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故事之四：二.四、二.五
1967年2月4日，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第一个难忘的日子。
那天的白天和前一天没有两样，各派的群众涌上街头，用大字报、大辩论开始了这一天的“文化革命”。那天上午，我到了“战斗队”，和同学扯了一会儿谈，觉得有些无聊，便上街看热闹。在黄兴路，我看见卖“土黑管”的胖子，他正在起劲地吹着一支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鼻涕从他冻得通红的大鼻孔里往下流着；我还看见那个长沙街头有名的智障者，那个“槟榔宝”，他冲着我诡谲地一笑，露出恶心的黄牙。他从地上检别人嘴里吐出来的东西吃，奇怪他的身体偏偏很结实。
整个上午就是在黄兴路、五一路转悠。回家吃了午饭后，想起去学生战团看表哥，就走到工农桥小学。这里早已经停课，成了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学生战团司令部。
表哥看见我很高兴。那时他已经开始抽烟，是那种1毛3的“红桔”。他递给我一支，我没要，我还不能接受这个事物。我看见他的两员女将都在，还有一个也是他的崇拜者，上嘴唇很大，外号叫“驴子”。他们正在谈大好形势，或者准确地说是听表哥一个人谈。“现在全国的造反派都在夺权，”表哥兴奋地说，“湖南还落后了，但是也快了，我们和红旗军、东方红总部将掌握全省。”他们像看着一位英雄一样看着表哥。我却注意到桌子上有一本歌剧《江姐》，便拿在手里翻起来。“你们，”表哥随口对我说，“你们可以夺学校的权。”
看着他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样子，我有点傻呼呼地说：“我们没想那么多。”
他扫兴地摆了一下手，对我的没出息表示理解。宣传部长看见我拿着歌本，走过来从我手里拿过去，然后轻快地哼唱其中的一首歌，“你看那高山顶~白云间哎~”
我磨磨蹭蹭挨到快吃晚饭才回家。妹妹和弟弟问我今天到哪里玩去了，我眼睛一瞪，说，“玩什么玩，我一天到晚搞革命！”他们说：“在哪里？我也要革命去！”
我很烦这些小孩，便又溜出家门，上了大街。
我看见一群群的人在声嘶力竭地辩论，互相指谪对方是反动的、反党的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白和证明自己这一派组织是正确的、真正造反的、反对走资派的。我看得出谁是我们这一边谁是敌对阵营的。我心里渐渐涌起一股热流。我不知道我们的真正诉求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比对方更正确，但是我想，我也许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时刻。我想起法国大革命，想起巴黎公社，想起十月革命，想起许多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而我正身临其境！这种念头给了我晕晕的感觉。看，这些人，这些大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他们倾巢而出，都来到大街上，他们在激辩，他们在雄辩，他们是为了什么？不是为自己这样渺小的东西，而是为了革命，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共产主义，是这些伟大理想，关于人类命运的！
我们当然是正确的，扪心自问，我们毫无私心杂念，没有丝毫个人目的，为了理想，为了文化革命，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自己，是的，牺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思想的词语如同接龙一样一个词接着一个词，汪洋恣肆，不断地激动着、取悦着自己，我想起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躬逢其时，何其幸运！我为自己以前的冷漠害羞，为我已经觉悟而高兴。是的，高兴。从现在起，我要以巨大的热情投身文化革命，不再像以前那样稀里糊涂过日子。现在形势大好，我们就要胜利了！
我从一个混乱的人群出来又挤进下一个混乱的人群，精神亢奋，但我没有加入辩论！这是因为我的口才不好，我天生不是演说家，我只是听，听谁更有理。而且我听出来了，今天晚上在街上湘江风雷一派观点的人占大多数，他们，不，我们已经拥有了压倒的优势！
从小吴门到中苏友好馆，我用掉了四个小时。那是激情迸发的四个小时。
这就是那天晚上的真实状况。在2.4批示下来的前一刻，涌上五一路、蔡锷路、黄兴路参与辩论的人有成千上万，湘江风雷一派以为与高司的斗争胜券在握。虽然时值隆冬，但湘派群众热火朝天同仇敌忾的劲头使长沙市中心地带的街头巷尾寒气尽消！
就在午夜时分，当我兴犹未尽地走到蔡锷路口三自堂对面时，我听见了高音喇叭尖锐的啸叫声，声音来自五一路东头，越来越近，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风雷、红旗军是反动组织…”
宣传车呼啸而过，驶向五一广场。接下来又是一辆宣传车，重复着刚才的宣判，一遍又一遍…紧接着，一辆军车在我身边急刹而停，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军人跳下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挥舞着手枪，极其兴奋的样子，指挥士兵们向马路对面的二轻局扑过去。
我的胸膛猛烈跳动，我的头脑发懵，失去了思想的能力，我的手足冰凉，我的眼睛发黑…
我失魂落魄地往前走，在藩后街口的一家药店门前，我看见数十人围着，作势往里面冲；灯光里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昂头挺胸，满脸不屈的表情，声音嘶哑地和外面要冲进来的人争辩着，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只知道这家药店是“红少年”司令部，是湘派造反组织。这些小孩的勇敢决绝让我吃惊。“我们不是反动组织，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少年！”这些小孩斩钉截铁地喊道。可是高司派的人同样情绪激昂，他们揪着这些孩子不放，并要把他们拉走。他们一定是真的以为这些小孩都是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
