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我的心情十分沉重。第二天早上我要求与哥哥再见一面，可没被允许，他们说他要出工。我跑出去，正看到他们从高墙的小门洞中鱼贯而出，走向远处的田野。
之后我每年都在春节回长时去到农场看望哥哥，逐渐适应了建新农场那种阴冷的空气，认识了哥哥的小师兄——卢国安。哥哥总是事先给我写信需要些什么东西，要得最多的是书籍，我每次都用旅行包给他拎来资本论、英文辞典和数学书等，74年父亲回长恢复工作后更带去了他的关心与爱护。最记得有一年我离开三大队准备搭车回岳阳时，田间小径上跑来两个人，一个是我认识的卢国安，一个并不认识，他们交回我给哥哥带东西的旅行包，并示意内面有东西，看着他们神色慌慌地躲避着干部和武警，我心里很紧张和害怕，拎着包赶紧向汽车站跑去。回来后一清点是一大叠哥哥写的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对72年邓小平初次复出后出现的很重的复旧风潮的一些评论，我心中嘀咕，哥哥怎么“本性不改”，仍在这“大放厥词”，我不知将这些东西收藏在那好，记得是放在床板底下，很遗憾后来这些东西就没了踪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走向结束，建新之旅越来越轻松，这主要在心情上，那怕我曾因为没赶上回岳阳的班车而徒步70华里走到洞庭湖边，我再也没住过茅草房，最好时住的是场部干部招待所，特别是哥哥到农场子弟学校教书后，行动自由多了，我曾看过哥哥在学校上课，结识了与哥哥处得很好的农场干部子弟出身的赵老师，89年我再回建新为哥哥英文版《牛鬼蛇神录》拍照时就和她同眠同聊于她在子弟学校的宿舍。77年哥哥刑期将满前在出监队时，为争取能按时释放，我也在思绪不安的哥哥的示意下，积极地对出监队长周某贿赂。那是我第一次给这样的干部送礼，在我和哥哥到周某家聊天时，周透露他儿子将结婚，我就给他带去了用当时超出一般干部一个月工资的60多元买的一床上等湘绣被面，后来周某执法犯法出了事，省公安厅曾找我去询问，把我也紧张了一把。
1978年4月，哥哥终于被释放可以回家了，我在单位请了假去农场接他。记得把他从出监队接出来时他满面喜悦，来到场部汽车站购回程票时却被告知，今天湖上可能有大风，汽车不一定过得了湖。听到这个消息哥哥心情顿时焦急起来，不停地在附近来回走，他跟我说，他一天也不想再呆在这里，如果今天没有汽车，我们就走到洞庭湖边去，总有渔船可以过湖。所幸汽车还是来了，坐上回岳阳的汽车，哥哥心情十分雀跃，从岳阳转火车到长沙，再乘公共汽车回家，一路上哥哥对什么景象都感慨万千。火车上回忆起1972年“一打三反”时他也曾被押上火车回长沙，那次险些遭遇极刑之灾。公交车上，眼见到长沙熟悉的街道，则忆起童年在这些古老街道上的有趣时光。由于我在岳阳给父亲打了电话，看得出父亲一直在焦急中等待，见到哥哥连声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其实我是在很多年后才看到香港版的《牛鬼蛇神录》，我很感慨哥哥能将那一段经历记下来，他还是那么勤于思敏于行。文章中几处提到了我，看过书又认识我的人总是给我打来电话，感叹我们的不易。我却十分惭愧，那几年我并没给哥哥更多的支持和安慰，我就象他在书中所批评的那种“一半像家畜，一半像魔鬼”的人，在与他的相见和与他的信中常常讲“大道理”，俨然第二管教。我知道他很不喜欢这一点，可是出监后他对很多人说起过对我的感激，小娟也多次与我说起小凯很珍惜我们的这段经历与情谊，就连最后的小凯还记着我，接到小娟的信我真是热泪涕泣。（小娟来信告诉我，在小凯的遗嘱中也有关于我的段落）

