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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不在长沙，自77年起我就关注杨曦光，却不知其终。自今还收藏有当年的《中国向何处出去》，他却比收藏者年小。

   他在炼狱里锤炼了伟大的品格，获取了大学文凭却不能在故土立足，让我们知道天才和诺贝尔奖主也不能离开环境。

   他只受过一般的高中教育（不算毕业），却创立了一个学派，长期的劳累和灾难使他换上了不治之症。

   他崇尚科学却信仰基督，可见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基督教对人类的作用不能小觑。他后期的人格与信仰有关。

   他天性聪颖，却落落寡欢；出身高干，却不愿利用；他不在派系，文章成了极左的纲领。鸡食栗子一个，却偏要自行栽培蔬菜。

   假如夏J能早与之结合，当属三生有幸亿里挑一，但是风险极大。

   今天才见到并收藏了他的照片，他却先去了天国。

    矛盾！斯人；哀哉！斯人。伟大！！斯人。

               安息吧!  中华基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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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帖标题若在杨小凯之后加上“（杨曦光）”，浏览此帖的人，肯定更多。吾辈中人，知道杨曦光的远比知道杨小凯的要多得多！！！

 

 

杨小凯(杨曦光)撰写《中国向何处去》前后 吴 映 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爆发的“文革”, 带给中国人民与社会主义建设惨重的灾难，如今再去纠缠己无多大意义，然而具体到某个人某项事件延续对今天的作用，却很有必要讨论与研究。《中国向何处去》最具典型最能说明当时激进派的思潮，曾经在湖南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很大影响。　　 文章撰写者杨曦光时年19岁, 长沙市一中学生, 出身中共高干家庭，1978年劳改释放后拟用乳名杨小凯，为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就职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担任高级讲师。笔者与他同学（初中同届高中同班共桌），相互情谊深厚，那时候对世际风云的探索有许多共识，因此参与了他的一些活动。回想往事，数十年来心中总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今日闻悉友人辞世甚是沉重。我哭我泣我呼号，为他的精神折服，为世界经济学领域失去一位英才而悲沮，尤为中华腾飞之际少了一条巨龙而唉叹。为探讨其思想的变迁，特以此文来纪念他。小凯－－曦光，我的兄长同学，安息吧！　　 一 因“文革”形成的早期思想定式　　 1966年6月之前的杨曦光是正统的毛泽东信徒、学校团委的优秀干部、同学的楷模。其父亲杨弟甫担任湖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已受到省委批判，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是刘少奇主席回湖南才两度给他平反（1959年己有一次），当“文革”爆发他的思想自然站在工农群众一边，也就是后来的“造反派”。时值批判“三家村”，《光明日报》权威性地发了一个小册子《对立统一规律100例》，我俩人对其断章取义的作法极为不满，联系到“存在决定意识”“否定之否定”原理, 于是利用星期天躲在别班教室里写下“文革”中第一篇措词尖锐的驳斥文章寄给了报社。　　当时, 因受雷锋、廖初江、黄祖示的影响, 我们成立了“毛著”学习小组，除了学“四卷”外还钻研《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教科书》等，另外应当说明的是我了解到毛泽东常以“鲁德”笔名在《人民日报》上评论时局，在对照中国社会的实况后，我们渐渐发现一些蹊跷的且又矛盾的事例，感觉国家政府高层领导制定的政策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有些部门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极普遍，确实存在着“官僚主义者”（1965年毛泽东给陈正人的批示）特权阶层，因此有心学习毛泽东进行一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或江西苏维埃《兴国调查》式的社会活动。