周围的人常说，我们北京人光为嘴活着。要在北京，天天桌上会有肉，但在这里就不行了，一个礼拜吃一次肉还有人说闲话。”为这，老婆和他吵过很多次架。每次吵架，老婆都会说起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高烧不退，但于光云拿不出住院费，差点耽误了孩子性命。不过，于光云的老婆承认，这么多年来身体还可以，“吃的东西都很有营养。” “和北京知青谈对象是摸‘高压线’”     留守黄陵县的北京知青陈志每天都要喝酒，“以前是一天一瓶，现在是三天一瓶。”     陈志的老婆是当地人，谈对象的时候，他的老婆曾被当地的政法干部扣了起来，理由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那个年代，和北京知青谈对象是一个‘高压线’，搞好了可以成家立业，搞不好就会进监狱。”陈志说。     刚刚去世的留守知青高玉珍，她的经历比陈志更为悲壮。     插队时，在一个冬天的深夜，同室的知青给高玉珍开了一个玩笑，大家让她到院子里去取尿壶。高玉珍准备穿衣服，有人说，你不用穿衣服了，尿壶就在门外面，你一取马上就回来了。但高玉珍刚一出门，同室的知青立马将门关上，并且大喊“抓贼”。同院的男知青闻声纷纷出来抓贼。     全身裸露的高玉珍慌不择路，跑进了对面的院子。这个院子住的是贫协主席杨服焕，他的老婆在几年前跳河身亡，留下一个7岁的孩子。心地善良的杨服焕用棉被将高玉珍裹了起来。     半年后，高玉珍怀孕。政法干部将杨服焕抓起来，高玉珍找到政法干部，说这一切都是她自愿的，她愿意嫁给杨服焕。     “当时我们都想不通，杨服焕是一个秃子，还有些瘸，大家因此看不起高玉珍。”留守黄陵的知青龚凤海说，“但现在才真正感觉到，高玉珍是一个值得大家尊重的人。”     高玉珍的婚姻在当地引起很多的议论。     “有人觉得，这些北京人结婚不讲什么门当户对，对那时当地风行的‘买办婚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比‘梁祝’更为可贵。”龚凤海说。     龚凤海认为，应该给高玉珍树一个碑，“按我们现行的婚姻标准来说，大家觉得高玉珍可能生活得很惨，但其实她的后半生过得很满足。她和杨服焕互相照顾，她和一个贫农相伴终生，用自己的一生来落实毛主席上山下乡的政策。至少，在精神上她是满足的。”     “如果那时回了北京，这个家肯定是完了”

【知青专题】趁我们还活着...【知青公共频道】

趁我们还活着...

  
     在互联网上点击“最后的知青”，一长串的网页、条目扑面而来。就象第一次听见孩子叫我“爷爷”，我知道，我己经老了。看到“最后的知青”这几个字，我知道，时光在送走我们。我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念活动，是知青们自己最后的晚餐。不久，在可見的未来，因为我们的耳聋眼花、苟延残喘，“知青网”也会无人问津。我们将正式走入历史。历史博物馆会不会有知青的一席之地，几十年后人们会怎样评价我们，都不得而知。在那个时候，知青一代统统离开了这个世界，评论知青的将是后人。他们评价未亲历的生活，唯一的方法是向历史讨要资料。我们能作的亊，就是当一切行将过去，趁我们还没有被老年痴呆困扰的时候，为一代知青留一份“內心的高贵”。不要被后人看成是新一代的伯夷和叔齐，起码还有祥林嫂捐门槛的勇气。那就是卸掉“青春无悔”的印记，虽然不知是谁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不让后代人感觉我们隐约的向时代谄媚，或是感受思想被禁锢的老一代的可笑，亦或是对我们“站惯了”而对个人价值忽视的可怜。虽然历史常常不顾高温下被溶炼的矿石的痛苦，只展現那把锋利的长剑。我们还是不愿意带着这个枷锁走进历史，它将经不起后代子孙的提问。
     我们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那是个谁也无法粉饰的大浩劫，从那时开始我们都丢掉了什么？我们是无数饿殍中的幸存者，我们是又一次“焚书坑儒”留下的白痴，我们是被注射了带有毒素的“营养”而在精神上畸形发育的胎儿。
      下放，是那个年代惩罚罪人，试图让他们重新作人的手段。右派要下放到农场；干部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医生下放到农村，下放是一种改造，是对带罪之身的洗刷。那一年，伟大領袖说：“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於是，我们在文革中的历史史命己经完成，最终变成前进的绊脚石，需要“再教育”。这是我们的真实身份。下放到农村，就是下放到当时中国的最底层，再下放，就是监獄了。知青是被牺牲的一代人，是被边缘化的一代人，他们在一次一次利益再分配格局中被利用被忽视被抛弃。谈不上光荣，只有无奈。他们无法选择，也无权选择，被政治“如驱羊群，驱而往，往而来，不知所之。”看看目下的日子，再想想自己的那个“火红的年代”，那种傻乎乎的慷慨激昂，唯有摇头苦笑的自嘲。惯於“忆苦思甜”的我们，若衷情於过去，该用什么心态迊接“以人为本”的民主新时代？在将要“最后”的这一刻，我们不想让“青春无悔”暗淡了知青內心的高贵。
      文明可能产生於野蛮，但我们不喜欢野蛮。
      我们熬过了苦难，但我们不赞美苦难。
      我们不害怕迫害，但我们不肯定迫害。
      我们挽不回被磋砣的靑春，但不欣尝“青春无悔”。
      我们不能不接受下岗的窘境，但是，说“我不下岗谁下岗”，那是卖乖。
      我们劫后余生，我们输给了命运，但一定要赢得人生。
      当有人告诉你：苦难让我得到磨炼，因此苦难变得可贵；迫害使我坚强，因此迫害变得必要；被人强奸使我成熟，因此没有被强奸就没有如今的淡定。你真该为他流泪。因为，称赞黑暗的是野鸡，称赞迫害的是奴才。
      我们走出来，把一切告诉后代，不是告诉他们父母的光荣，而是告诉他们我们曾经历的时代。不是告诉儿女我们曾经的“辉煌”，而是告诉他们父母的青春是怎样被时代把玩，被一误再误。让儿女懂得珍惜自已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让他们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将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要让后人知道：一代知青虽生命坎坷却活得明白。他们有勇气发出“最后的”吼声。
      告别“青春无悔”，凸现我们艰难一生内心的高贵。因此让我们有资格鄙视那种内心的卑溅，哪怕是高官富豪们的内心卑溅。