□ 期待你扬帆远航
出狱后的小凯还是那么满怀抱负与追求，父亲这时对他的支持最大。因为杨曦光的名声太大，哥哥在出狱后找工作和想参加高考的努力总是因政治问题而受阻，父亲就带着他和后母等出去旅游，说是让哥哥放松心情，见识大好河山。小凯曾多次与我说起那一段庐山、苏、杭之行确实使他心境开阔，重拾勇往直前的信心。这时的小凯很想继续在牢狱中并不系统的知识学习，高考不让考，他就到在湖大任教的父亲的老同学彭教授手下旁听了一年的大学课程，后在父亲的老朋友时任湖南省出版局长胡真的帮助下，在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当了一名校对工，结识了后来的太太吴小娟。在新印二厂时，哥哥仍没放弃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他在监狱中所钻研的经济学理论的追求，曾准备参加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考试，结果不给准考证。这时还是在父亲老朋友李锐的帮助下，使于光远过问了小凯的这件事，80年于光远筹建技术经济研究会时把小凯借调到了北京，并参加了数量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考试，结果以较好的专业成绩而被录取。后来小凯与我说起他出狱后到北京的那几年时很是兴奋，认为那真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复出而弹冠相庆，思想开放并开始向西方经济学习使他有机会参加了很多交流会，更重要的小凯自己在这两年中也异常活跃，在清理小凯的遗稿时我发现，就是在数量所那时他一年中就发表了23篇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还参与了对国民经济线性规划模型的设计。正是由于他的这些成绩，1982年武汉大学聘请他到新成立的经济管理系任教，而小凯决定去武汉更因为他能与太太小娟和刚出生的女儿小溪共同生活，因为他的政治问题他根本进不了北京户口。他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也一直在为他的反革命罪进行申诉,甚至把状告到 中共中央，直到胡耀邦出面干预，几经周折到83年出国前夕才获完全改判。

历经劫难的小凯对父母倾注了深重的感情，而父亲对“尚能争气的小凯”更倍加关爱和引以自豪。82年光明日报在头版第一次公开报道杨小凯时，父亲高兴得遍打电话广告亲友；83年小凯出国前，父亲作下了在家族内广为传颂的“甜甜苦苦一家尝”的七律；1990年父亲得知小凯在世界经济学界崭露头角，被收入《世界名人录》更写下《沁园春》一首，以“喜获佳儿，八载相约，此愿得酬。”（父亲与母亲曾相约，为投入抗日战争，暂不要孩子，直至到东北后才有了小凯）而告慰先去的母亲。小凯对父母的牵念也一直萦绕在心。小娟曾对我说，小凯拿到博士学位后，有一美国大学相聘，但因身份问题而拿不到工作签证，有人提议小凯以他在国内的经历，申请政治避难即可都解决，但小凯反对这么做，他说他还要回国看望父亲。1995年小凯接八旬老父到澳洲小住，让父亲尽享天伦之乐。2002年9-10月，父亲病危，小凯不顾重病在身和旅途劳顿一月内两次赶赴长沙看望和送别父亲。他鼓励父亲与疾病作斗争，父亲则笑着说要等到看小凯拿诺贝尔奖。父亲不知从那里听到了这种说法，这个希望最后真成为父亲临终前的期盼，在我陪伴父亲的最后一夜，父亲曾悄悄告诉我，他不会走，他要等到那一天！
早逝并以那样一种方式结束生命的母亲一直是小凯心中的痛。出狱后、出国前和每次回国时，在望江陵园与母亲相见时，小凯总是沉默不语。他悄悄地在家中找到父母在延安时期的一张珍贵合影带回了澳洲，下次回国时，一张修整一新、加工放大的父母历史照被他放到了父亲书柜中最显眼的位置。如果说小凯自信而坚强的个性来自于父亲，那么善良仁爱之心和厚道谦和之性则出自母亲，母亲在湖南省总工会工作十余年，一直是亲和力很强受人爱戴的干部。1998年小凯在其中文着作《经济学原理》一书在国内出版时，在扉页上赫然署上：献给我已经逝去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对父母的的敬重和对母亲的追念饱含其中。
雨过天晴之后的我与小凯的关系反到没有过去那么紧密，可能是大家都忙于生活，亦或是我逐渐地现实与平庸。79年小凯赋闲在家时曾燃起过创作的热情，当时我正师范大学毕业在中学教文科，他把他写的第一篇小说给我看，是一个以红卫兵造反及武斗为背景的爱情故事，我以内容太政治化而泼了他的冷水，我想他肯定大受打击。不过我听说他写《牛鬼蛇神录》时很支持，我以为他会写成自传体，却很惊讶他的这种“无主题”的新颖结构。我问他为什么写成这样，他说他最希望记下的就是牢里认识的这些朋友，那是一个特殊的“浮世绘”，他说牢里的故事太多、太有意思，也耐人寻味，还有好多故事他没能写出来，如老地主、国民党军官等。他到北京后还常常给我写信，谈他的理想抱负和针砭时弊，我却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只关心怎么干好工作随波逐流，我想他肯定对我有些失望。但我们的亲情关爱仍在，83年我出差路过武汉去看望小凯，火车在凌晨二、三点到达武昌，小凯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们在寂静的东湖边边骑边聊。小凯告诉我，他一定要在35岁前出国，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他一定要想办法抓住。还好在他出国的问题上，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邹至庄教授、赵紫阳总理、刘道玉校长，都给了他帮助。我这时才感觉到，除了我们的亲情、友情外，他已进入更高的层次与境界。
小凯出国后，大约有十来年的时间，我们的联系很少，包括他写给父亲的信也又少又短。我们只知道由于英语基础不好，上完课后他常常要借别人的笔记抄，每天二、三点钟睡觉是经常的事。他在信中给我们说，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老人和孩子的天堂”，他现在正要拚命在战场上奋斗。在小娟和小溪去了美国后，为恶补英语，他规定在家不能说中文，他后来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不看中文，不写中文，不讲中文，难怪在他写回家的信中总有空着字的句子，那是他忘记写的中文字。我们曾对小凯的这种全盘西化不甚理解，只到他生病后与我聊起那一段，才知道他那一贯所提倡的“先爬进去，再走出来”的自律，我这才理解了他全盘西化的用心良苦。他告诉我，他一直坚持不吃“中国饭”，而是要用自己的学术努力在西方主流学术界搭建中国人自己的平台和道路，他虽然评论政府，关心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但他从不参与组织，他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十年后他终于有所成就，也最终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入中国。

