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岁月·五中往事（上）
1974年8月下旬，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永顺县第五中学教书。那是一个炎热寂寥的午后，我心情忐忑地敲开了姚主任的房门，不知道今后将在一个怎样的领导手下工作。姚是学校革委会主任，中年人，黑黄的胖子，满脸的胡茬，一件粗布衬衫只扣了下面两粒扣子。后来我才知道，扣两三粒扣子是姚主任比较严谨的时候，他高兴起来，一粒也不扣，又圆又黑的大肚皮常常令女老师们尴尬不已。其时他正在午休，从床上坐起来，接过我的“报到通知书”，淡淡地表示欢迎后，说学校还没开学，管后勤的没回来，暂时不好安排住宿。我马上表示这几天自己解决，不麻烦领导。跟姚主任告辞后走出来，才发现偌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操场边野草一蓬蓬的几乎半人高，领操台后面是栋两层六间的主教学楼，其他教室都是青砖灰瓦的平房，虽然有些陈旧，倒也显得清爽幽静。校园后面是三栋刷成土红色的木楼和一排平砖房围成的生活区，“红楼”据说是当年红军住过的房子。
五中在塔卧镇的东南角。小镇四面环山，小溪从中蜿蜒而过，一派田园风光。四十年前，塔卧是风云际会的地方——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北上前，曾在这里建立湘鄂川黔省革命根据地，是红色政权和红二方面军军部所在地。现在的塔卧是远离县城的山区小镇，弯弯曲曲的一条小街，区公所、邮政所、医院、供销社、水产站、小旅馆散落两边。平时的小镇淡泊而清冷，但到了“赶场”的日子，七里八乡的都汇聚到这里来，摩肩接踵，箩筐扁担，热闹非凡。
开学了，校园里热闹起来。到处是山里孩子兴高采烈的面庞和老师们热情忙碌的身影。五中中老年教师多，不少是从县城“发配”下来的，脸上满是谦卑和惴惴的神色，对我们这些“工农兵大学生”，他们似乎刻意保持着距离。七十年代前几年，中小学刚从闹剧中恢复过来，沦落为“臭老九”、“牛鬼蛇神”的老师们如“特赦”般，从“牛棚”，从田间地头回到久违的校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可想而知。但作为“下乡知青”出身的我来说“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很快就消除隔膜交谈甚欢了。每天最放松，扯谈最放得开是晚饭后，男老师相邀去学校后面小溪沐浴的时候。夕阳西下，远山如黛。在小溪的石滩上用卵石围成一个个“浴盆”，大家“坦诚相见”，一个个脱得精光，领导也不例外。坐在清冽的溪水里，神清气爽，暑气顿消，便天南海北胡扯瞎侃起来。暮霭升起，溪水渐凉，方才尽兴而归。
天快黑了，孙老师就会走进“红楼”后面一间石头垒起来的房子，那里是发电机房，全校晚上照明用电就来自这里。孙老师名昌球，物理老师，四十多岁的瘦小个子，不苟言笑，治教很严，学生十分敬畏。每天傍晚光线暗淡下来了，老师们会走出一格格的房间，在“红楼”走廊上等待孙老师出现，我因此尊称他为“光明之神”。随着突突的柴油机声响起来，校园里所有的电灯顿时大放光明，教室里会传来同学们的一阵欢呼。有一次，孙老师进机房很久不见有动静，我便下楼去看。见他满头大汗在忙乎，便问有什么能帮忙的没有？“光明之神”阴沉着脸，不置可否。过了一阵，他将曲柄插进柴油机问我能否帮手，那时柴油机发动要用手摇。我接过曲柄一使劲，感觉不轻松，便叉开两腿，摆出架势，一阵猛摇，一连三次发力，柴油机终于突突突地转动起来。孙老师合上电闸，远处传来教室里的欢呼声。我因憋气太久，用力过猛，竟有点晕眩的感觉。看来以孙老师瘦小的个子，每天发动柴油机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但从没有听他抱怨过什么。
那个时候，学校安排工作，没有工作量的严格计算，没有公平不公平的考虑，更没有课时津贴、奖金那些东西。孙老师是教物理的，摇柴油机的差事自然就归他了。我因为有时会傻乎乎地做一些大叫“皇帝没穿衣服”之类的事情，被老师们推荐义务担任教工食堂粮油保管员，尽管我同时是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有一次食堂主管王某买了一筐鲜鱼，将几条大点的用木桶提到自己房里去了。杨老师悄悄地告了密，我便推开王某的房门，二话不说，径直从床下拖出木桶，提到食堂哗啦一下倒在地上，扔下目瞪口呆的王主管扬长而去。