可是, 因为连续发生的“大串连”、“一月风暴”、“文攻武卫”等原因而延迟到1967年9月，恰逢“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闹革命高潮，“知青”们便成了第一对象。我们走访了下放江永县的知青群及他们的文艺宣传队“红一线”，收集到许多凄惨的令人瞠目的材料，也有有关农村政策方面的，通过表面看本质寻求内涵，接连写出一评、二评、三评、四评《知青运动的方向》，第四评有一个耐人寻味而让人猜测的附标题为《评华国锋从权力巅峰降到零》，另有一篇《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学生造反派中广泛流传，像《红中会》《红造会》组织，极具影响力与号召力。需要说明的是所有文章全由杨曦光执笔，我只是“帮凶”之一, 为其油印、散发、张贴。这时的他逐渐成为造反派组织的笔杆子，“工联”及后来的“省无联”的精神支柱，在长沙市民中极具盛名。　　据我的记忆, 《中国向何处去》的完稿应是在湘乡调查回来、去宁乡农村之前, 时间约在1968年1月7日左右，后面的事实可以鉴定。　　 二 湘乡农村调查的揭示 　　 我的父母老家在湘乡县农村, 从吃“公共食堂”起我每年都要去一趟，因此对故土有一份特别的感情，尤其是乡亲们特别喜欢我。因此，我知道去老家办事乡亲们都会满足我的。当杨曦光提及去农村我一口应允，行前我们作了思想上与经济上的准备。此行目的主要是了解农村与农民的现状, 对国家粮食政策统购统销作大致的研讨, 附带了解人民公社存在的作用与意义。当全国人民大多数沉浸在“文革”的风云会际之中, 他己迈向另一层次的探索。　　1967年12月21日, 我们各自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因为早几天下了大雪天空寒雾浓郁车速较慢, 天黑后才过了湘乡县城到达山枣镇，当夜便宿在虎形生产队我的堂姐家，由此开始了第一次访谈。姐夫家是地主成份，说话很谨慎，在我们的旁敲侧击下吐露了少许怨言和实情，主要是对农村干部的作风、口粮分配的不公正、地富子女的待遇下贱等情况。我因疲惫先入睡, 他却在油灯下兴致勃勃写日记。翌日我们驱车湖山公社叔叔家吃的中饭，因我的原故叔叔是有问必答，什么粮食亩产多少、上交多少、爱国粮多少、工值多少、队上分配给社员留有多少，包括平常的劳动分工等都作了详细叙说，杨曦光很满意不停地记录。傍晚我们又徒步赶往洪圹公社泥湾渡外公家，我预订的主要访问地方。　　这时发生了一件令我终身不忘而又惭愧的事。当时泥湾渡口的渡船停泊在对岸，任随我俩怎么呼喊船老板都不应答，杨曦光提议涉水过渡。我因脚曾受伤不宜浸寒犹豫不决，杨说背我过去，望着潺潺流水我竟然提着他的鞋子趴俯他的背上，随着他坚实的步履一脚一脚淌过冰凉的涟水河。我在他的脊梁激荡不己。　　我的外公是一位本份敦实的农民，他在十六位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九。他十几岁从军, 去过武昌到过西安闯过云南上过青岛, 最后当了个连部军需官逃了回乡, 因而他见识广能说古论今，是我最崇敬的人。外公象一部万宝传书每夜给我们讲述知识与见闻, 令杨曦光大开眼界。说到的内容有五九年的大跃进、公共食堂、水肿病、吃观音土与糠粑与土伏苓屙屎不出等事例，杨曦光问得细致记录很详尽，他对湘乡县在三年“苦日子”饿死数万人很感兴趣，外公也讲得动情，因为在他的叔伯兄弟子侄内也死去或逃荒六、七人。　　我们走访了十多户人家, 反正是我走到哪家他问到哪家，问男的也问女人，问老者也问同龄人，每晚还有我的伙伴上门聊谈。为让调查更完整规范，我们特地召集十几位农民开了座谈会。年近六十的生产队长李少白是主角，他把土地的收益、政府的政策、社员实际生活状况讲得头头是道，联系到蒋介石时代土地税率，那种“一亩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好得多。当时我估算了一下，解放前夕与共和国初期粮食最高才两块多光洋一石，也就是50斤稻谷，按现在亩产500斤计，仅占百分之十。而如今实际高达百分之四十, 加上“爱国粮”及其它名目税收超过百分之五十（后来我下放湘西得到具体论证），怪不得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怨声载道，心底里对政府不满，当时只不过不敢发泄而己。　　12月25日天空又下雪, 下午趁停雪之机我俩赶到湘乡县城，宿在县一中好友的寝室。（后来外公传信说在笼子里发觉小杨放下的10元钱和五斤粮票）第二天是毛主席寿辰，在湘潭市街头看到批判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的大字报，杨曦光很激动, 说“中央又要出事啦！”我们是直奔学校的，当晚我没有回家。</LI></DIV></TD></TR></TABLE>&lt;/script&gt;[/code]</CENTER></TR></TABLE>&lt;/script&gt;[/code]</CENTER></TR></TABLE>

