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挥间卅四年
屈指一算，我离开下放的樟树脚已经三十四年了。
那时，樟树公社是衡南县江口区的一个人民公社，位于衡阳市之东，樟树脚是樟树公社所在地，也是衡樟公路的终点，距离衡阳市中心８０公里。樟树公社是一个“一鸡唱四县”的地方：东边与安仁县交界，南边与耒阳县为邻，北边与衡东县接壤，还有一个县就是公社所属的衡南县。当地人的讲话口音有点类似于耒阳话。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衡阳市第二批知青下放（第一批是１２月２日），我当时就读的衡阳师专附中，第二批是下到樟树脚，共有１８人，由樟树公社一位姓廖的革委会副主任来校接人。在公社办了一个星期学习班，然后全部分在良田大队，又由良田大队把我们分到了其中的六个生产队，我与邹建衡（男）、蔡贤英（女）分在第一生产队（又称蔡家生产队，当地人又称作蔡家湾），这个队就在公路边，是进入樟树公社的门户，距离樟树脚约有８里路，在蔡家湾境内的那段公路长约４００米。
如果从衡阳方向来，进入蔡家湾后，公路的的左边有山，生产队的屋场依山而建，一字排开，从屋场到马路之间是稻田，有三条４０多米长两米宽的田埂路通到公路上。公路的右边是一块块的稻田，稻田的落差不大，远看起来比较平坦。穿越稻田再向右，就是一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小河，小河那边就不属蔡家湾的地盘了。这条小河我至今不知名（也许本就无名），大概有２０米宽，最深处也不过齐胸，水清而流缓，河床有一层厚厚的细砂。由于蔡家湾的河段距离公路近（２００米左右），所以１９７１年公社修山口水库时就派了一个民工班在这里挑河砂，我也是民工班的成员。又由于我就是下放在此，有两间房可住人，所以民工班的十几个人就临时住在我的房内，也在我房门前的灶上煮饭。公路左侧的半山腰有一个生产队的袖珍水库，作用不很大，因为天旱时水库也是干的。
我下放时，蔡家生产队只有１３户人家，男女老少共４０多人，是个小生产队，除了嫁进来的妇女，其余全部姓张（我至今不知为何队名不符实际，后来我们插队的四个知青中，有位姓蔡的女知青嫁在本队，总算为蔡家湾添加了一个蔡姓）。全队有１００亩水田，人平２亩多一点，每个人头还有２分自留地（如今有些文章说当时农村连自留地也没有，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你们那里割了这条“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这里却没有割），我们４个知青分到了８分稻田用来种菜，另外在山腰上还分到８分种红薯的旱地。蔡家湾有一口很好的泉水井，位于屋场一侧的山腰，被几株高大树木的浓荫遮蔽，那水清彻见底清凉微甘，全队的人家都在那挑水吃，尤其双抢时，被大太阳曝晒了几个钟头的社员和知青们，坐在树荫下稍憩，再灌上一瓜瓢清凉的泉水，听着泉水落入胃中发出“咕咚咕咚”的轻响，浑身的毛孔都洋溢着舒畅。
那时生产队的劳动价值非常低，每个劳动日只有８分钱（一个劳动日按１０分工分计算，男劳力的底分是每天１０个工分，妇女８个工分，我们刚去时都是８分），是全公社最差的一个生产队。我们下放时，国家给每人发８０元安家费，并包了第一年的口粮，以后就参与生产队的分配。我们辛辛苦苦地劳动一年，却养不活自己，我每个月还需要家里寄１０元钱来接济。
很奇怪，１９７５年我刚招工进铁路时，对曾经呆过六年零八个月的樟树脚几乎没有任何思念之情，而１９９１年从怀化铁路分局调到株洲六０一厂后，将近有八年的时间，我就开始经常做有关樟树脚的梦。这又有三种境况：
第一种：梦中的我没有形体，仿佛是一阵风，穿堂过户，快速地从房屋群的这一头跑到另一头，还能清晰地看见那些熟悉的男女老少，偶尔也会与当年同我关系最铁的哥们交谈几句，熟悉的细砂马路，马路两旁是绿油油的水稻田。甚至有时还仿佛听到一阵歌声：