那几年中小学主要是“学工学农学军”、唱歌跳舞演样板戏，学生无须苦读考大学——上大学靠推荐，教师也就没什么教学压力，课堂上师生都比较随意，纪律自然就有些松弛，上课铃响过很久了，经常还是乱糟糟的。张安国是个热情而风趣的地理教师，有天他走进初（8）班教室很久还安静不下来，便开口道：“左边的小鸟已经安静了，怎么右边的小鸟还在叽叽喳喳呢！”。这一下教室里更热闹了，捣蛋的孩子们互相指着鼻子大叫：“老师！老师！这只小鸟也在叫哩！”，一节课就这样“百鸟争鸣”完了。还有一次他在高（34）班上完新课后提问，结果一男一女两同学南辕北辙答非所问，他也不气恼，笑吟吟地冒出一句：“公鸡叫，母鸡叫，怎么搞的各叫各的不同套呢？”教室里便开了锅般沸腾起来，被指“母鸡”的女同学则抹着眼泪跑了出去。张老师其实教学很有一套，恢复高考后，他的诙谐性情和业务功底使他的课大受学生欢迎，地理也成为五中高考成绩最好的学科之一。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很多有才华的老师变得心灰意冷无所用心。有位黄姓数学老师，解题能力公认是最强的，却十分热衷“赶场”闲逛。有一次在集市上看中一只脚鱼，想买回去炖汤改善一下生活。但脚鱼吊在那里老流涎水，他便在集市上转啊转，远远地观望着，一直等到脚鱼的口水滴得差不多了，才靠上前来讨价还价。成交后得意地提着战利品在同事面前炫耀说他计算过了，两个多钟头，至少滴掉了一两二钱涎水哩！
不久，学校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气氛变得有些诡异起来。党支部悄悄地开过两次会了，内容没有透露出来一点。几个党员在交谈着什么，有人凑过去，他们马上就散开。正在大家迷惑不解十分郁闷的时候，谜底揭开了，原来“红楼”发生了“桃色事件”：男主角就是住在我隔壁的唐老师，女主角是他以前的学生。他们曾在我隔壁幽会过几次，不幸被学校好事者举报。党支部精心策划部署了严密的“捉奸”方案，终于在“作案现场”将两人一举擒获。这无异于平静的池塘里掉下一块石头，乏味的校园生活变得生动起来。人们茶余饭后有了津津乐道的话题。傍晚在小溪洗澡时，大家好奇的打听着“捉奸”的过程，领导透露的“作案”细节，更是令我们几个未婚青年心跳不已。唐是湖南师范学院六十年代初的毕业生，高高瘦瘦的个子，教书很认真，待人也热忱，见人总是憨厚地笑。只是老婆身体欠佳，又远在芦溪乡下务农，竟闹出这样档子事来。后来据说组织上还是做了“宽大处理”——保留公职，行政处分，降一级工资，调回老家乡下学校。
五中有个校办工厂，生产测量用的平板仪。木工车间有两个人，其中有个张老师，五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原来是县一中的老校长。课余时，我常到他的工作台跟他聊天看他做木工活。慢慢地我对斧头锯子产生了兴趣，便同他商量说，年纪大了做体力活很累，不如同我换，他去教书，我来做木工。他马上表示只要领导同意他没有意见。这样，教了两年书后，我就到校办工厂抡起斧头刨子来了。做平板的工艺比较简单。每天，我系上蓝色的粗布围裙，在木工台上砍啊，锯啊，刨啊，虽然汗流浃背的，但做好的平板码在一起，瞧着很有点成就感。利用休息时间，我应同事们要求做了些床头柜、小书架、小饭桌、小板凳之类，还给学校文艺宣传队做过一把低音二胡，还异想天开的准备做把大提琴，但用梨木雕了一个琴头后，就难以继续下去了，因为我甚至没有近距离见过那个东西，只是从广播里听过它优美的令人着迷的声音。我因此荣获“秋木匠”的头衔。
做木匠这年暑假，学校又分来几位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位女生，学外语的，也是长沙知青出身。我很快就在校园里发现了新来的女老师：高挑身材，热情开朗，落落大方，在山区的校园里十分显眼。据说在大学里是品学兼优的女篮队长，可惜看起来似乎是“意有所属”的样子，这令我十分沮丧。不过，最终她还是成为了我的妻子，当然，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第二年，国家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几位老教师推荐我担任高中重点班的班主任。新任领导谈过了话，说要高考了，还是教书去吧。我于是解下蓝布围裙重新走上了讲台。校园里读书风气渐浓，老师们也变得精神抖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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