 

 

这颗已在国际知名的经济学界耀眼新星，曾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生磨难，受到过长时期的炼狱锻造，不仅通往学术高峰的攀登之路数次被几乎阻断，就是连他的生命本身，都差点被消灭。当然，那一切都是发生在“极左”专制及其刚刚解冻的年代。如果不是杨小凯本人的奋力拼搏，那段人生的每一截黑暗岁月，都足可以摧毁他任何向上进取的念头和想法。 　　幸好苍天有眼，上帝最终驱走的是魔鬼与苦难，给我们留下的是学者杨小凯与他杰出的《经济学原理》。 　　杨小凯于1982年在武汉大学以助教身份、在学术界悄悄崭露头角之前的名字，是叫杨曦光。 　　而杨曦光的经历，却充满了包含着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并且无可争论地进入了中国当代的历史。 　　杨曦光的中学生活是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度过的。1965年他在一中初 78班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时，几乎没有外人能从他那文静、朴素，甚至腼腆的形象中，看出他是一个高干子弟，而倒十足象是一个平民后代的模样。在省委省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长沙市第一中学，杨曦光的外在精神面貌，与那些依仗父辈的职权而要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纨绔儿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是不是从那时起，杨曦光就有了做学问而不是从政入仕的想法？对这一点，就是今天的杨小凯也未必能回忆得清了。然而，1966年他升入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却偏偏将杨曦光深深地卷进了政治，他那也许有过的做学问念头，能够让他施展的天地，也就只剩下革命造反的大字报与红卫兵油印的传单了。 　　杨曦光与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视积极投入“文革”，当作是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的最好表现，当作是参加革命事业、诚心诚意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具体步骤。他们将自已的理想、追求、加上充满了忠诚、热情的全部青春，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那场后来又被称之为“浩劫”的运动。然而，标榜为革命的“文革”，最终真正被其革掉了命的人，不是那些什么“走资派”，不是什么逍遥派，也不是什么这一派那一派，反而恰恰是那些认认真真、热情忠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投入“文革”的一大批青年人！ 　　开初积极参加“文革”的杨曦光，就是这反倒被那“文革”首先革了命的人们中的一个。 　　1967年2月4日的湖南的“文革”运动，发生了一件大怪事：到处鼓噪人们起来造反的中央文革，这天突然下令让湖南省军区部队出动，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对中央仍忠心耿耿的造反派与红卫兵，对此，没去责怪中央文革，却只认为是省军区向中央谎报了情况，因而，对军区充满了愤怒。 　　 　　杨曦光所在的红卫兵组织虽也是造反派，但当时却还不是军队镇压抓捕的对象。然而，对被捕工人群众的同情和对中央的无比信任，使时年十七岁的中学生杨曦光愤然与强大的省军区发生了对抗，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上着寒光闪闪剌刀的枪杆子，却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其结果则是使杨曦光第一次尝到了“坐牢”的滋味。他被军队抓去，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被监禁了两个月。 　　然而，这两个月的监狱生活，不但没挫去杨曦光的斗志，反而使他成了长沙市民中的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般人物，被人称赞，被人钦佩。因为他敢于公开反对军区抓人、敢于在监牢里领头唱“坐牢算什么！”的经典革命歌曲、敢于在狱中用绝食行动向狱方争取“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等。　　对杨曦光这批中学生，省军区自然是大伤脑筋，捉、放两难。最后，借中央派人干预之机，在二、三个月后，只好一放了之。 　　二个月浪漫多于苦难的铁窗生涯，不仅没有使杨曦光从“文革”风浪中退出，反而促使他被卷得更深，促使他对政治问题的思考进入了新的层次。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曦光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随着“文革”的全面深入，他的目光与思考逐渐转向了中国更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对“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他都不断地在作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如：《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积极投入捍卫毛泽东主义纯结性的斗争》、《中国向何处去？》、《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方法应该改变》等。 　　