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不知道杨曦光（杨小凯）和《中国向何处去》的人恐怕很少。他本名小凯，进中学后改名曦光，十年牢狱出来后，又改回小凯。

    杨小凯在经济学上的成就，我是外行，一窍不通，不过从他在2002和2003年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是蛮有点分量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把杨小凯所提出和研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可惜小凯英年早逝！一转眼，他的去世竟有五年了！

    在这个时候，杨小凯纪念文集《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历尽磨难，终于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篇纪念文章也有幸忝列其后。我把它发到知青网，和所有知道杨小凯，熟悉杨小凯的朋友，一起祝他在天堂快乐！

少年之家的那一截日子

    我这里说的少年之家，并不是由政府部门办的那一类儿童们的娱乐场所，而是由省总工会专门为本单位的职工子弟办的寄宿“学校”，在学校上加引号，是因为这个少年之家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学校，它没有教室，也不上课，只提供食、宿。那时的省总工会的干部们经常要“下去”，常年在外，无暇顾家，子女的起居饮食自然就成了问题，于是省总工会就有了一个少年之家，为职工的子女提供一日三餐和住宿，至于学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还是去哪个学校上课。所以少年之家没有“老师”，只有“阿姨”，专管我们的吃喝拉撒。没有了家长的管束，孩子们的生活毕竟自由多了。

    我就是在少年之家认识了杨小凯。

    一个炎热的夏天正午，寝室里孩子们睡得正酣，小凯却悄悄地卷起自己床上的草席，不声不响出了门。我不记得为什么我也没睡着，看到小凯古怪神秘的举动，就尾随他溜出寝室。小凯往楼上走，我跟着。我没问，他也不作声。小凯本就是个言语不多的人，和其他的孩子都不大交往，所以“群众关系”算不上好。我们俩默默无言的一直爬到大楼顶层的平台，他摊开草席，接着脱光了衣服，只剩一条裤衩，把自己裸露的身体摆平在炽烈的阳光下！

    我惊讶，也有点震动。我不记得问了他什么，他答了什么，或许，我们都什么也没说。我也不记得我是怎样一个人下楼的了。后来我跟谁也没提起过这件事，它很快就沉入了我的记忆深处。

    好多年之后，我在乡下读俄罗斯小说《怎么办》，看到里面有一个睡钉子床的革命者拉赫美托夫时，脑子里出现的，正是小凯在刺目的烈日下那泛出油光的脊背。那时他该还没超过 12 岁吧。

    少年之家成立之际，正逢“苦日子”铺天盖地的来了。大人们忙着搞“瓜菜代”，在附属农场里种大白菜、长萝卜（又甜又脆的“洋姜”晒满了整个篮球场），在机关里研制人造肉（闻起来像臭腐乳）、小球藻（一股尿骚气）。孩子们也没闲着，找来各种各样的玻璃瓶，从大人那里弄来一点小球藻，一天到晚拎着这半瓶碧绿的液体，时不时用一根小管子往里面吹气，据说吹进去的是二氧化碳，有助于小球藻进行光合作用。小球藻是越来越绿了，可是究竟该怎么吃它，把它变成我们急需的营养，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想去知道，因为小球藻已经是我们的“宠物”了。当然，后来我们还是吃到了掺有小球藻的绿馒头。

    小凯大约是很少的、不养小球藻的孩子中的一个。

    有一天放学回来，看到小凯在少年之家的窗外挖地。锄头下去，咣铛乱响，土里尽是断砖碎瓦，挖起来很是吃力。围着看的孩子们越来越多，谁也没想到要上去帮小凯一把，因为谁也没挖过地，没使过锄头，也没有锄头。小凯不啃声，也不抬头，动作熟练利索，在我们眼里，俨然就是一个老农民了，其实他只比我大一岁，真不知他在什么时候学会挖土的。一片长条形的土翻了过来，小凯又不知从哪里找来筛子，终于有一个稍大的男孩上去帮忙了，两个人一起把翻过来土敲碎、过筛、平整，一块像模像样的菜土在平地上凸现出来。

    第二天，又见小凯把地整成一垄一垄的，往地里撒着我们几乎看不见的细小的种子。又是那样熟练，那样利索，那样象个老农民。他从哪里弄到的种子？播完种，洒过水，天已蒙蒙地黑了。

