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何以难得糊涂

   很多人都知道郑板桥有一幅“难得糊涂”的字，凡有这幅字的也都能看到下面提的款跋：“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可有多少人知道郑板桥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写字，又是为何要写这些字的呢？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扬州府兴化县人，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卒于乾隆三十年（1765）。郑板桥家境贫寒，幼年丧母，由乳母费氏教养，并随父学画，早年就在扬州卖画为生，过着困窘的生活。后由朋友资助才得到读书机会，并应科举而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郑板桥肯定是很聪明的，他有诗、书、画三绝，他的水墨兰、竹，遍布世界，驰誉中外，故而“扬州八怪”中最受人们称道的是他这个画家。

   郑板桥吃了大半辈子苦，读了大半辈子书，总算考了个进士，满以为这下定会走上领导岗位，从此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他得意之极，说：“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不想，出人意料的是他中了进士，吏部诠选时，却不能立即授官。按郑板桥的想法，最好谋一京官，在六部占一职位，于是有人告知他进身之道。他拜访一位当权人物，以谈昔日韩愈上宰相书为由，呈诗求官职。他还呈诗给一位炙手可热的长者，写道“欲寄情人羞自嫁，把诗烧入博山烟”，诗句看似委婉，其实是急切地透露出了求官的心情。郑板桥还煞费苦心地结识了淮南盐运使卢贝曾，为拍这位卢大人的马屁，他还写了一批献媚之作。然而当他踌躇满志以为就要成功时，那卢贝曾却因江南盐政案被皇上“斩立决”了。他不断落空，一晃过了五年。他四处结交文士官员，不惜逢迎拍马低三下四，直到攀上了圣上的叔父郡慎王允禧——一个喜爱书画，愿与文士结交的人。

   郑板桥终于在五十二岁时被任命为山东范县县令。郑板桥虽也曾“跑官要官”，但他毕竟与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不一样。他出巡时尽量不打出“回避”、“肃静”的牌子，更不搞什么“鸣锣开道”；他时常布衣草鞋微服私访；他还常常寻访帮扶孤儿，多次接济贫困学子。乾隆十七年，郑板桥调任潍县知县，正碰上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全县几十万亩夏粮全部绝收。到了七八月，又连续干旱，气温持高，瘟疫一起，人畜病死无数。一时间，灾民载道，饿殍遍野。郑板桥的《逃荒行》描叙道：“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道旁见遗婴，怜拾置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情况如此严重，他上报请求赈灾的折子迟迟没有回音，郑板桥只得责令本县富户开设粥厂供灾民糊口，又发动“干部”带头捐款。并把自己准备寄回老家给儿子看病的钱也全部捐了出来。可这一切仍不能解决问题。郑板桥十万火急地向府衙建议，先斩后奏打开官仓放粮。可知府大人坚决不同意，还警告他说，擅自开仓要按大清律法处以极刑。郑板桥面对凄惨的灾民，决定打开官仓借粮给他们应急，并对下属说：“再等朝廷批文下来，百姓早饿死了，这个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决不连累大家。”就这样，他救了灾民却得罪了知府，终究还是被革了职。

   我们似乎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跑官要官”者也非都是坏人。如盛唐大诗人王维，才学不谓不高，但要想科举登第而做官，他也不得不找岐王（唐玄宗之弟），走太平公主（武则天之女）的后门，弄了个第一名举子。科举有弊端，官场有腐败，正直的人想完全走正道也难。郑板桥则实在是想为民做点事，想为国做点事。他点头哈腰，送点小礼，逢迎拍马，搞点吹捧，但一旦有了一官半职，就扎扎实实做事，甚至还成了“模范公仆”，这显然也是历史和现实的一种真实。只有当“毛遂自荐”真正管用，只有当官员的选拔完全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以后，也许才会没有了“跑官要官”。

   就在郑板桥被革职的同时，他收到了小儿子病死在兴化老家的噩耗。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之悲，一下子涌上心头，六十四岁的郑板桥老泪纵横，哭倒在兰竹之间。那幅《兰竹图》就是他此时情感的真实写照：一笔孤竹写清苦，一笔兰草书悲伤，一笔乱石画凄凉。郑板桥当了十二年穷县令，到头来无限悲伤地离开了潍县。那首《潍县署中画竹呈伯包大中丞》：“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官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正是他为官十二年始终关注民生的一篇最生动地写照。