小凯得病后开始信奉基督教，并以学者的态度写下颇有篇幅的“见证”，我看到小凯去世后网上对小凯的评论在这一点上是最疑惑甚至批评的。我不信教，最开始我对小凯的这一重大转变也很不理解，小凯给我说，基督教存在有2千年，在西方社会有这么多人信仰是有它缘由的，你应该去了解它。我说，从我与你们的教友们的交往中，我的感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交圈子，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团体。小凯说，他最初对基督教的理解也与我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有人说小凯的信教表现了他的软弱，以我的体会，基督教给了他战胜疾病的希望，并为他营造了一个支持、鼓励、慰藉他与疾病作斗争的氛围。在我有限的时间陪伴小凯的日子里，我参加过他们的圣经学习班，听他们讨论过如何面对死亡，最使我有感触的是集体为小凯的祷告，那种通过手与手相握的传递，以及每个人的祝福，使任何一个弱小的人都能获得极大的支持与安慰。“他赦免我一切的错过，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他从地狱中救赎了我的性命，并且以慈爱的怜悯环绕我。……”圣经的这些篇章无疑给时时刻刻在与病魔搏斗中的小凯以信念的依靠。小凯告诉我，基督教的许多教义是永恒的，如对人的爱、兄弟姐妹的平等等，我发现，病中的小凯，在教义的感召下对自己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包括他对功名名誉追求的太过强烈，包括他太玩命于事业而疏忽了家人和孩子。他与我说，得病信教的几年，是他最平静的几年，如果“自然疗法”（指练深呼吸的气功和行走锻练）真能医治好他的病，他可能放弃他的经济学，去做一个普通的人，或者干回他在监狱中所学的泥瓦匠。
在最初与小凯讨论基督教时小凯就曾劝我也信教，小凯笑着说，信了教我们就可以在天国相见了。今年春节我和小成先后去澳洲陪伴小凯，小凯又提起这个话题，希望我和小成都能信教，都能在天国相见。这似乎成了小凯最后对我们的希望。我跟小凯说，你相信天堂，我们就相信有天堂，只要我们都信它的存在，我们就一定能在天国相见。其实我要说的是，不管有没有天堂，虽然你的身形将不复存在，但你的智慧和思想将永远照耀于我们，你的精灵不论是人间亦或天堂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写于2004年8月20日，2005年2月16日修改。