就是这些被用大字报和传单予以公开的、不再局限于派性争执、而已扩展到对整个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性文章，让杨曦光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他于1968年2 月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并且是不再有光环与浪漫、不允许发出任何歌声、不允许任何绝食行为，一个没有任何人权的、只体现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与“劳改队”，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使杨曦光因其思想、言论致“罪”、遭此磨难的不是普通的“走资派”，也不完全是省市一级的“新生红色政权”，而竟然是当时正权倾中央的一批顶级大人物：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几乎整整大半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马。一个时年仅18岁的红卫兵，一个普通的小百姓中学生，竟然由这些排前几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马，指名道姓的予以镇压，这不仅在“文革”中，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属罕见。 　　 　　这次镇压发生在1968年1 月24日。当天晚上九点起，周恩来、康生等中央的大批领导人，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　　杨曦光当时并未与会，而尚在长沙街头贴他们的大字报。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那一次中国最高规格的指控与“审判”，是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的。 　　之中，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杨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而高居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则在他的讲话中竟然号召：“凡是受周XX、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第一夫人”江青对杨曦光则更来得直接：“（杨曦光）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他见鬼去吧！” 　　 　　这周XX，当时也不过是一个大学生，杨曦光则纯属中学生一个，时为中央第四、第五号领导人、并有党内理论家美誉的陈伯达、康生，还有那个红透了天的中国“第一夫人”，却竟然将周、杨视为洪水猛兽一般，真是天大的笑话！所以，当初杨曦光在长沙听到这些情况后，会大吃一惊而对人说：“想不到康生的水平这么低！” 　　 　　使杨曦光进入中国“文革”历史的还有一个超级大人物。 　　在中央文革的大员们还没有发难之前，时为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第二把手、副组长（组长是解放军47军军长兼）华国锋，在看到了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有次，华国锋问一位前省委统战部长：“你对这篇文章怎么看法？”那位统战部长连忙迎合说：“我看这篇文章思想很反动。”华则马上声色俱厉地说：“什么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 　　于是，很快，杨曦光的文章都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杨曦光是在1968年2 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而到 1969年10月被宣布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杨当时仅 21岁。 　　巨大的灾难也落到了杨曦光的全家。因为康生在其讲话中，有要抓“反革命黑手”的指示，所以，杨曦光那早已在“文革”中饱受冲击批判的父母，便又成为了秉承康生旨意的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首要打击对象。从而，这两位于1938 年便投身于革命、“文革”之前就早已是省厅级领导干部的老人，在他们于“文革”中被戴上的“彭、黄、张、周的余蘖”与“走资派”等一大堆的帽子中，又添加了一顶“省无联黑手”的罪名。 　　 　　“四人帮”垮台后，杨曦光的双亲理所当然地被平反与昭雪。只是，当杨曦光走出那个暗无天日的劳改农场时，他却再也见不到那生他育他的慈祥的母亲了。此后，他也只能用自已对新的事业的不懈努力、拼搏奋斗，以祈报答自已无以回报的母亲了。1998年，当杨曦光出版标志着他事业追求的一个里程碑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时，他便在该书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上：“献给已逝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赤子之心孝子之情，跃然纸上。 　　 　　在被捕入狱又被投到劳改农场的那长达十年的岁月里，杨曦光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象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截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了不应结束的人生中途。 　　