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已是我们下放到华容的第二个年头了，华容县地处血吸虫疫区，很多知青感染了血吸虫病。 4月底的一天，我和阎家禄同学第一次去县城检查血吸虫病，拿到化验结果后，都为自己没有患血吸虫病而庆幸，不知不觉走到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街口，看到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人正在张贴海报，走近一瞧，原来县城正在组织篮球比赛。县城也有蓝球队?下乡来已经有一年多没摸过球了，多么想打场蓝球啊。我壮着胆子问他：“我们是长沙下放的知识青年，喜欢打球，可不可以参加比赛？”话一出口，自已也觉得很唐突，与他素不相识，他会答应吗？他从上到下将我扫视一番，看到是个高个子，很爽快的答道“可以！可以！”并约定第二天下午五点在县城大操场与县城关篮球队比赛。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名叫谢旭光，当时是县革委会的文体专干。

当天我没有回生产队，给另一个公社的康剑平同学写了一封短信，讲我在县城己约好一场蓝球赛，请他召集几个会打球的同学明天来县城。先回去的阎家禄拿着这封“鸡毛信”当天下午翻山越岭找到了康剑平，康便当晚急忙通知其它同学。第二天中午，康建平带着原长沙二中的同学黄瑞午、高宜俊、林卫平、李伦贵和原长沙三中的同学高南平从四十公里外的生产队风尘仆仆地赶到县城与我会合，六个同学一见面，高兴的劲头不亚于在学校的时候去参加正规比赛。

临时知青球队的人是邀齐了，休息吃饭成了大问题。正好有个已招工的知青同学彭史宏就在县农机厂，那里便成了我们临时驻地。豪爽热情的彭史宏待我们如兄弟，用一个木提桶从工厂食堂打饭，用脸盆盛菜，虽然没有大鱼大肉，大家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吃了中餐又吃晚餐，足足吃掉了当学徒的彭史宏一个星期的饭菜票。很多年后，这些知青同学提起那两餐不平常的饭菜，都从心底里感激他。

下午五点我们准时赶到县城大操场，那里的火暴场面令我们大吃一惊，操场非常开阔，相当于长沙当时的东风广场，四周是草地，中间一个水泥篮球场，围着篮球场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人，大人喊，小孩叫，好不热闹。比赛一开始，我们知青球队气势就占上风，比分一路领先，很多观众也为我们助威、鼓掌。我们其实也不是高手，但在学校里参加过体育锻炼，打球的动作显得漂亮一点，身体素质也好一些，跳起来双手都可以摸到篮筐，知青球队的这些特点令小城的居民惊讶。县城关队的特点是投篮准，一个叫小名叫“国伢子”的队员是这个队的“球星”，几乎出手就是篮，对我们很大的威胁。比赛进行得很激烈，我们也打得很艰苦，毕竟有很久没有摸过篮球了，加上身体疲劳，慢慢县城关队的比分赶上来，但他们还是输几分。比赛也不知进行了多久，天色渐渐暗下来，双方队员都有点看不清了，比赛终于结束，我们倒输了一分球。这时天色已经黑下来，很多观众仍不散，围着懊丧的我们。

满怀信心的知青球队不但输掉了这场比赛，还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当天晚上到哪里去睡觉？彭史宏同学住在单身宿舍，不可能睡下这么多人，何况我们已经吃掉了他一个星期的粮食，也不好再为难他了。这时，“国伢子”看出了我们的困境，大声吆喝他手下的队员，一家带一个知青，管吃管住。“球星”的号召力真是巨大，我们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第二天我们再集合的时候，每个人都讲头天晚上吃了肉、喝了酒。

因为第一天比赛的轰动，第二天谢旭光老师又安排了我们一场比赛，时间仍然是下午五点，对手却是更厉害的县联队。我们既紧张又兴奋，议论着如何打好第二场比赛。大家凑钱吃了中饭，吃饭时竟意外的发现县城很多人在议论头天晚上的比赛，不少的人为知青球队打抱不平，认为知青球队应该赢，输了是裁判帮了县城关队的忙。因为比赛最后五分钟实际打了十多分钟，硬是挨到县城关队赢了一分的时候才吹哨结束。

第二场比赛看的人更多，人山人海，外围的人看不到就站在桌子和椅子上。双方队员开始练球、准备比赛，练了好长一段时间总不见裁判出场，观众也等不耐烦了埋怨声不断。这时谢旭光老师跑进来，跟我们说：“球赛不比了，昨天的比赛惊动了杨政委！杨政委指示：现在正是插秧大忙的时候，知识青年不搞农忙，到县城来打球干什么？不准再比赛了。”原来是县武装部的政委、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杨震山发话了，当时军代表的话谁也不敢违背，谢老师只好宣布球赛不打了，但上千人没有一个人走开，大家站在原地不动，有些大胆的观众高声喊叫：“知识青年打球也是明天回去插秧，不打球也是明天回去插秧，让他们打球！”看到观众激昂的情绪，有一个年青人从人群中间跑出来，直奔县革命委员会去了。不一会儿，这个年青人引来了一伙干部模样的人，簇拥着一个军人，个子不高，满脸威严。有人说他就是杨政委，人群自动让出一条路来。杨政委一直走到篮球场中间，双手拿住了那只篮球。全场上千名观众沉默无声，大气也不敢出，谢老师更是呆住了，只准备挨训了！只见他把球往上一抛，投了一个篮，然后对我们说：“你们比赛，我来看！”顿时人群一片欢呼，有人找来一把小凳子让杨政委坐着，他自始至终看完了比赛然后和我们握手告别。