谨转此帖纪念英年早逝的杨小凯先生

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　　“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　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中国向何处去？》作者：杨曦光

“愿上帝保佑中国！愿上帝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平稳而安宁地过渡到永久的和平、正义和宪法秩序！-----杨曦光

愿杨小凯在天国开心快乐。

         无奈的善良愿望。

   也可以换一个词：“愿上帝保佑地球！愿上帝帮助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稳而安宁地过渡到永久的和平、正义和宪法秩序！”

为了这个帖子的完整，还是把艾木地转贴的这篇文章补到此帖后面：

邓晓芒是江永知青，他的这篇回忆杨小凯的文章，是《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中的一篇。值得一读。

我与小凯

邓晓芒

       1982年，我硕士生毕业，留在武大哲学系当教师，同年结婚。83年，我因晚婚（34岁）而被照顾分到了湖边五舍的一间16平米的结婚房，是那种三层的所谓“筒子楼”。在走廊里生炉子做饭，一楼有一个女厕所，二楼有一个男厕所，三楼没有厕所；各层楼都有一个水房。我们住三层。我觉得够不错的了。同事送我一桶绿色油漆，我把门窗全部油了一遍，又从建筑工地上拎来半桶熟石灰，凭以前做小工的经验加了几把盐，自己做了一个排刷，将几面墙和天花板刷得雪白耀眼，用我以前在长沙挑土积下的7百多元钱置了一套简单的家具，就在这里营造了一个自己的小家。那时我和妻子小肖都不怎么会做家务，生炉子生得满楼道都是烟，最后还常常灭了，又要重生。煮菜也不大会煮，去食堂买饭菜又常常受气，菜贵不说，还难吃。有次我买了一份“萝卜烧排骨”，回来一看，只有一块带毛的大肉皮，没有半点排骨，气得小肖拿去食堂退钱，还和人家吵了一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挺满意这个家的。首先是风景好，到处绿树成荫，屋后面还有一大片树林子，湖边的风吹来阵阵清新的水气，各种鸟儿在树枝间觅食和嬉戏。再就是安静，住在这片的大都是青年教师，白天不是上课去了，就是在家看书做学问，除了中午排队打饭时食堂门口传出鼎沸的人声，以及傍晚在几栋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几个打羽毛球的人的声音外，其他时间整个周围环境和道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断续的蝉鸣声。

       挨着湖边五舍的是三舍和四舍，距离我们也就三、四十米。几乎与我同时分到三舍住的是中文系的李敏儒，和他爱人小彭，都是我的湖南长沙老乡。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更小，只有12平米，一楼，又黑又潮。记得那时常和他换工，到他们中文系或者我们哲学系借一辆三轮车去煤站拖蜂窝煤，一个踩车一个推车。两人都下乡当过知青，劳动力强，拖个七八百斤煤不在话下。李敏儒后来远渡重洋去美国读博士，现在是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全家都成了美国人，但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看老朋友。易中天是稍后来到湖边四舍的，他早我一年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但工作问题和爱人李华的调动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到一切办妥时已过去一年多了。他也是12平米的房间，一楼。他们的小女儿贝贝挤不下，只好暂时寄住在中南财经学院的爷爷家。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湖南人，李华虽然在新疆出生和长大，但祖籍是湖南。我们三家除了小肖是武汉人外，都是湖南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连小肖都学会了长沙话。

       大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湖边的“湖南帮”又加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长沙人，这就是学经济的杨小凯，他也是住四舍，12平米。

       我知道杨小凯已经很久了，但以前从未见过他。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文革前就下放在湖南江永县的几千知青纷纷回到长沙“造反”，并且从传闻和大字报知道，长沙市最有名的造反派就是一中“红中会”，他们的理论家是高中生杨曦光，也就是后来的杨小凯。于是，凡是与杨曦光有关的大字报我必看，并对他的见解钦佩不已。我们当时也在办一份知青小报《中毕红旗》，不是控诉性的，而是有一定的理论色彩，虽然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很大影响，但在杨曦光的文章中居然也被关注到了，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新动向。但后来就是“省无联”的倒台和杨曦光的被捕，听说他是逃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被抓的。接着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批杨曦光这个“小人物”，相关的传单满街都是，印象中似乎每个人都讲了话，讲得最多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大意是说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决不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后面肯定有“黑手”。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太小看一个19岁的中学生了，同时又觉得他们这么多大人物一起来批杨曦光，又似乎太重视这个小人物了，由此也就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想要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找来看一看。但哪儿也找不到。因为该文作为大字报刚贴出来不久就被复盖了，我没能赶上看，后来就被宣布为“反动文章”，见不着了。然后听说杨曦光的母亲自杀（她原来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又传来杨曦光被正式判刑10年的消息。