   郑板桥写“难得糊涂”的字幅正是他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他正直、率真、清正廉明，想做点正事，可在黑暗的官场上吃不开，常常受到嘲讽、刁难。他当然是个十分聪明十分清醒的人，但他无法对恶势力充耳不闻，因为他对百姓的疾苦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一面以嬉笑怒骂来抗争，一面又彷徨悲观，产生了脱世思想。于是他写下了“难得糊涂”。“聪明难”——要进取，要“众人皆醉我独醒”当然难；“糊涂难”——得过且过本来不难，但对于一个想“治国平天下”的人，一个对百姓“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人却实在是很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抗争不过官场的黑暗势力，又不愿昧着良心去“糊涂”，这种“聪明”之后的“糊涂”则更难。款跋最后一句是郑板桥对自己定下的行动方针，在前面种种“难”的面前，只有小心从事，知进知退，不冒失，不惹祸，只求心里安宁，不求后世福报。可他却完全没有做到，他还是不知进退，还是冒失了、惹祸了，结果被罢了官，从此失去了他一生追求的自认为唯一能施展才华的平台。

   罢官后的郑板桥不得不又以卖画为生，生活逼迫他向艺术高峰走去。因此说郑板桥罢官也是幸事——大清少了一个受罪的县令，中国多了一个名震华夏的艺术家。可不是吗？郑板桥即使爬上了省部级，当了个高官，历史又会留下什么呢？中国历朝历代又有几个省部级高官可与“扬州八怪”比名气比贡献呢？可郑板桥并不知后人会这么看他。他七十三岁，生命结束的那一年，为最后一幅作品《修竹新篁土轴》题诗道：“两枝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梢；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诗书画之间想表现的似乎是参透人生、看破红尘、“难得糊涂”的飘逸与超脱。但细细一品，就会发现郑板桥在临终绝笔里仍然还对地位、官品的高下尊卑放不下，甚至耿耿于怀。看来，郑板桥至死仍是“难得糊涂”。

    官场如此黑暗，郑板桥何以仍然难得糊涂？这是因为几千年来封建官本位制度毒害的结果。郑板桥谈起科考弊端和官场腐败时也说过：“千百年来生员士子深受读书做官的毒害而全然忘了农商之本。”但封建社会“自古华山一条路”，读书不做官又能去做什么呢？就在郑板桥为读书做官仰天长叹写下“有何卑下有何高”时，欧洲的文化精英们正通过科技发明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变革。欧洲和后发的美国的文化精英们除了做官，还可以办企业，当然还可以搞科技，他们认为拥有财富和拥有知识并不比当官差，特别是当“任期制”实行以后，官本位的意识受到大大地削弱。可当时中国历史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何况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看不起商人，因此郑板桥这类正直的中华精英，尽管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却仍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制度文化形成的精神压抑和灵魂痛苦。

   今天的中国完全不同了，读了很多书的人可去做官，也可去干企业做企业家，可以当教师、医师、律师，更可以搞科研钻技术，当技师、工程师、科学家。不过现实社会中仍有很大一部分人以谋官为主业，可见许多制度改革还没有到位。现代人将郑板桥的“难得糊涂”高悬于室除了欣赏，恐怕还有一些的感受与郑板桥产生了共鸣。如果我们不能清廉吏治，并从制度上到思想文化上彻底摆脱“惟有做官高”的影响，“难得糊涂”将总会有人追捧。

“难得糊涂”其实是板桥先生一生经历的无奈总结，谢谢骨架兄好文！

骨架兄，再次拜读了你的美文。

从古至今，当官难，要当个清官、好官尤其难。

糊涂其实比清醒还是要容易得多的，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不过是正话反说罢了。

自古以来。社会的、官场的潜规则太多，想不守潜规则的清廉是很难做到的，要不就受到潜规则的惩罚，要不就同流合污。所以“难得糊涂” 是出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