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已是我们下放到华容的第二个年头了,华容县地处血吸虫疫区,很多知青感染了血吸虫病。 4月底的一天,我和阎家禄同学第一次去县城检查血吸虫病,拿到化验结果后,都为自己没有患血吸虫病而庆幸,不知不觉走到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街口,看到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人正在张贴海报,走近一瞧,原来县城正在组织篮球比赛。县城也有蓝球队?下乡来已经有一年多没摸过球了,多么想打场蓝球啊。我壮着胆子问他:“我们是长沙下放的知识青年,喜欢打球,可不可以参加比赛?”话一出口,自已也觉得很唐突,与他素不相识,他会答应吗?他从上到下将我扫视一番,看到是个高个子,很爽快的答道“可以!可以!”并约定第二天下午五点在县城大操场与县城关篮球队比赛。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名叫谢旭光,当时是县革委会的文体专干。
当天我没有回生产队,给另一个公社的康剑平同学写了一封短信,讲我在县城己约好一场蓝球赛,请他召集几个会打球的同学明天来县城。先回去的阎家禄拿着这封“鸡毛信”当天下午翻山越岭找到了康剑平,康便当晚急忙通知其它同学。第二天中午,康建平带着原长沙二中的同学黄瑞午、高宜俊、林卫平、李伦贵和原长沙三中的同学高南平从四十公里外的生产队风尘仆仆地赶到县城与我会合,六个同学一见面,高兴的劲头不亚于在学校的时候去参加正规比赛。
临时知青球队的人是邀齐了,休息吃饭成了大问题。正好有个已招工的知青同学彭史宏就在县农机厂,那里便成了我们临时驻地。豪爽热情的彭史宏待我们如兄弟,用一个木提桶从工厂食堂打饭,用脸盆盛菜,虽然没有大鱼大肉,大家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吃了中餐又吃晚餐,足足吃掉了当学徒的彭史宏一个星期的饭菜票。很多年后,这些知青同学提起那两餐不平常的饭菜,都从心底里感激他。
下午五点我们准时赶到县城大操场,那里的火暴场面令我们大吃一惊,操场非常开阔,相当于长沙当时的东风广场,四周是草地,中间一个水泥篮球场,围着篮球场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人,大人喊,小孩叫,好不热闹。比赛一开始,我们知青球队气势就占上风,比分一路领先,很多观众也为我们助威、鼓掌。我们其实也不是高手,但在学校里参加过体育锻炼,打球的动作显得漂亮一点,身体素质也好一些,跳起来双手都可以摸到篮筐,知青球队的这些特点令小城的居民惊讶。县城关队的特点是投篮准,一个叫小名叫“国伢子”的队员是这个队的“球星”,几乎出手就是篮,对我们很大的威胁。比赛进行得很激烈,我们也打得很艰苦,毕竟有很久没有摸过篮球了,加上身体疲劳,慢慢县城关队的比分赶上来,但他们还是输几分。比赛也不知进行了多久,天色渐渐暗下来,双方队员都有点看不清了,比赛终于结束,我们倒输了一分球。这时天色已经黑下来,很多观众仍不散,围着懊丧的我们。
满怀信心的知青球队不但输掉了这场比赛,还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当天晚上到哪里去睡觉?彭史宏同学住在单身宿舍,不可能睡下这么多人,何况我们已经吃掉了他一个星期的粮食,也不好再为难他了。这时,“国伢子”看出了我们的困境,大声吆喝他手下的队员,一家带一个知青,管吃管住。“球星”的号召力真是巨大,我们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第二天我们再集合的时候,每个人都讲头天晚上吃了肉、喝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