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治辅导员
          

       他曾经：“雄赴赴，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志愿军入过党，当过文书，复员后回到了他的家乡——我下乡的生产队。因为这种特殊经历，回来后当过大队秘书，我们没有到生产队前，不知什么事情被工作组撤消了秘书。
        他是人，不是神，他与其他的社员没有两样，结婚生子。他老婆读过一点书，在当时的农村祘是个女秀才，但有风湿病，生有两子一女，在那时，靠工分吃饭年代，可以想象他的负担多么重。
       由于他读过书，个子长得高大，但从小没有干过农村技术活（某些农活还是带一部分少年功夫），个子高而显得笨。除挑担子外，其他农活都做别人不赢。毛主席说过这么一句话：“穷则思变。”为了能维持家里的生计，他也动过脑筋。                                      

       第一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比别人不少工分。生产队每年都有一次评点工工分的过程，生产队一部分人想压低他的底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除挑担子外，其他的农活都不行，当压到他9 分时，当时有人想到他会暴跳如雷，但他靜得出奇，显出一般农户没有的大将风度。当评工分完了，大家以为没有事了，这时他出来讲话了，大意是：在农活细工夫（指技术）我不如10分的，但开会听报告，听传达上级文件，同样大家都是两只耳朵，你们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出，而我这两只耳朵就是比你们记得住些。这点强处确实是别人不及的，因为那政治时代的会确实很多，为了提高工分，他故意把工分和政治扯到一块儿。沉默了好一阵子，当时大家谁都知道，这时谁坚持他9 分，他的矛头会对着谁，尽管他虽然不是秘书，但他还是一个党员 ，这样僵持下去，他不达到目的 ，是不准散会的。这时有人出来讲话了，同意他10 分，做好人的人一下就多了，虽然当时没有搞投票，也没有举手表决的仪式，但从“同意”的声音看还是不少，最后以他评底分10分而结束这次评工分会议。
       第二缩小包工与点工的差距，大家都知道，不管在任何时候，人的思想觉悟做包工和做点工效率差距很大，那时虽然没有队委会，由于他是一个党员，又讲得几句话出，因为包工的事都让他插手，他插手过的包工工分，都压得很底。包工工分是多些，但经他插手后，包工工分也多不得多少。
     第三 经常利用他的长处，在开会的时候读报或上面有什么文件精神都由他传达，他又记得住，理解得比一般的人深刻，讲的时候有声有色，久而久之，他无形中成了一个政治辅导员。尽管那时是讲政治的时候 ，但一个生产队还没有拿工分的政治辅导员的编制，有人称他为辅导员，还有人讽刺称他为教导员，因为他开会马列主义理论一套，私心是相当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明眼人一看，这是他捞工分的一种手段。
      年终分配祘账时，他又是一员，当最后一道程序，为生产队操心一年的队长、会计……等补工分时，他最后提出也要补工分，这次没有像评底分那时有阻力，很顺利地达到了目的。
      第二年，他仍旧继续他当时生产队无编制政治辅导员，直到我们离开生产队时，他仍旧是一个无编制的生产队政治辅导员。他用他的在当时生产队其他人没有的条件，一个不懂农活的每年拿比懂农活的还多的工分，養活了一个患有风湿病只能做轻农活，并有三个小孩的五口之家。
      

   为了生存，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记得下放时隔壁生产队也有位抗美援朝复员军人，1米8大个，在生产队是个强劳力，送公粮去十多里外粮站挑一百二、三十斤一担谷不在话下。虽出身富农家庭，却享受荣军待遇。

  他在前线被飞机子弹打掉一个大趾头，每到去区民政领伤残军人抚恤金时却要拄一根棍子，一瘸一拐走路。许多社员不服气，说他平时做事都是吃壮劳力工分，每个月去拿那15元抚恤金时就装拐子（当时是笔大数字），吃国家冤枉！

   我说，人家也是拿命换来的，飞机机枪子弹再偏一点打到肚子上，小命还不玩完？有本事你去试一下？那些社员就不做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