    几天后，那块地里浮起毛茸茸的一层淡绿。

    渐渐地，绿漫过黑，长成一张绿得让人心颤的地毯。

    于是，每天放学后，或拔去从绿地毯里钻出来的杂草，或找来水壶给绿地毯轻轻浇水，或在一旁静静地凝视那越来越厚实的绿地毯，就成了一些孩子的第一道课外作业。

    当地毯厚到一尺多时，碧绿的叶片中间渗出了紫色，我们终于知道，小凯种的是苋菜。

    苋菜越来越高，叶片越来越大，紫色又逐步从中间向外流淌，直到每片叶子都紫得透亮，只剩下一线细细的绿边时，收获的季节到了。

    在孩子们、还有阿姨们的欢呼、赞扬中，小凯立于一派蓬蓬勃勃的紫色中，拔起一株接一株肥硕高大的苋菜，他那总是显得老成的脸，绽开了孩子的笑，和得意。那时小凯确实还是个孩子。

    前面说到，小凯的“群众关系”算不上好，公认他有些“鸟”（音diao，入声），也就是有点“傲”。他和我们这些同龄的孩子们往往谈不来，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喜欢和谁谈，和谁谈得来。所以他在我们中显得沉默寡言，偶尔一开口，又往往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因为他说的总是离我们很远，我们听不懂，使他显得荒谬。于是，“鸟”就渐渐成了孤傲。

    或许，小凯在他以后的研究中，也象他的种苋菜，他走在了其他人的前面，这实在是一种孤独，若没有内心深处的骄傲，孤独和寂寞都是很难熬过去的；还加上晒太阳的那种近乎自虐的自我磨练，他只有独自一人默默地劳作。终于有一天，他成功了，大家这才发现了他，理解了他，帮他除草、浇水，分享他来之不易的果实。

2004.08

杨曦光大家都很熟悉，文革中“中国向何处去”当时在社会上还蛮有影响。

在一些高干子弟中，他算是很不错的。

愿他好好安息。

5年前，从报上看到杨曦光在澳大利亚病逝的消息。

英年早逝，可惜！

我们班的y.s.l.是省总工会子弟，他说起，杨回国探亲时与他们开玩笑说：你们只能生一个，我就可以生好几个，冒得限制。

1980年的冬天，我认识了楊小凯，文革时，他大名鼎鼎，我虽是小屁孩，但周围一中的哥哥姐姐很多，我也知道他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他刚从服刑的邵阳返回长沙，我曾问他十年牢房怎么坐的？他说劳动，看书，研究，后来到监狱的子弟学校当外语老师，干部学生都对他比较好，我问他看什么书，研究什么？他说:经济控制论。我从来沒有听说过这个理论，估计沒有很长的工夫跟我是很难说清楚的，我也沒有好意思耽误他的时间，他的夫人很年轻，是他在邵阳服刑后参加工作的工厂的子弟，他说他决定出牢房后，如果遇到那个女孩对他有意思，他就与她结婚，估计他的夫人就是第一个对他有意思的女孩。后来我还写过－篇文章，题目叫作---十年铁窗十年寒窗，说了对他的认识和感受。可惜文章找不见了。后来他的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再后来他出国了.....今年是他去逝五周年，愿他真的安息，愿他的夫人和女儿－切都好。

一代天骄，不识弯弓射大雕，只认真理倔不抛。

   谢谢毛弟让我们认识年“幼”的天才杨曦光先生。是金子总会发光。也与曦光先生从小就受到杨弟甫，陈素俩老的优良家教有关。陈素女士曾是周总理的机要秘书，睿智沉稳，机警大方。曦光先生受母亲影响很深。

              曦光先生是一代人的骄傲和荣光。

谢谢艾兄的文章，使我们对杨曦光有了更深层次地了解。

杨曦光坐牢十年，早已种下病根，长期坐牢的人能长寿吗？

纪念杨曦光

特转发百度百科上的有关资料。

20年来，一连串的轨迹，记录了杨小凯新的拼搏新的奋斗：
　　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
　　1982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988年，被正式授于博士学位；
　　1990年，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92年，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94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2001年，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此后逐渐皈依基督教。
　　2004年7月7日，辞世。
　　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02年女儿赴澳就读的澳大利亚摩纳斯大学正是杨小凯执教的学校，女儿正好读的经济系，其时小凯的身体已受到病魔折磨，女儿虽曾去探望几次，但不便过多打扰。