我继续踟蹰前行，沿着蔡锷路——解放路——黄兴路直到南门口。我看见几乎所有我知道的湘江风雷、红旗军以及湘派其他组织的据点都被查抄，贴上封条，人被带走。我也看见在马路上还有不少的湘派群众在和越来越多的高司派辩论，而他们的心情已经和刚才迥异。就在一瞬间，从胜利跌落到失败，从革命派变成了反动派，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使他们无法接受，胸中充满了悲愤、失落、痛苦，他们的争辩已属徒劳，他们的声音渐被淹没…
我没敢回学校，我想，“向刀丛战斗队”恐怕已经被抄了。整个夜晚我都在街上游荡。那一刻，我忽然感觉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高司派的狂欢通宵达旦，他们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只能加班。一夜之间，长沙大街小巷贴满了“二.四批示”。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疲惫不堪地走到工农桥小学。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也许是出于对表哥的担心吧。走进学校大门，睁眼一看就知道这里已经发生过该发生的事了。“湘江风雷学生战团司令部”一片狼藉，纸屑遍地，所有标志、用具都没有留下。在一张桌子旁边，呆呆地坐着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还有“驴子”等。宣传部长是个小个子的美女，她脸色苍白，头发散乱，显然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变故；组织部长神态严峻而冷静；“驴子”不停地搓着手，六神无主的样子。
“我哥呢？”
“被带走了。”
他们告诉我，凌晨时分有军人闯进来，把这里抄了。表哥试图和他们辩论，但他们不由分说就把他铐走了。
“铐走了？…那你们——”
“他说我们都是普通学生，所以——”
我明白了。我脑子里出现了姑妈和姑爹，他们能承受这个打击吗？
这时，宣传部长忽然唱起了歌，是《江姐》里的歌，“春蚕~到死~丝不断…”她的声音沙哑、凄厉，由于气息不连贯，断断续续的。她面无血色憔悴不堪的样子就像患了肺结核的林黛玉。她是表哥的同学。
组织部长也跟着哼了起来，“驴子”困惑地望着她们。他们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不走？难道不怕再有人来抓吗？他们是等着抓吗？
“一颗~红心忠于党~征途上从不怕火海刀山——”
她们的歌声越来越响，充满了整个“司令部”的房间。终于，我也受到感染，加入了她们的合唱。我们唱完一首又一首，唱完《江姐》又接着唱《洪湖赤卫队》。我们用歌声表达着我们对党和毛主席的一片忠心，诉说着我们满腔的委屈和悲哀。我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唱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突然想到，那个卖“土黑管”的胖子昨天不也是吹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吗？难道说他有先见之明？
最后，她们终于疲乏地伏在桌上睡着了。我对“驴子”说，你在这里吧？我走了，我要回家。
我并没有回家，而是直奔学院街。一路上刺目的标语比比皆是，“打倒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红旗军！”看得我心里难受。高司派在大街上组织了盛大的游行，他们的动作真是够快的。
在学校里，果真如我所料，“向刀丛战斗队”被查封了。门口挂着的牌子也不见踪影，估计被取下后，或涂漆作别的组织招牌，或干脆被当做柴火烧了。真是可惜了我家的床板！
我随后到了一两个战斗队的同学家，他们看着我直摇头，一脸惊惶之色。的确也怪我，没有给他们带来希望，反而给他们造成了恐惧。
然后，我回到家里。妈妈问我一晚上到哪里去了，叫我赶紧吃饭，但我没有胃口。妹妹故意幸灾乐祸地说：“你是湘江风雷的吧？”弟弟接着说：“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
姑妈家离我们家不远。我到她家时，正好看见宣传部长坐在床边陪着姑妈，和表姐一道流眼泪。倒是姑妈和姑父很镇定，好像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真不愧是长期挨斗的老“运动员”。
现在没有表哥的任何消息。宣传部长说，组织部长去打听去了。
过了一回儿，组织部长来了。她没有见到表哥，但她听说对学生的处理是要在公安局备案，审查几天后，如果没有大问题就会放回来。“赵老师放心，没问题的，会回来的。”她们不停地安慰着姑妈。
我又走到了大街上，就在昨晚走过的路线上。寒风吹过，街景依旧，狂热的人群仍在马路上涌动，喊着各式各样的口号，但我却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象。
文化革命是什么？群众为什么要造反？我们是相应毛主席号召参加组织造走资派的反，他们——那些“群众”呢？如果他们没有问题，党中央怎么会作出湘江风雷、红旗军是反动组织的批示呢？如果他们有问题，我们，或者我，怎么没有看见呢？我想着这些问题，但怎么也想不明白，文化革命和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看见“槟榔宝”痴痴地笑着，用脏手捏着半截粉笔在墙上写着字。我记得去年六月在黄兴路看见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下“反邓拓”三个字，今天我又看见他写下：“反湘江风雷”五个字！我永远记得他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闪过一丝诡异的眼神。
我似乎明白了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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