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惕吾
2002年元月17日上午10时零8分，我的父亲—-李惕吾老大人，在株洲市第一医院终因肺心病久治不愈溘然而逝，享年76岁。父亲的文笔很好，本可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大书特书，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写过自己的回忆录。灵堂正面挂上了我写的一对挽联，表达了我对我父亲无限的敬仰之情。联为：
忠诚务实，只身株洲气不馁，晚节得褒扬；
廉洁奉公，分居两地家兴旺，子孙皆自强。
我的父亲于1926年4月12日出生于株洲市三门镇(旧属湘潭县龙华乡)一户勤劳致富的家庭。他老祖父李南亭30岁时还是一个“穷单身”，幸喜遇着太平军打开南京捡了个逆江逃难来的“南京婆”，生得五个高大健壮的儿子和一个女儿，由是家境大发，先前在离三门镇几里外的戴家围子建了幢大屋场，我父亲的祖父尤其强干，在他手里买了栋三门镇上有院门的两层楼青砖房和一栋作粮仓的大瓦房。因是独子，我爹很得家里宠爱培养。
我父亲仅有一个姐姐，长他4岁，大半个世纪以来，姐弟俩一直互敬互让，相互勉励，共渡人生险关栈道。这无论是少年时的姐姐总是将省俭的零用钱让给弟弟用，还是1960年过苦日子姐姐的丈夫在农村饿死以后，弟弟一直给在南岳教书的姐姐以娘家的安慰与温暖，每逢寒暑假，姐姐也常回长沙娘家看看，我们儿时都亲昵地称她为“南岳姑姑”。七十年代未期，姑姑一家从株洲淦田婆家乡下落实政策迁到株洲市之后，姐弟俩同住一城，走得更是密切，在弟弟去世前夕，八十岁的姐姐闻讯即亲赴医院看望弟弟。元月19日追悼大会上，我姑李桂芬写下的挽联亦足见其姐弟情深。其挽云：
悲悲切切肝肠断，胞弟舍姐西去，手足情深实难忘；
风风雨雨老天哀，亲人从此分离，欲求相见梦中寻。
我父亲自幼聪明好学，处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鄙视权贵，好打抱不平，他的同乡同学著名书法家李立于1990年在亲笔绘赠给我父亲的一幅国画上，评我爹的品格尤如寒梅“铁骨”。我幼时就曾听祖母讲过他逆水千丈为船夫捡回一根撑船竹篙，在衡阳读高中时仗义斥责专横霸道的国民党督学，以及在三门镇小学机智勇敢打翻两名绑他票的土匪等等佚闻趣事，对我们少年时代的兄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我的父亲书读至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大）经济系的时候，因他的父亲、祖父先后病逝，家道中落，乃至无钱供给他继续深造。正在1948年我年轻的父亲回乡料理完他祖父祖母的丧事之后不久，湖南解放了，欢庆新中国诞生的青年知识份子报国有门了！适时逃脱土匪的绑架，父亲举家迁到长沙城里，他身无分文，随即参加了工作。
他首先在长沙邮电职校当教导主任，后调到市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劳资专干等职。他是市总工会少有的大学生，他将中国读书人独有的爱国爱民的思想热情毫不吝惜地倾注到他的工作里，他在职校课堂上深入浅出地宣讲政治经济学理论，他身体力行奔波于劳资矛盾的调处之中，又及时地将这些情况写成稿件在湖南日报、长沙日报上发表。在解放初期那火红的年代里，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每周星期六下午，我站在我被寄托的设在荷花池的市干三幼儿园大门的绿色木栅栏后面，眼巴巴地等待着来接我的父亲，我爹（我们兄弟从小习惯称呼）总是最后一个来接我的，当他每次到来后，那英俊瘦削的面庞上总是露出微笑，使你感觉到父亲的伟大和慈爱。
解放初期，工会权力很大，父亲的工作很忙，乃至东奔西跑，吃饭有一餐没一餐，犯了胃出血的毛病，虽通过1959年下放劳动锻炼有所好转，但在晚年旧病复发，1995年冬我爹由于胃出血，大便都是黑的，血色素降到6克，严重贫血，乃至最终与肺心病一道夺去了他的生命。当时工会干部很受各行各业职工群众爱戴,听我祖母说:“你们弟兄三人50年以后短短4年里接二连三在长沙出世，家里很困难，顿毛（指我的乳名）还吃过口牛奶，小叶（我大弟）只得吃我拧的饭浆，小建（我满弟）是双胞胎，那个妹子带到8个月就死了。”还是住在顺星桥顺星里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三兄弟都得了百日咳，娭毑硬是背1个，牵2个，把我们送到湘雅医院看门诊，到缴费时少了钱，这时有好心肠的邮电职工（不知是一人还是数人）闻知李老师的孩子看病少了钱，二话没说帮助补足了药资。