   04年9月我去摩纳斯大学参加女儿毕业仪式的时候，小凯教授已经离我们而去，为了表达我们的哀思，小凯夫人吴小娟领我们去其墓地凭吊，当时天正下雨，反映的正是我们的心情。

  杨小凯教授的学生为我和吴小娟在墓地留影，照片右下方黑色部分就是墓碑。

  小凯教授逝世五周年之际是应该有所表示，没想到网友中有不少对他学问、人格深怀敬仰的人，他若知道在知青网有如此的感召力一定是会感到欣慰的。

        他是上天生就的治学之人，可惜碰上妖魔的年代，对上了魔头康生。这就是天才早慧早夭的社会原因。如果不是十年牢狱，也不会如此早逝。

         逝者逝亦——中国向何处去！

天妒英才！！

纪念我们这代人中的杰出者！

[转帖] 逝者杨小凯

　　杨小凯的离去意味着平淡世界里一个罕见传奇的终结。

　　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研究科学晚年却信奉基督。

杨小凯带着坎坷的历史离开了人间，同时带走了他那可贵的批判精神——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

　　这是一个悲伤的瞬间。7月7日清晨7时49分，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55岁。

弥留之际，杨小凯托夫人传达对国内朋友的最后谢意。他说：“谢谢大家，我们会在天国相见。”这位被公认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以一个虔诚基督徒的方式向世界作了最后的道别。

少年无畏

　　17岁，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两个名字代表了他两段不同的人生际遇。1978年以前，“杨曦光”这个名字饱含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和中国当代历史纠葛缠绕。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吉林省，之后一直在湖南长沙长大。他高干子弟的身份常常不为人知，在长沙一中那个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杨曦光腼腆孤独，气质独特。他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

　　1966年“文革”爆发，杨父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使得整个家庭受尽磨难。

　　1966年底，杨曦光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时年17岁的中学生杨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际，面对街道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冷枪，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他因此被投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两个月的羁押生活，加深了杨曦光对政治的体悟。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自看守所释放后，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为轰动。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

　　1968年，20岁的杨曦光前往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下乡调查农村社会情况。那次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避难。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不慎外传，已有对他不利的消息传来。

　　带着对社会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同学告诉他：康生等人在接见湖南各派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严厉批判了《中国向何处去？》，并宣布该文“实质是极右”，杨曦光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定有黑手。

　　从那天起，杨曦光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他白天在住所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口罩、帽子，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

　　很快，在武汉他就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押回湖南。在回长沙的路上，杨曦光看到四处贴着林彪的口号：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他被关押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关押未定罪人犯的看守所之一。“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近一年后，1969年11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押往洞庭湖畔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

（续上）                                       铁窗十年

　　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最初的时间里，他狂躁而痛苦，想到漫漫十年铁窗，他绝望至极。在判决下来的当天他甚至想到过越狱。

　　冷静最终克服了绝望，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有位姓陈的老师每天都在钻研英文和数学。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

　　杨曦光最终与这位陈老师成为忘年之交。读罢《资本论》，杨曦光“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融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

　　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

　　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也算英雄所见略同。“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会思考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我想的是：这个世界究竟会怎样发展？”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1976年，杨曦光的妹妹杨晖来建新农场看望哥哥。离开时，那位叫曾爱斌的狱友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在雪地里跑了四五里路，跑得全身透湿，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车的杨晖，像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她。

杨曦光出狱时曾爱斌还未满刑，他给杨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作为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大盒子正面刻着英文单词：Forward（前进）。

锋芒再露

　　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对于孤独，杨小凯处之泰然。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走出劳改农场的路上，杨曦光心情复杂：“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1年的冬天，正在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徐滇庆在国家计委信息中心认识了杨小凯。“每到半夜时分，当我离开机房的时候总看见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忙碌，他就是杨小凯。当我得知他正在撰写‘经济控制论’，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是自控专业出身，尚且没有勇气来写经济控制论，而小凯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徐滇庆说，在他所见者中，杨小凯几乎是智商最高的一个。而且，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他穿着朴素，总是一副谦和的笑脸。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

