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岁月·五中往事（下）
1977年秋季的高35班，聚集了五中全校师生羡慕和期待的眼光。这是在高一年级学生中选拔重组的一个重点班，也是调皮捣蛋“搞得狠”的孩子比较集中的一个班，这样的集体当然是充满活力且故事多多的。学校安排我担任班主任和语文教学，杨、韦两位老师担纲数学和英语，其他学科都是经验丰富的中老年教师任教。
清早，天蒙蒙亮，起床的钟声就敲响了。一阵阵急促的集合哨声后，班主任们领着各自的班级争先恐后地冲出校门，在盘山公路上你追我赶。大家上气不接下气，还较着劲扯着嗓门喊口号，把脚步声跺得整齐而有力。大汗淋漓的跑回学校后，在小溪里随便洗涮一下，早自习的钟声就响了，校园里马上又是一片琅琅的读书声。老师们夹着教科书备课本，早早地赶到教室门口等候上课的钟声敲响。敲钟的是五十多岁的李子隽老师，从县城师范学校“下放”到五中来的。他把半截铁轨敲得清脆悦耳余音袅袅，似乎比以往要富于激情。这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山区小镇五中校园里寻常而生机勃勃的一天的开始。
现在的课堂纪律当然要好多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也令人感动。虽然知识基础非常糟糕，但山里孩子对未来的期待和对山外世界的向往，使他们的学习态度异常地自觉和执着。晚自习供电10点结束后，常常会有同学偷偷留在教室，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摇曳的火苗下搞到很晚。那几年老师们也经常工作到深夜，我有时临睡前不放心到教室里去转转，经常发现凌晨一两点了教室里还有灯光。如果哪天晚自习发电机出了问题，五十几盏煤油灯会把教室搞得乌烟瘴气令人窒息，每个人的鼻孔都熏得黑黑的，时常还会有人把头发眉毛烧掉一绺。轮到值班的老师同样守在讲台上，只是他们用的灯科技含量要高点——学校給每个老师配备了“马灯”，这是一种可以提着走的有玻璃罩和金属外壳的防风煤油灯。
教化学的周兰媛老师是个极认真的人，有天下午放学对几个没交作业的同学说，今天晚上没有完成作业不要想睡觉！结果几个同学晚自习时把被子扛到教室里，准备搞他个通宵，周老师也提着“马灯”守在教室里改作业。太晚了的时候我只好出面讲情担保，才将几个人赶回宿舍睡觉。即使在宿舍熄了灯也有人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背书做题。有一次有个同学半夜爬起来点着蜡烛在床上看书，迷迷糊糊中引燃了蚊帐差点酿成大祸。
山里的孩子读书特别努力，也因了那几年高考录取率实在太低只有百分之三，这还包括中专的录取在内，竞争实在太残酷太惨烈！更不堪的是学习这么苦，很多学生却整天饥肠辘辘吃不饱饭。那时五中一天吃两顿，餐餐萝卜酸菜。有些学生家里实在太穷还只能吃一顿，或者带些红薯洋芋请大师傅蒸了，悄悄地拿了躲到一边去吃，怕同学们看到了难为情——彭小春多年后谈到在五中的学习生活时，说他当年就是这样做的。彭是高40班的学生，后来在长沙一个资产上亿的公司做老总。杜崇烟也说过类似的话，杜也是个家里没什么余粮的穷孩子。他在高35班插班复读了几个星期，大学毕业后曾经做到了龙山县长和湘西州长。
学生的肚子填不饱，老师的肚子则主要是没有油水。五中的教工小食堂也只吃两顿，平时很少有荤菜。每餐都少不了的是水泡酸菜，直“刮”得大家肚子肠子咕嘟咕嘟冒酸水。“赶场”的时候，家不在学校的老师会几个人凑份子称几斤猪肉狗肉大块大块地炖成一锅，然后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大嚼，这叫“打平伙”，可能是当时能够想象到的最开心的物质享受了。有一次，我还应邀跑几十里山路，专程到汪、李两位老师的父母家里去吃腊肉。可想而知那个年代，一块腊肉的诱惑有多大！
腹中如此不堪，大家的工作热情却丝毫不受影响。老师们白天上课改作业，晚上备课刻钢板印试卷，经常要搞到12点以后才能睡觉。那时除了教材和教参，很难搞到高考辅导资料习题集之类的东西。想给学生梳理一下知识，补充一点东西，或者多做几张试卷，老师们就得自己动手编写，刻成腊纸，再用手推油印机一张张地印出来。有时忙到深夜，身上油渍斑斑，可瞧着一叠叠散发着油墨香的复习资料，心里美滋滋的。为了编写的东西质量高一些，大家到处搜集寻访有参考价值的书籍资料。
李子隽老师有本文革前出版的《古汉语虚词例释》我经常借用，后来觉得太麻烦人就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一年以后，我觉得这本书不是很适合高考文言复习，就收集例句准备自己编本《高中文言常用虚词例释》，却因为工作调动没有善终。当年自己编印的资料中，仅有《现代汉语基础知识简表》保存下来。那两年我还主编过《语文学习》壁刊，我负责组稿排版、题头书写、留白插图，由李老师用工整的楷书抄出。除了版面的美观外，我比较注重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每期刊出，观者如堵，议论风生，很受欢迎。在当年没有什么课外读物的情况下，成了校园里的一道风景。