老天还是有眼。杨曦光终于没有倒下，支撑他人生的某些精神力量也没有被摧毁。当他从开初那一连串巨大的灾难中苏醒过来后，终于，他没有屈服于自暴自弃自甘坠落精神的诱惑，也没有陷入怨天尤人而不能自救的泥潭，他却冷静地选择了知识，选择了学习。他当时一定有过许多的想法，也一定有过许多不知所措，但，他最后也一定是这样想过：唯有学习知识与掌握知识，才有可能凭借它的力量，将自已人生黑暗的铁屋子，砸开一个可以看见光明、走向希望的“洞”！ 　　 　　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人们大致是小异大同。但象杨曦光那样，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有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与同样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的人，绝对是寥若晨星！ 　　 　　对于一个人之所以能创造出成就的原因，现在，人们往往对其智力方面的因素考察较多，也较重视。然而，往往却又忽视了一个人的人格。其实，在很多时侯，人格的力量，在某个阶段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智力的高低，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就的大小。然而，每个人所处的人生道路，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的“正常情况下”，从来就没有什么理想状态，每一个人，那整个的人生都是在一种时常变动的状态之中度过。只不过，每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变化程度不同而已，只不过是有的人因其生存环境变动太小、而无法显示他的人格作用罢了。 　　 　　因此，当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发生某种变化之时，其人格的力量，就将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知识上的智力，可以通过学习而较为容易的获得；但一个人的人格力量，就不是可以只通过学习来具有了，而是还需要经历若干人生的磨炼来锻造来补充，再加上不断的自省与思考，才能铸成。 　　 　　当杨曦光服完“刑”走出劳改队的大门时，却在文化程度上也同时完成了大学毕业以上水平的学业。即便杨曦光没能有今天的成就，仅凭他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一代中的优秀、杰出者行列。 　　 　　1978年4月，杨曦光恢复了自由，回到了久违的家里。此时，“四人帮”及康生陈伯达之流，都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当年被康生之流“钦定”的“反革命”，却依然如旧，尚列“另册”。1979年，他写了几篇经济学论文，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虽有几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 　　 　　至1980年，55万在23年前被错整的所谓“右派”们，都已全部获得平反，回到中共与“人民”的队伍中，有的甚至又重登权力官位。而前中学生的杨曦光却还得不到他应有的人生权利，哪怕当年整他的那些人物，大都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原因何在呢？ 　　看来，与“英明领袖”有关。因为，他也是当年杨曦光“问题”的始作佣者与处理者。 　　杨曦光的名字又一次与中国高层与中国当代历史挂上了。 　　在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光环逐渐消失后，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杨曦光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有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杨曦光的问题。 　　又经过一番周折，总算于1983年有了明确结论。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杨曦光的文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终于，仍由中国最高当局还了杨曦光一个清白之身。 　　 　　中国的政治风云，虽然在杨曦光的面前又展现了光彩，但他却对那些迷彩魔幻般的中国政治，已有着了很多的冷静认识，他不再是一个对国家只有热忱和肤浅理解的红卫兵思想家。毕竟，长达十年的狱中思考，以及对大量知识的学习与理解，使他对自已今后的人生定位，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既然政治赖以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经济，那么，“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最终解答，也许就将由经济发展的方式与速度来说明了。 　　政治革命，常常是需要大量的热忱，甚至是狂热的情感。而经济学术的研究，则更多的是需要冷静的头脑。已过“而立”数年的杨曦光，终于，作出了无疑是正确的新的人生选择。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http://www.pinggu.org)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html/2005-7/7/31843.html