这场比赛更加激烈，同样打到天黑才结束，知青球队虽然又输了2分，但我们仍然很高兴，因为大家尽力了，县城的老乡纯朴、善良和热情，给了我们这些完全不认识的外来者很多的掌声。

第三天，喧哗已过，我们又该面对现实了。大家怎么凑也不够回去的车票钱，只好赶早步行回生产队。从县城到生产队约四十公里，我们一路快步行走，议论着这两场比赛，饥饿和疲惫被比赛带来的兴奋掩盖着，下午还真是赶上了出工插秧。

那两场比赛我们来去无踪影，谁也没有留下姓名、地址，县城的人也只知道打球的是几个长沙的知识青年。据说后来杨政委几次在县里的知青工作会议上讲长沙知识青年球打得好，问是哪个公社的？我们投入到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艰苦农业劳动，渐渐也淡忘了这件事情。

1970年10月，我们下放快两年了，一天，我正在生产队出工，只见对面山坡上跑下来一个人，还隔好远就惊喜若狂的高喊“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原来是上次一起在县城打球的高南平。他路过公社时，突然被公社干部喊住，开始还吓一惊，后来才知道县里正在找我们。当年岳阳地区要开运动会，这是文革后第一次运动会，各县要组织篮球队，杨政委指示“一定要找到在县城打球的几个知识青年”。公社干部看高南平个子高就问是否认识“打球的几个知识青年”？这样，我们终于被公社干部找到了，几天以后，那次打球的5个人被召入集到县城，蓝球队教练就是那位贴海报的谢旭光老师。我们都很高兴，有饱饭吃了，有球打了，说不定还可以招工到县城。谢老师非常信任我，我开出的名单他都通知到县城集训。我也趁机大帮同学们的忙，名单开了一大串，至少让大家吃几天饱饭。更巧的是我们的领队就是那位跑出去引来杨政委的年青人—蔡大容，当时是革委会的普通干部，后来担任了县科协主任。在那个年代，他能跑去找杨政委，请求他改变指示，还是需要一定胆量的。杨政委先指示不让知青打球，后到现场，又改变指示，一直看完比赛，后又一再指示寻找这些知识青年，在那时也是难能可贵的。杨政委后来到了岳阳军分区当了副政委。

当年的岳阳地区运动会，在四十个队参加的比赛中，我们县男队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通过那次运动会，我被选入地区蓝球队，安排到岳阳一个工厂当工人。第二年县队加强训练，又因为神投手“国伢子”的加入，华容队打了岳阳地区第一名。参加过县球队的男女知青，大都招工到了县里的工厂，现又转回了长沙工作。康剑平仍从事体育工作，是一名高级教师，王瑞午是某设计院的总工程师，高南平成了政府官员，大家都事业有成，成为各自工作单位的骨干。

两场篮球比赛改变了我们一些人的人生轨迹，这种改变不是因为我们的球艺，而是那个年代，小城居民和谢旭光、蔡大容以及杨政委难得的宽容。他们可能早已忘记这些， 但我们却总是记得。1989年我到湖北出差，路过华容县，专程去寻找县城的大操场和篮球场，可惜找不到了，大操场已经开发成房地产，布满了房屋，整个县城已无一块空地。最美好的地方虽已消失，但最美好的回忆却珍藏在心里并永恒。

我也是因为73年地区运动会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次运动规模空前的大，项目也齐，华容县是羽毛球赛区。总指挥是教肓局菅局长。我带领县男，女队，获得女子第三名，男子第四名的好成绩，为我当年考大学过政审关铺平了道路。

所以有艺不涨肚子，它也是一块敲门砖。

谢谢蔡家湾、小聪哥 、寨牙老团、 pengje 等网友的关注。再发三张照片

1、当年球队在华容县篮球场的合影（雨虹提供照片）。那时我们多年轻！阳光！最后排左2张老三，左3高南平，左4黄瑞午，右1康剑平.

2、2005年11月几个当年的知青球友第一次相聚。岁月无情，我们已经两鬓白发，但知青的往事仍让我们激动。左边算起依次为高南平、张老三、彭史宏、黄瑞午、康剑平。

3、2005年11月在华容县宾馆与当年华容县篮球队的老队员合影。左5为神投手“国伢子”。

补充：右2为集成垸红旗大队知青吴仰高，前左二为雨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