       1968年，我们知青陆续返回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来，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我们大队知青造反派的头，人称“芋头”的，拿来一份传单，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让我们传看。我一看，这不就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吗？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文章还有点长，好像有一万多字，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我怎么也看不出文章有什么“恶毒”和“反动”的地方，通篇没有攻击任何人，从头至尾都是在客观冷静地侃侃而谈，对形势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头头是道，细致深刻，远远超出我们这些被运动者的简单头脑，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见，从表面的口号底下揭示出隐藏的实质意图来。我想，也许这正是使那些大人物们感到恐惧的地方。如果人人都有杨曦光这样的头脑，或者至少这样的人多一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搞不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极为震惊的，不是里面的具体观点，而是那种冷静旁观的理性分析态度，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是神，是只能服从、不能分析的，即使是善意的分析也不行。杨曦光的分析可以说还是属于善意的分析，隐约还似乎为毛泽东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实现出来而感到惋惜。但他的这种理论上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把我彻底震住了，我如梦初醒，深深地为自己以往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曦光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我和杨曦光同岁，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我开始认真地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在漫长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我挤出每一点空余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为的是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态度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我一下子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思想也变得深刻起来，能够在当时那些表面的宣传口号底下发现某种不可明说的隐秘目的。与大多数人由林彪9.13事件才看清文革的实质和开始反思毛泽东不同，我是从1968年读到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就已经跨过了这道门槛，所以对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反倒由此思考起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必然性来。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自学，在1979年，我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哲学，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但我没有一瞬间忘记了我与杨曦光这一段未曾谋面的缘分。

（待续）

       我们可以说是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夫人和小孩暂时还没来，他就天天在食堂打饭吃，傍晚就找我们和他打羽毛球，我和小肖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打得满头汗，而他大气都不喘一个，显得十分轻松，上来试了几拍，我们就成了他的啦啦队。他打球又快又狠，准确潇洒，动作灵活，姿态优美，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他体格强健，身材匀称，据说从小习武，三四个人拢不了他的边。虽然这是听说，但有件事让我亲自领教了他的功夫。有一天傍晚我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从武大走小路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他去拜访华工的数学老师，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晚上返回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出来，走了不多远，还没出华工校区，自行车的链条断了，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如果推着走回去，至少也得一个半小时，我想把链条修好，就在路灯下鼓捣起来。正在满头大汗地修车，这时小凯也从老师家出来了，恰好碰见，问清了情况，就说，不用修了，我带你走。我说，你带我走可以，但是我这辆车怎么办？他说，我也一起带上。我大吃一惊，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我是一辆永久二八的大车，他骑的是一辆二六的小车，他要骑着小车带大车，后面还坐一个大活人，而且回去的路上是没有路灯的泥巴路，一般骑车都要半个小时，能行吗？但我看他那种信心十足的样子，又不像是开玩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坐上了他的车后坐。他就这样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牵着我那辆车的车把，带着我晃晃悠悠地骑行起来，但不久就平稳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在黑暗中，只隐隐约约看得到前面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他像玩杂技一般同时保持着两辆车的平衡，一直到家都没有出什么事，只是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他是由于用力，我是由于紧张。从此，我对他这种掌控自己身体和外部工具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似乎也为他思想的那种数学般的精密找到了身体上的理由。他完全是用数学和逻辑操纵着他的身体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同时反过来，他又是用极其具体的身体感受在把握他思想中那些抽象的数字和公式，这样的人，真乃奇人也！