 

 

 

 

 

 

不堪回首的那个年代
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小凯参与长沙一中谢若冰、黄杏英反工作组行动就完全是他的独立思考。这是长沙中学生最早的造反行动，我的父母当时还没有遭到批判。虽然后来工作组的人把父亲的历史问题拿出来压制了他，随着谢若冰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旁，他是何等地高兴。我曾亲眼看到他在省委院子里拦住一中工作组干部的自行车，那种执拗地要干部向他说清问题的神态令我印象深刻。这时的我一如既往地是小凯的追随者，哥哥的反工作组行动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也成为班上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血统论，鼓动同学们自由出去串联的学生。第一次串联我们就是三兄妹一起走的，我们从长沙经武汉到北京一起参加了66年11月25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最后一次红卫兵接见，之后小凯就忙于到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而我则随表姐去了大庆油田。从北方回来后，我知道小凯正组织同学步行串联到瑞金，并且还准备沿途进行农村调查，那时的那种劲头很有点象我们终于赶上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这种气氛一直维持到67年上半年。小凯67年2月的第一次被捕我的感觉并不深，因为那时被抓的造反派太多了，可是妈妈却吓坏了，在妈妈的催促下，我用自行车驮着她到小凯被关押的湖南绸厂，可是看守却拒绝我们看望小凯，往回走时夜黑风寒，妈妈坐在我的身后一声不吭，看着妈妈那种焦虑的神情，我这才感到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天真。
67年年中，长沙的文革形势比较混乱，武斗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这时虽然也参加了和哥哥一样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长沙红中会”，但态度比较消沉，一般就跟同学们出去看一看，没有什么行动。记得6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妈妈找到我们学校寝室，把正在睡午觉的我叫起。那时我和哥哥都住校，很少回家，父亲被隔离在单位，妈妈虽不允许回家但在单位还比较自由。我的学校离妈妈的单位很近，妈妈是听到外面武斗的消息寻来的，为我特别是哥哥的处境而担忧。她一再叮嘱我叫我一定劝劝哥哥，不要那么“冲”，说我们还年轻不懂得事情的轻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妈妈，可母亲那种对于孩子们的担忧和痛惜令我年轻的心第一次颤动。我知道那时哥哥基本是红卫兵造反派默认的思想家，我不断听到他的言论和文章的消息，我对他是又敬佩又担忧，敬佩他敢思敢想敢说，担忧他的那些激进想法总是那么鹤立鸡群不合时宜。67年下半年有一次我专门跑到一中找到哥哥，和他讨论当时的形势和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在他面前我从来都不是雄辩家，他批评我散布灰色论调。
67年下半年随着湖南省革筹的成立和长沙“工联”的“正统”化，与之相对立的“省无联”（红中会是省无联的学生团组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和舆论压力，到哥哥的“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相继抛出来时，对当时长沙“省无联”类的“极左”造反派的批判舆论已如黑云压城。我听说哥哥这时离开了长沙，想避避风头，而我则在“一?二四”批示的前夕——1968年1月23日早晨听到母亲自杀的讯息。我第一个跑到母亲的单位，闹着要见母亲。记得23日下午母亲单位的人叫我去时，我首先见到是满院的“揪出省无联‘黑手’——陈素”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我先被叫去谈话，单位造反派头头是看着我们兄妹长大的很熟的人，在一通革命道理之后，他突然感叹道：小凯我看着长大，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成绩又好，怎么会走上这条路？我突然激愤起来，争辩道：哥哥不是反革命，妈妈也不是黑手，你们都是乱说！之后我边哭边历数当时的大字报及报纸上对于哥哥和我们家的编造和诬陷直至声嘶力竭。晚上他们叫来了父亲，我们一同去看了妈妈的尸体和收拾妈妈的房间，默视着母亲被收殓。