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马灯兄欣赏!
我遥远的少年记忆里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湖南日报社宿舍,那里住着引导我姑妈人生之路的地下党人易秀娟。我从马灯兄的文章中已经得知:易秀娟、刘乐扬夫妇与同住在湖南日报社宿舍的著名记者严怪愚先生等新闻界民主人士有很好的工作合作关系,是患难之交。
受我姑妈的影响,我在七十年代当知青时起就经常独自到长岭刘老家,向他们革命前辈倾诉我的郁闷,同时我也了解到极左路线对老革命及其家属的非人道的残酷迫害,我由此感到我们新中国成立时出生的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处境要好。前几日,我读了马灯兄《挑担“豪情”回古城 ——下乡知青回城后掠影》,我的这个感觉更为强烈,我想起我仍健在的88岁高龄的姑妈,她老人家和知青网上很多知青同学介绍的颇多磨难的教师父母亲一样,值得我辈敬仰。
于是我准备结合马灯兄此篇文章,对比我们上下两代人谈谈看法,题目是《从永明马灯笔下的知青到我姑老一代小教老师的命运——谈人生无定性》。我所想讲的“无定性”,就是批判和否定极左肆虐时代的所谓“阶级定性”,如,我的姑妈明明是一个好生生的人民教师,那个时代却把她定性为“21种人”,把她及其子女遣送农村,在那个非人过的时代,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国家主席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党和人民会这样同意吗?历史会这样蛮横地作结论吗?
我已经写了介绍我姑姑的遭遇的一部分,终因近来忙而搁置下来,我也不想继续写了,就此发表如下:
我在回忆录《我的父亲李惕吾》一文中提到过我的姑姑李桂芬。
我姑姑命很苦,高中毕业后,难违母命嫁给株洲淦田一个地主老财的独儿子,我那个唯一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姑父,是学美术的,结婚后又没及时出来工作,到59年过苦日子时他不得不寻思去江西谋生。我记得那时他到长沙我家,我娭毑伺候女婿吃了饭,祈愿女婿能去江西做买卖挣钱养家糊口,他可是一女两男三个孩子的父亲啊!可是第二天早上,姑爹垂头丧气地从火车东站回来了,他说他昨夜睡在车站候车室里,放在表口袋的钱全被偷光了,这些盘缠可是我姑我爹七拼八凑好不容易筹来的!后来姑爹打道回府,在淦田老家扛着锄头下地劳动,倒在地下再也没起来了。
好在姑姑解放前便在衡山当了小学教师。她所在的学校由党的地下组织控制,介绍我姑进校当老师的就是艾木地的妈妈易秀娟。我姑继承了我祖母刻苦耐劳的秉性,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对待学校的同事就像自己的亲兄弟姊妹。每次“南岳姑姑”回长沙我们三兄弟都很高兴,姑姑不像满脑子新思想的父母亲,她爱孩子,讲故事给我们听,那么困难,她还带衡山土特产“油团子给我们”吃。姑姑来长沙总要看望调来长沙的老师和学生,有在湖南师大的武秋生,有在省二轻工作的刘昌云,有在浏正街小学工作的王碧霞,还有在省总工会工作的易秀娟等。
我姑在长沙走访亲友,我就是跟屁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