儿时的记忆是那么的遥远，朦胧，和美好！记得我和大弟李小叶还是市干三幼儿园穿白兜兜的托儿时，我父亲和一帮年轻“同志”带我们俩坐木划子，登水陆洲，过湘江，背我们上岳麓山，给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人**『米字符覆盖的是xing ai两字』。直到2005年我在编辑我家的老照片时，重蕴了当时的老照片，了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我才幡然明白，那次坐木划子、过湘江、上岳麓山，时在1955年，正是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庆解放，劲头十足忙建设的火红年代。后来我又进一步了解到，当时我爹在长沙行政学院学习，此后参加工作组在丝茅冲联系建湘油漆厂、热水瓶厂、制药厂等几家大企业，在那里他看到了表哥肖彦云（对国家有较大贡献的高级工程师）。那次活动的照片珍藏在我家的相册里，其中两张给我印象很深，一张是坐木划子过湘江，船上大概坐了一十多人，船尾是划桨的船夫的背影，船头站着的是面对坐着的同学在说话的父亲，父亲那时是多么年轻，仅仅29岁。而我在29岁还在长沙竹器厂当学徒工，但就是我29岁那年冬我参加了电大英语单科学习，从而开始了我长达7年改变命运的自学之旅。那次活动还有一张照片是在爱晚亭前的合影，背景的爱晚亭上首是毛泽东所题“爱晚亭”三字，和现在一样，我爹和他的同学共12人每人都穿着学生装，胸前都戴着的一个布质符号，穿白兜兜的我蹲在我爹的膝下。同来的叶弟为什么没有在照片上呢？我记起来了，他小时候很认生，哪知道他长大后通过农村的艰苦锻炼，竟然能在长沙公共汽车当上了指挥几百号人的车队长呢？
文化革命初期对知识分子干部的迫害变本加厉，我爹被带上“特嫌”，“逃亡地主”的帽子，受到公开斗争，并被关押反省达一个月，听说他被批斗得很厉害，曾几欲卧轨自尽。好在后来下到鹅颈洲鱼场劳动，才落得个清静。
我很明白：屡次招工不上不是我表现不好，而是“祖宗牌子”挂得不高，是政审材料不好，我终于寻得空子在公社知青办的柜顶找到了给我“判刑”的那份政审材料。看了材料上的不白之辞，我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到株洲郊区，找到了当时的组织部长，那位长着一脸横肉的部长，听了我颤颤惊惊地提出改正政审材料不实之词的要求之后，竟然恶狠狠地回答道：“李惕吾是挖防空洞的改造对象，你不要来闹，要在农村好好表现！”
我爹当时的精神压抑之沉重是不言而喻的。学生出身的他，思想单纯，难免肤浅，不实际，但他往往很固执，在外面老实得像绵羊，在家里却家长气十足，动辄以训斥，甚至对我温顺的妈妈也常大发雷霆。记得1974年冬“批林批孔”运动在我寂寞难耐郁闷难当的心中刮起了“十二级风暴”，我一连十日用诗歌的形式写大字报，贴满了公社食堂大半边墙，我亢奋不已，窜回长沙，要到省委找平化书记告状。回到长沙,正遇父亲在家里，我即刻遭到父亲的指责，我当时言语滔滔不绝，充满诡辩，面对我这种不可劝止的“疯狂”，他又气又恼，连声叫我“滚”。我一气之下冲出家门，到了苏家巷粮食厅的白姨家，郭盛华姨爹在省委工作时当过10年华国锋书记的秘书，我是怀着告状的目的到他家来的，他们夫妇以很平和的态度接待我，安排我的吃住。后来，他们发觉我神情不对头，马上通知我妈，这样才使我得到及时的救治。
到了1975年底，我回到农村，县里给我报了80多元钱的住院费，大队关照我当了小教老师。但是我孤身一人留在农村，我爹深感不安与内疚。他亲自到华容，配合我妈活动。先是长沙市人民银行有一个到华容县招工的指标，我妈在长沙得到信息，层层找领导，得到首肯后，我爹又在县里招待了姓黄的招工人员，他俩满以为这次招工一定会成功，结果那位黄同志到另一个公社招走了市支行一位同志的姨妹子。接着，我爹在县知青办得知岳阳化工厂有不少招工指标，岳阳化工厂的招工师傅骗他说会到生产队去招我，他信以为真，搭信到生产队，要我安心等待，可是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见招工师傅来，后来才知道人家在公社把公社书记下乡仅一年的儿子招走了。受此打击，我气得睡了一个星期，以至面部浮肿，精神恍惚。这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看不起我父亲，认为他孤傲，委琐，没有能耐，对家庭，对我们后代没有尽到责任。甚至，我对他话语里总带有 “讲老实话”这么句卑微的口标，听不顺耳；对他穿着那一身不整洁的中山装，吊着裤角的乡干部模样，看不顺眼；对他孤身一人住着的那一间挂一块黑窗帘布，斜搭着一张旧单人床的牢笼般的房间，也都产生一种厌恶感。于是，爹爹与我谈话，讲轻的也好，重的也罢，我都横眉冷对，恶语相向。
直到很久以后，我也成了为人之父，才开始反省自己对父亲的不尊，才深深体会到:我们得到的父爱是声严色厉,这亦如我们得到的母爱是慈和温馨一样,都是引你成人的良药益方.我也才开始明白：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践踏了宪法，泯灭了人性，扭曲了灵魂，再执拗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幸免于难！
1984年小弟李小建因撤团由岳阳调来株洲，从此父亲身边有了儿子，我妈也于1987年退休之后住到株洲，我爹独守一地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自从1958年3月可怜我爹离开长沙家人独自下放零陵始，到1987年3月他们夫妻在株洲团圆，这“弹指一挥间”竟整整达30年之久。