　　“小凯被单位安排在二环路的一栋宿舍中，房子很小，堆满了数量所的杂物，栖身之处就是一个角落，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徐滇庆回忆。可杨小凯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

　　那一年，徐滇庆留在华中工学院任教。同在武昌，他曾多次骑车去武汉大学看望杨小凯。那时，杨小凯已经结婚，妻子小娟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工人，两人感情深厚。杨小凯的宿舍被校方安排在水房隔壁的小屋里，又脏又湿。双人床是用木板拼凑的，惟一的家当就是两个粉色皮箱——那是结婚时别人送的。

　　徐滇庆几乎一直为自己老友的前半生感到委屈，“我们这些研究生被第一批授予硕士，第一批提拔讲师，第一批涨工资。可是这些第一批中都没有小凯。他的才华远远超越了我们，我很为他抱不平。可是杨小凯只是淡淡一笑。”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续上）                                             学者生涯

　　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在故土一直无法过上合时宜生活的杨小凯，在随后的岁月中，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命运给了他20年的顺境补偿。

　　在普林斯顿这所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Dixit）、格罗斯曼（Grossmm），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跃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4年时间，并最终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当中国国内对“后发优势”津津乐道之时，杨小凯却浇下冷水。他一语惊人地提出“后发劣势”的假说。说：“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

　　他说：“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平静离去

　　他的基督教信仰依然和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在一些场合，他平静讲述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心路历程。杨小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那时候，有个狱友是个被判了十年刑的基督教徒，“他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

　　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但我的这一段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杨小凯这样解释信仰的灵性。

　　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2002年春节，杨小凯自澳洲向国内朋友发来新年寄语。他用英语写道：愿上帝保佑中国！

在被捕入狱又被投到劳改农场的那长达十年的岁月里，杨曦光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象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截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了不应结束的人生中途。

老天还是有眼。杨曦光终于没有倒下，支撑他人生的某些精神力量也没有被摧毁。当他从开初那一连串巨大的灾难中苏醒过来后，他没有屈服于自暴自弃自甘坠落精神的诱惑，也没有陷入怨天尤人而不能自救的泥潭，他冷静地选择了知识，选择了学习。他当时一定有过许多的想法，也一定有过许多不知所措，但，他最后也一定是这样想过：唯有学习知识与掌握知识，才有可能凭借它的力量，将自已人生黑暗的铁屋子，砸开一个可以看见光明、走向希望的“洞”！

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人们大致是小异大同。但象杨曦光那样，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有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与同样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的人，绝对是寥若晨星！

对于一个人之所以能创造出成就的原因，现在，人们往往对其智力方面的因素考察较多，也较重视。然而，往往却又忽视了一个人的人格。其实，在很多时侯，人格的力量，在某个阶段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智力的高低，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就的大小。然而，每个人所处的人生道路，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的“正常情况下”，从来就没有什么理想状态，每一个人，那整个的人生都是在一种时常变动的状态之中度过。只不过，每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变化程度不同而已，只不过是有的人因其生存环境变动太小、而无法显示他的人格作用罢了。

因此，当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发生某种变化之时，其人格的力量，就将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知识上的智力，可以通过学习而较为容易的获得；但一个人的人格力量，就不是可以只通过学习来具有了，而是还需要经历若干人生的磨炼来锻造来补充，再加上不断的自省与思考，才能铸成。

当杨曦光服完“刑”走出劳改队的大门时，却在文化程度上也同时完成了大学毕业以上水平的学业。即便杨曦光没能有今天的成就，仅凭他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一代中的优秀、杰出者行列。

对此，我们不能不对杨曦光深深表示一种敬意！

杨曦光，应该是整个“老三届”一代的骄傲！

   在这里我才知道了杨梅是何许人也！

        说到杨曦光，我没见过。但是和他妹妹在靖县有一些交往。当时他还在狱中，但是他妹妹对他仍是一往情深，常常和我说起他。那时候他们的妈妈已经自杀，用他妹妹的话说“我们差一点成了亲戚！”想不到杨曦光会那么早就离开了人间，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