高35班虽说是个重点班，但学生年纪偏小大多只有十四五岁（那时搞学制改革：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也两年），自制力不强，喜欢追赶打闹，上课很久安静不下来。特别是几位小个同学，经常上课铃响了才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闯进教室，坐在位子上还气鼓鼓的，小脸胀得通红，嘴巴翘得老高，令人忍俊不禁，但更让完不成教学计划的老师们恼火。我刻意让几个“小把戏”（张安国老师语）紧邻讲台前排就座，方便老师们就近管教，因为每节课几乎都要从安抚“小把戏”们开始，当然，这都是一些非常聪明的孩子。
那时高考英语没有全部计入总分，大家学英语的积极性不高，但还是有几个准备报考英语专业的学生，韦老师便经常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卧室去“开小灶”，其中脸儿圆圆的宋国庆成绩最好。这使得一些男生对受到年轻女老师特殊关照了的宋妒意顿生，由此暗地里爆发了一次次的唇枪舌剑和拳脚战争。直到宋经常衣衫不整泪迹斑斑的模样引起我的疑惑，他才愤然交出对方“罪证”，一张纸条上赫然写着：“狗屎！去告诉你的韦小妈吧！”我迅即展开调查，以雷霆手段平息了“小把戏”们之间的“争风吃醋”，并对纸条内容严加封锁，以防泄露到“韦小妈”那里引起更大风波。
1979年的8月，高考结果终于揭晓了，三位年轻教师担纲主科教学的文科35班超过理科36班，创造了五中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上线率近百分之三十，这意味着十几个山里孩子的命运将得到改变。我深感欣慰地长舒一口气，这是我在湘西带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班。两年的合作共事，朝夕相处，还使我和英语老师私下里的称呼由三个字简化为两个字。她带的三个英语专业学生有两个上线，两年的辛勤付出没有白费。十几年后，宋还夺得全省中学英语教学比赛一等奖，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
这年的春天，为了扩大生活区空间，学校将教师住的“红楼”整体移动到围墙边，再调了个朝向，“红楼”的木格子窗户对着的便是开阔的原野和远处的青山了。我将旧被单撕成两大块，用铅笔杆绕成的铁丝小圆环挂起来，哗地一声拉开，田园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三十年过去了，在广州遥想当年“红楼”窗外的美景：迷蒙的春雨、金色的菜花、碧绿的稻田……依然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但到了晚上，麻烦的事情也来了：电灯一亮，成千上万的趋光虫子从四面八方扑过来，密密匝匝，前仆后继，灯下的书桌根本无法坐人。老师们便在灯下放盆水，让小虫子掉下来有个安身去处，然后在旁边另找个地方做事。此时桌上地下，到处“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夜深了准备睡觉，刚刚躺上床阖上眼睛，窗外蛙声大作，仿佛突然进入大合唱的高潮，简直震耳欲聋，铺天盖地，一浪高过一浪。月色如水，蛙鸣似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着的。
秋天的时候，五中的一节高中物理公开课被教育局选中，要代表永顺县参加湘西自治州十县电化教学比赛，但执教的张圭伯老师脸上有些坑坑洼洼，领导于是决定让韦老师顶替上阵。张老师是文革前县中的教导主任，五十年代湖南师院物理系的毕业生。他为这节课拟定了详尽的教案和教学过程，聪明能干的美术教师田明设计制作了生动的幻灯片，而执教者却是年轻漂亮、声音甜美的英语女教师。
凝聚了集体智慧的这节课在吉首一炮打响，获得第一名，韦老师神采飞扬的大幅照片陈列在吉首街上的玻璃橱窗里。教育界的前辈们为突然冒出来的“物理教学新秀”惊喜不已，忙着四处打听“新秀”是哪个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时候，几位老师早已抱着奖状奖品悄悄地班师回营了。奖品是一台卡式录放音机，在当时是属于比较高档的电子教学设备了。属于韦老师个人的奖品是一个咖啡色的胶皮日记本，她把它送给了我，扉页是一行娟秀的隶书——“永远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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