       所以我很喜欢和他谈学问，虽然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我们都太忙。有一次我碰巧和他同路，谈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比较，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学现在已经过时了，大意是说，马克思用的是抽象法，抽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比如“价值”，然后把它往一个一个经济学现象上套，解释不了的就用偶然因素添加进去，视为对本质事实的偏差；但现在偶然因素越来越多，“偏差”越来越大，那个“本质”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凯恩斯经济学则用的是统计法，紧紧贴着现象来找规律，建构起可操作的数学模式，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可以解决问题，并且随时可修正。我那时脑子里还满是形而上学，总认为不管怎样，马克思所发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是对一切经济学事实彻底理解的根据，如果像凯恩斯那样，把经济规律建立在人们那不确定的消费欲望之上，一个流行时尚就可以改变规律，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规律可言，只是碰运气罢了。不过我没有和他展开争论，毕竟我不是经济学专家，他说的那些概念术语，什么“边际效应”等等，我都不懂，只觉得大开了眼界。记得当时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如此相信经济学问题可以用数学来解决，致力于研究数理（计量）经济学这套东西，但它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真的能够有作用吗？他沉吟半晌，说：相信将来是会有用的。我觉得我这一问可能击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国，并不存在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那种统计，一切统计数字都有掺假的成份，而且经济运作也不是按照统计数字，而是按照权力博弈和潜规则，离他所设想的那种“规律”还无限遥远。当然我并不否认他的数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但我深知小凯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当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而是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设计蓝图。他骨子里是一个立志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还有一次，他谈到他在牢里结识了几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数学就是向其中一位数学家学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都在牢里”，他说。有一位被作为“反革命罪”和他同在一起服刑的刘凤祥，原来是湖南工人报的编辑，极有才华和思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车间劳动，被机器轧断了一只胳膊，文革中再次遭难，先判无期徒刑，后被枪毙，80年代才获得平反。小凯受他影响很大，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经验和历史教训。从牢里出来，他头脑里装着两种知识，一种是可以定量化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另一种是人性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学和社会历史知识，他认为这一类是通俗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须专业训练。他的这种划分我当然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像哲学这种知识也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如哲学史的训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没有方法论的训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未经训练就可以进得了门的。文学创作则更需要天才。小凯的这种划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种偏见，一是他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学的学术性，二是他以为他只要愿意，也可以轻易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

       大约是1983年冬天，他通过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办成了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手续。是否放小凯去美国，这在武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又是校长刘道玉力排众议，拍板放人。这事后来成了刘校长的一项“罪名”，但在全校教师心目中却为刘校长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在此之前，小凯已经把爱人小娟和刚刚两岁的女儿小溪接来武大，而且换了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在北三区36家，16平米，还有两家共用的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离菜场和商店也近，不像湖边买东西要走上二十分钟。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每月可灌一罐气的煤气本，这是当时青年教师做梦都不敢想的。不过，他们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并没有享受多久。小凯远渡重洋之后，小娟一个人带着孩子，要自己做饭，又要上班，又要料理孩子，忙得焦头烂额，还要马拉松式地办理出国陪读手续。那一段时间，我看小娟几乎都要疯了，有时请我们帮忙照顾孩子，她自己过汉口去办手续，整天来回跑，人变得又黑又瘦，家里孩子的脏衣服丢在地上，身上尿湿了也没时间换。大概在84年夏天，她也有狠，终于把陪读的事办成了，临走前交待我和小肖帮她看房子，连同煤气灶、粮油证、副食品证等都给了我们。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我们一边祝贺她带着女儿去美国和小凯团聚，一边庆幸自己天无绝人之路。因为那时小肖也已怀有几个月身孕了，我正愁原来的筒子楼条件太差，孩子生下来后连身子都转不开，现在我们居然有了两处房子，还有半个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以及点火就着的煤气灶，这样的好事哪儿有！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夫妇对我们的信任。后来，我们两家常有信件来往。有一封信是小凯写的，说他现在正为是否加入基督教而苦恼，因为他不愿意和儒教断绝关系。后来就听说他最终还是入了基督教。我想，在那样一个基督教社会中，不入教可能是难以和人家相处的吧。不过我总觉得，他的儒家情怀是深入他骨髓的东西，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摆脱的。