几时归来哟伊人哟
几时你会回到故乡的家园
那空旷的田野，空阶的落叶
依旧是当年的情景
第二种：从很远的地方回生产队去。也许是生产队附近有条小河的缘故，这样的梦总是要绕过一个中等大的湖泊，在芦苇丛中行走一段，再弯弯曲曲地顺着一条一边是水田一边是湖泊的小路不停向前走，最后登上一个小山坡，小山坡下就是生产队前面的公路了，我的梦总是做到下了小山坡来到公路上后就中断了。
第三种：我从樟树脚出发，沿着山麓的小道向前走，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到哪儿去，沿途要经过一片竹林，小道两旁隔不多远就有一个屋场，迷迷糊糊地又往回走，然后在樟树脚街上找一家伙舖或住下或进餐。实际上，那个方向的小道我最多只走过８次，一次是扑山火，一次是夜间基干民兵演习，另外几次是进山去砍柴或扛树。并且，那条道完全是偏僻的山道，绕着山转来转去，路边根本没有屋场。
这样的梦做得多了，我就知道，那年头那地方那些事，已经与我有了一种割不断舍不下的联系，它埋葬着我的青春，也保存着我的青春，它已经成了我生命中无法缺少的一环，人生路途中的里程碑，它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烙进了我的记忆，与我浑然一体了！
于是，我就知道，我应该回去看看。回去看看——这种想法愈来愈强烈，但种种的原因，总使我未能成行，这一想就又想了１８年！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６日，８年的梦、１８年的想念、３４年的离别之情，终于划上了句号，我又来到了久违的樟树脚。
此次去的原下放樟树脚的知青共有４人：我，邹鲁军、刘启兰、邹建平，随行的有邹鲁军的夫人和弟媳、刘启兰的丈夫，还有两位刘启兰的初中同学，一行共９人。
邹建平：原衡阳师专附中３１班（我父亲教过该班的语文），下放在良田大队泰山生产队（第三生产队，也在公路边，与我的第一生产队相距６００米），他有一手好书法（我父亲生前还记得他，提起来就说他“字写得好”），又会拉二胡，那时，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学拉二胡的。由于他１９７１年就离队回衡搞病退，没有参加过山口水库建设，现在衡阳市劳动局工作。
刘启兰：原衡阳师专附中３４班（我父亲是该班的班主任），下放在良田大队荷叶生产队（第六生产队），虽然与我在一个大队，但早期接触不密切，仅认识而已。她比我先到山口水库宣传队一年，我到宣传队之后，我们之间的接触才开始频繁起来，后来公社创建良种场，宣传队的知青全体转入，她也去了，但她比我早一点离开樟树脚，好象是转到别的公社后再招工的，现已退休。在宣传队时，她是导演兼演员。
邹鲁军：原衡阳三师附小六年级学生，本可不下放的，他自己要求与师专附中的学生一起下，下放在樟树大队虎丰生产队，后调入山口水库宣传队，是宣传队的台柱：编曲、乐队指挥。他说他也在良种场干过几个月，但我记得他在创建良种场以前就转到衡阳县的车江公社去了。他现在是衡阳市颇有名气的“邹律师”。我对他的印象是：知识面广，极健谈，表现欲极强。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①初识。１９７１年初秋，我在山口水库挑沙班（住在我下放的的生产队），有一次，邹鲁军随着拖拉机来运沙（把堆放在公路边的沙铲到车厢去到水库后再卸下），他忽然跑到我面前敬了一个军礼：“你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接触。后来我问他：挑沙班十来个人都坐在一起休息，你怎么只对我一个人敬礼？他答得妙：“看到你我就知道是知青”。其实那时我外表与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皮肤晒得黑黑的，戴一顶破草帽，打着赤膊，只穿条短裤。当时他问我有何文艺特长，那时我正自己做了一把二胡在“吱吱呀呀”地学着拉，随口就回答我会拉二胡，其时宣传队招工走了一批知青，正欲招兵买马，他把我推荐上去，第三天，我就被调到了水库宣传队搞后台，但到了宣传队以后，我主要是编剧（编写一些小节目），以及出演《沙家浜》折子戏中的忠义救国军参谋长刁德一。