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曾就着月光和着泪写日记，可惜那几页日记后来怕被工作组当“罪行”而被撕掉了，但我肯定是指责了哥哥，我不知道那时他在那，但我知道妈妈的死与他很有关。我能体会到体弱多病的妈妈在当时的气氛下，对心爱的儿子可能是黑暗的前途绝望的心情，对当时的形势也没了任何指望，用后来爸爸的话说，妈妈是被逼死的。在单位他们给我看了据说是妈妈遗言的一个笔记本，那应该是在67年年底左右写的，很短的一段话，除了对我已成婚的大哥大嫂有几句交待外，对我们小的三个就是让我们当个好农民和好工人，在那时她希望的是我们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妈妈这个遗言我传递给了哥哥，在哥哥逃离长沙前他曾给我带过一个条子，写了很多关于妈妈，伤心之情跃然字里行间，但他却没有妈妈悲观，他对他的观点与理论仍然是坚信。
1月24日晚，那个着名的“批示”就在长沙大街小巷广为广播。大约是批示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红中会一个与我哥哥走得很近的同学在我们学校门前的路上堵住了我，递给我一个条子，是哥哥的笔迹，说他现在很好，想到外地去，问我能不能给他搞到一点钱。父母的工资当时都冻结了，机关给我们每月18元的生活费，我手上并没有余钱，所幸我在家里的书柜内找到父母遗留在书籍里的几百元钱。我给红中会的同学带去了200元，还带去了我的同学陈玲琅和从武汉来找杨曦光未果而留在我这的哥哥一中初中同学曹某的地址，我的意思是哥哥如果没地方去可去找他们，一个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一个是曹某也曾对我这么许诺。没想到哥哥后来真到了陈玲琅家，一直住到离开长沙，并托陈给我带来了那个字条。离开长沙后他也直接去了武汉，却被曹出卖在长江大桥上。曹曾在哥哥的同学们中倍受指责，我也很懊恼怎么给了哥哥这么个地址。今年春节我在澳陪伴小凯时他却说到了曹，他告诉我2003年他回长时与同学们有一次聚会，在大家都指责曹时，他却表示了对曹的理解，认为自己曾是中学校政治老师的“爪牙”，批判过曹的日记，使曹也受到伤害。
哥哥被抓回长沙的第一次批斗会在长沙一中，我去参加了。虽然在会场的角落，但对哥哥的无穷批判和凌辱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特别是在校园内游斗时，鞋也掉了，衣衫凌乱地被人呼喝推搡，使我再也看不下去而悄然离去，以后他的批斗会我再也没去过，只是开始了奔波于河西父亲的“学习班”和关押哥哥的城南左家塘看守所给他们递送东西。这时的我再没有文革初期的激情与理想，也不再关注那些观点的是非争辩，我想起的是母亲的嘱托和母亲走后我应承担起的对亲人的担忧和关爱。给左家塘送东西被审查得很严，一些书籍那怕是英文的毛泽东语录和马列单行本也不让送，所以每次只是送一些衣衫和日常用品。很多年后当我看到哥哥的那本《牛鬼蛇神录》时，我曾深深地自责，当时的我太年轻太不懂事，正值20岁青春年华的哥哥曾经那么饥饿，我却没想到给他送点吃的，或者想办法给他悄悄地送进去一点营养品。68年12月我下乡后，送东西的任务留给了妹妹小成，但小成在69年也离开长沙去了山西，69年杨曦光正式判决后，一段时间内我们与他失去了联系。
70年冬天，我在插队的湘西南村落接到一封写到我的中学再转来的信，我惊讶地发现这是哥哥的来信。信的大概内容是，他已到了劳改农场，很长时间没有接到家人的音讯，其中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不希望家人与他断绝联系。我至今仍很清楚地记得读那封信的心情。我很感谢我的母校能把这封信转给我，我马上决定这年春节一定回长，并去农场看望哥哥。那时的我从68年12月到达农村后还没返过一次城，正处在情绪十分低落只埋头干农活的状态中。那年春节我回到长沙，并根据信上的地址奔到岳阳再渡过洞庭湖来到建新农场。第一次农场之行在我的记忆中难以磨灭，那天我找到哥哥所在的三大队时天已很晚，随便在大队的食堂吃了点剩饭菜，就等着与哥哥的“接见”。在队部的一间办公室哥哥被带来与我相见，见到我他十分高兴，一口气问了家里的很多事情。两年多没见我觉得哥哥变了很多也瘦了很多，劳改队的管理没左家塘那么严，我们可以比较随便地说一些话，只到管教干部说“号子”里已息灯催促哥哥回去。那一夜劳改队安排我住在他们大队部晒谷坪中的一排茅草房内，一排草屋仅住我一个人，冷彻的湖风从满是缝隙的芦苇墙灌入，昏暗的灯泡随着风声在屋子的上空晃来晃去，床上的被子又黑又硬，我和着衣根本不敢入睡，几次走到坪上遥看不远处哥哥他们居住的那个有着高墙铁丝网、还有炮楼和荷枪实弹的士兵巡逻的犯人驻地，我无法想象哥哥他们在那里面的生活，身处寒风瑟瑟的草屋，我自忖他们的情况应该更加糟糕，所以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