【知青专题】沉重的包袱与珍贵的宝鉴（闲话凤凰知青特刊）【知青公共频道】

沉重的包袱与珍贵的宝鉴
             （闲话凤凰知青特刊之一）

历史注定2008年的中国绝顶非凡。     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讲，不仅仅只有欢腾的奥运和飞腾的神七，也不仅仅是晶莹的冰雪和汶川地动山摇带来的灾难，当然也不仅仅只有结石娃娃三聚氰胺和一场场矿难。
    这一年更赫然记录着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纪念日，尽管无数当事人已经步入暮年,尽管主流媒体保持着缄默。
    40年过去，知青们已是满头白发，但血液依旧滚烫殷红，大家期待着，期待着国家、社会和年轻一代的朋友们，能和自己一起追忆过去的岁月，在一张又一张发黄的照片前探讨：当年我们为什么上山下乡？后来为什么会掀起返城风潮？整个社会为什么对知青渐渐集体失忆？怎样让我们的下一代少些磨难，多些温暖与光明？等等，等等。
    期待眼看变成失望。
    截至目前为止，鲜见主流媒体和报刊在这方面有所动作，倒是远在南边一隅的香港凤凰周刊有了反映：2008年8月25日，他们发行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特辑》，共刊发了知青方面的6篇文章。
    遥想当年，香港似乎没有知青上山下乡一说。但在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他们最先发出了声音，当然叫人欣慰，但又多了些个为什么。
    凤凰周刊特辑开篇文章是《或者是包袱  或者是宝鉴》，作者周兼明。文章透露出的信息是，造成学界、媒体、报刊沉寂冷漠的原因，是因为知青话题时下依然敏感。
    众所周知的“敏感”一词，如今有了心照不宣的特殊含义。它宣示着大众：凡涉“敏感”的东西，少碰为好，千万不要自讨没趣，自找麻烦，搞得上上下下都不愉快。
    官方不热乎，那么民间来担纲。诚如《六十年代》网站在《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征稿启事》中所言，如今在互联网上安家的知青网站、知青论坛、知青之家已经遍布五湖四海、已经很难计数。近三千万知青，在抚育了自己的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褐色的土地上，甚至在异国他乡掀起了记忆的狂潮，表达了对这一段生活不了的情怀，永远的牵挂。
    《启事》还说，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知青们心中，都有关于知青岁月的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岁月是如此地不饶人。疾病、劳苦、坎坷的日子，已经夺走了不少知青的生命，他们的灵魂似乎在召唤，在呼喊：我们曾经的一页的历史就这样翻过去吗？
    再过10年，我们原始的知青队伍将会进一步萎缩，历史的辩证法使然。到那时，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在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之际，让我们在内心深处去讴歌，讴歌千千万万知青们对祖国、对民族的情感和为之献身的一片赤诚；共同去追忆，追忆那曾经有过的热情、真诚、憧憬、思考、遗憾、痛苦和迷茫。  
    千千万万的知青，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永远都是共和国最忠实的儿女，他们从来也不会找祖国母亲的麻烦，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何包袱之有？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对历史、对未来、对民众缺乏自信，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
    历史注定了一代和共和国同忧愁、共患难，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安居乐业、子孙后代的尊严与幸福祈祷。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和共和国的命运血肉相连。尽管他们逐渐沦入边缘化、逐渐在被我们的社会遗忘。
    ---- 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宝鉴。

(学长吴杰先生保存的下乡前部分校友在上山下乡光荣榜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