改革初期父亲便回到了郊区政府机关工作岗位，他被评上了湖南省第一批农业经济师（株洲市仅2人），他十分珍惜自己评上的这个职称，乃至当时长沙市人民银行为了解决他们夫妻分居的问题，决定调他回长沙工作，他因为调动不能保持职称而放弃了这次机会。但是因为精神的解放，笑容又重上他的眉头，青年时期的活力重返他那清瘦而又刚劲的躯干上。他常年下乡孜孜不倦，诲人不倦地进行财会辅导，财务审计。他负责职称评定，不循私情，大力举荐人才，而从不设卡子，卖关子，谋取私利。小建到株洲郊区工作后，就曾听到一位年轻干部讲到他得到我爹保荐方才获得经济师职称的经历，那位干部无限感激地说：“要不是你爹坚持以总分高低录取的原则，我的这个指标就是别人的了！”
我爹在工作岗位上无私奉献了42年。早年他在长沙市工作时，得到过不少奖章，晚年在株洲市工作时得到过不少奖励证书。他抓工业，产品上去了！他抓农业，产量上去了！我记得改革开放之后，他曾经在白石港附近的一个生产队“蹲点”，由他制订的合理密植的计划成功了，亩产量大幅提高。记得收割的那一天，他带我到那个队看，他亲自掌称，农民都抢着收割、扮禾，田间地头一派喜气洋洋的繁忙景象。
我父亲的晚年是幸福的。他少年时学过武术，喜欢游泳，好打篮球、乒乓球，会吹口琴。1991年65岁的他退休以后，仍然醉心文体活动，他参加区里的老年乒乓球赛、象棋赛，总是当冠军。他最喜欢的运动还是打门球，他每天总是到当年的蔬菜基地现在的体育场打门球，不论寒暑，风雨无阻。就是在1992年以后几年，我家住在广济桥，他每次到长沙都带来门球棒，与林业厅的老年门球队的爷爷、奶奶们打得火热。他甚至还打趣地说：“这根门球棒让李盾退了休再用！”
在职时，我爹与单位同事游览过全国很多地方。他退休后的1995年，我带儿子陪他和我妈游览了北京、北戴河、天津、上海等市，拜会了这几处的亲戚，光顾了他阔别47年的母校—-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浏览了旅台校友捐赠给母校的亭园。
我爹一贯崇尚节俭，从来不事铺张，他在单位工作时从不告诉我们自己的出生年月，但是退休以后他日渐一日地重视人情往来，亲友聚会一类的事。我们每年春节都到株洲与父母团聚，拿他们给我们子孙的压岁钱、奖学金，吃团年饭，照全家福。1995年5月14日，我们全家三代老小以及亲朋戚友在株洲郊区机关餐厅欢聚一堂，热热闹闹地为他老祝了七十大寿。1999年我进50岁，我在株洲宴请了我家和姑妈家三代人，爹爹当时肺气肿厉害，已难出门，但是那次他在家人的搡扶下，搭的而来，满意而去。
1990年, 我爹会到了失散40多年从台湾回家乡探亲的表弟肖伯昆。伯昆叔此行作了他毕生最大的准备,他腰部受过重伤,行走不便,他请了一位护士小姐陪护。他到云南省看望了他的两个胞妹以后回到盘石,又在肖希平、肖希正两兄弟的陪伴下看望了我爹，并同来长沙我家。于是我们一大班人陪同他参观岳麓山、马王堆出土文物展览，尔后我招待大家在南门口的酒家进餐，叙旧。我还按伯昆叔的要求，物色了几十件湘绣给他带回台北作礼品，伯昆叔很客气，他不但按价付款，还特地照低于市价的官价付给美金。伯昆叔回湘探亲了却了自己的心愿，也使大陆亲人解除了一个不能割舍的悬念，我相信娭毑在天之灵也该为此放下心来。此后，相继有我爹的旅台同乡台湾高官刘贤甫、吴伯卿，原国民党湘潭县县长贺石生的女儿贺桂兰，移居大陆的苏本炎等人来访。并且，我爹与刘贤甫先生是校友、世交，此后他们保持了书信往来，前不久刘先生还给我爹寄来一本名人传记(我直到6月10日才看到),我在他们的交往中,协助我父亲尽了我微薄之力.两岸亲朋的幸会，乡土的情结，增添了我爹晚年生活的喜气。
注：
（《我的祖母肖瑞云》、《我的父亲李惕吾》均摘自2002年春我写的回忆录《父亲引我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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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娭毑肖瑞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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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河质朴 时空沧桑--猴子石,我祖母少年时打过工的地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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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的父亲李惕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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