（待续）

       小凯再次回到武大来看我们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学校新盖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小凯第一次回来看我们就是在这套房子的客厅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拿出了一套他自己拍摄的照片来给我和小肖看，是拍的他在澳大利亚自己设计、自己盖起来的一栋很气派的房子。他说现在国外时兴自己动手盖房子，看他说话的口气，颇为得意。这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被澳大利亚一所名牌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又被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问起小娟，他说她现在忙于带孩子，他们在国外又有了两个孩子。我看他满面红光，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样子，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健了，心想在国外的生活和国内就是不同。我们都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使我们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在国外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居然只能由经济学院的院长私人掏钱接待，官方拒不出面。我想如果还是刘道玉当校长的话，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90年代，小凯经常在一些华文刊物上发表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评析文章，得到了经济学界高度的评价，常被引用。我想，就算他的经济学观点不被政府采纳，他这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总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啊！谈到个人的收入，他似乎对国内大学老师现在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当时还在实行的福利房政策羡慕不已。他以他那精于计算的头脑帮我算了一下，认为我现在的收入表面看来比不上他，实际上并不比他在澳大利亚少，除了物价差别外，还有不少隐性收入。我甚至想，如果武汉大学现在要聘任他，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应聘的。他后来还来过两次，每次我都是去珞珈山庄见他，顺便给他带一本我自己出的书。

       03年的时候，听说他生病了，我很吃惊，想不到他如此健壮的身体也会有病。但我想，他肯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他体质好，也许是过度劳累，一时不适应，但恢复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过了不久，果然听说他病好了，我也放心了。在此期间，我收到过小凯入基督教会后在教堂所作的几次见证记录，谈他如何因为信仰上帝而使自己去病消灾。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当然，我也不能担保，如果我自己处在那样一种处境下，我会怎么做、怎么想。也许人骨子里都有自己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这种幼稚在世俗眼光看来是愚昧，但未尝不表明一个人内心深处还有某些单纯和天真的东西，它是通往善良人性的。我由此对宗教的感召力无比敬仰，虽然我自己不信宗教，但我尊重和钦佩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去年我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做访问三个月，悉心体会周围信众的那种宗教氛围，我觉得这种氛围根本不是科学所能够分析和理解的，它是由每个人的瞬间宗教体验而建构起来的。例如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之一潘能贝格（W.Pannenberg），就是在青年时代一次强烈的宗教体验中决定皈依基督教的，那次他正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在夕阳的照射下，整个山谷充满着金色的阳光，他被深深震撼了，感到确实有上帝在抚慰着他的心灵。我不知道小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宗教体验，但世界上多少杰出的科学家，饱学之士，在谈到上帝时都是如此虔诚和幼稚，因为在上帝面前（如果真有上帝的话），谁不是孩子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充分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式的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但我同情小凯的信仰，我不敢说，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和他那样的有神论者，哪个的精神生活更可取、更有意义。至少，基督教帮助他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种“遑遑如丧家之犬”的痛苦心态，能够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坚强地支撑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功莫大焉。

       2004年，我得到了小凯终于去世的消息，大感震惊。小凯已有好几年没到武汉来了，听说有时偶尔回大陆，也只到长沙看望90高龄的老父。我想他大概已经对武汉大学的那种冷漠和不通人性深感失望，这些官僚们哪里有半点关心学术和国家前途的心，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但我一直还在期盼有朝一日小凯能得到武汉大学的承认，只要他活得足够长久。可惜他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天妒英才，小凯可能是我的几个最有才华的同龄朋友中最早离开我们的。05年我在海南大学和萌萌、志扬一起还在为小凯的早逝而感伤不已，谁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们的父辈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太优秀了，才不能见容于这个庸人的世界。小娟在04年底曾带着她的小儿子到武汉大学来，住在我们家。那时我刚好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去了，未能见着，颇感遗憾，是小肖接待的她。她来武大，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老校长刘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刘校长，小凯一家的命运才有了决定性的转机，华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成就，据业内评价，是足以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但刘道玉这样的校长在中国也已经绝迹了，每次我在校园里碰到他，都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我无比怀念我和小凯一起在湖边居住的日子，那是一个金色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内心多么充实！我们那一代人，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我们承受过民族的苦难，但我们拥有这一段光辉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没有白白地受苦。至于后来者将要如何造就中国的命运，那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了。我们把我们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他们，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传下去。

（完）

              杨小凯安息吧!

纪念杨小凯，愿杨小凯安息！

纪念杨小凯，愿杨小凯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