②离别。１９７２年仲夏，我从宣传队长马双庆（长沙知青）口中得知，公社有人想“批判”邹鲁军，于是告诉了邹鲁军，并建议他转到别的公社去。他本来也正有此意，这就促使他坚定了调离的决心，而且很快就办好了一切手续。那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生产队开夜工割禾（宣传队成员每到双抢季节都回到本生产队劳动，后来宣传队全体转入良种场后，就在良种场双抢而不回本生产队了。这也是我认为邹鲁军没有在良种场干过的根据），忽然邹鲁军来找我，说他明天就要走了，特来告辞。那年夏天，我白天是搭在一位衡阳棉纺厂的下放医生家里吃饭，晚上就睡在生产队谷仓的二楼阳台上（我特地与另一位知青万孝阳换了一床军用的圆顶蚊帐，这样只需一个支点就可以挂蚊帐了）。当晚，我与邹鲁军就在这小蚊帐中抵足而眠，畅谈竟宵。
邹鲁军与刘启兰都有私家车，我们分乘２辆小车，从衡阳市出发，前往樟树脚。
原先樟树脚虽有公路，但不通长途汽车，只能先坐长途汽车到花桥，再走２０里的田间小路到生产队（这种小路是与公路比较而言的，其实农村里是称之为大路的，所以每走四、五里路就会有一个供行人休息的小亭子）。好象是１９７１年吧，开始通长途汽车，从衡阳市到樟树脚每天一趟，路上跑三个钟头。那时在泉溪有一个汽车轮渡码头，汽车在这里往往要等上半个钟头甚至更久。
现在好了，不但不要过轮渡码头，而且还有高速公路直达冠市街。从冠市街到樟树脚虽无高速但路况也比以前好多了，据农民们说，下半年就要开始铺设水泥路面了。
过了冠市街到了宝盖楼（原宝盖公社，现为宝盖镇），邹鲁军认识的一位宝盖中学青年教师罗诗斌来迎接我们，他将担任我们的义务向导。小伙子魁梧硕长，浓眉大眼，一表人材，既谦虚又健谈，后来到樟树脚，要不是他带路，只怕我们就找不到原公社的遗址了，因为变化太大了。
小罗马上担负起向导的职责，他建议我们先从宝盖的古民居游览起。“古民居”？宝盖竟然有古民居？我下放六年多怎么不知道？
在小罗的带领下，我们经过了刻着“宝盖楼”三字的镇碑，接着就看到了隔着一个池塘的古民居。原来这所谓的古民居，就是我们以前下放时这一带农家的普通住宅，过了冠市街后一直到樟树脚，沿途都是这种式样的房屋。记得当时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古香古色的房屋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惊叹：哇，太好看了！后来我们下到生产队后，也就住在这种房屋中。小罗告诉我们，如今时过境迁，农民们都盖起了小洋楼，这种房屋大部分都已拆除，现在从冠市到樟树脚的公路沿线，就只能看到这一栋了，而且是作为古民居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属于濒临灭绝的珍稀建筑。我们绕过池塘，走近古民居，才发现这座房屋可是名副其实的“古”，估计是清朝末年建造的，堂屋的大门门楣上有一块的金字匾，上书“世承先泽”四个大字，堂屋内的大梁上也有几块类似的金字匾，看来房屋主人的祖上可能有功名。不过现在这房屋的内部破败不堪一片狼籍，估计是这户人家无法拆除只得把新房建到别处去了，而这里就无人管理了。我强烈呼吁衡南县有关部门下拨一定的维修经费，要知道，这种房屋已快成遗迹了，理应管理一下，否则一旦垮塌，就太可惜了。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