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虚怀成绝响——缅怀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

           2009年7月11日上午8时55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去世时儿子季承一直在身旁，走的时候非常平静安祥。季羡林大师一生敢讲敢做，敢爱敢恨，为人所敬仰。文革期间，被打成黑帮份子，劳苦致病，不能行走，只得爬行到医院看医生，自报病人身份时，为“黑帮份子”，医生闻名脸色顿变，结果病也未看成。他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不会丢掉自己的良知。

       大师为人平和谦让，曾三辞大师，泰斗，国宝名号不受，他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想成为国学家，在此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称号，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还说；“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很多，但是，为何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泰斗从何讲起。”

又说；“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不绝于耳，我很疑惑，是否因为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国宝了。三冠一辞，就还了我一自由自在身。”

季老的梵文研究，真正是中国第一人，为中国的佛学研究，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他的【牛棚杂忆】为后世留下敢于讲真话的典范；“关在牛棚时，我看了很多，想了很多，我感到有问题，为什麽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份子————”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的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善和恶，美和丑，照见绝壁和希望。”

他的警世名言；【不完美才是人生】。

【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真诚的世纪老人！

  “不完美才是人生”，他的人生却是我心中的完美！

     缅怀大师音容笑貌，

   继承泰斗未竞业绩！

   季老一路走好！

季老先生一路走好！

季老的人品同样令人尊敬：

大师为人平和谦让，曾三辞大师，泰斗，国宝名号不受，他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想成为国学家，在此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称号，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还说；“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很多，但是，为何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泰斗从何讲起。”

又说；“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不绝于耳，我很疑惑，是否因为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国宝了。三冠一辞，就还了我一自由自在身。”

季羡林先生我不是很了解，没有读过他的书。只知道前一段为了他的藏品闹得有些大，也不知现在搞清楚了没有。

与他同一天逝世的另一位国学大师任继愈在哲学、宗教领域的成就不比季先生差。70年初我回长沙时在隆回新华书店买了他的《汉唐佛教史研究》，这本书让我对典籍浩繁的佛教一下子有了一个简明的概念，这就是任先生说的，佛教是“以其艰深文其浅陋”，也就是说，佛经虽然文字深奥，内容复杂，但从哲学意义上看，却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几十年后，我读《金刚经》、《坛经》时，也觉得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空”字，即把现实的（包括精神和物质）都视为梦幻虚无，“相由心生”。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

当然，我对佛教并无研究，只是偶尔涉猎，就如读《圣经》一样，看看而已，没有什么认识。任先生那本书出版于文革期间，他后来是不是改变了观点，我也不清楚。

两位先生同日作古，令人惋叹！

六十年来，我们真的出过大师吗？

我是一教书匠，只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教育官员，但少见教育家哦。

季老,任老,一路走好!

   他的【牛棚杂忆】为后世留下敢于讲真话的典范；“关在牛棚时，我看了很多，想了很多，我感到有问题，为什麽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份子———

—”

      文化革命第一带不过的就是知识份子.在牛棚里还敢讲这种话可见他的为人和胆量.

  季老,任老,一路走好!

{转载}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

    任继愈的哲学观 （有删节）

    任继愈一直在研究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结果 “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成了他的人生格言和口头禅。

    任继愈的哲学观

    近20年的中国学术界，人们为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抛出这个“绣球”的人恰巧是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正是由于他的“儒教是宗教”的观点才引起了这场长达20年的哲学大讨论。

    有好调侃人士戏称：88岁的任继愈是“国宝”级人物，这句话里面既含有对他的敬意，也有对他性格中夹杂着可爱的一种尊称。不少人羡慕他坐拥书城，饱读天下华章，他却说：“我读的书再多，也比不上图书馆的书多。”对这位国学大师，一直心向往之，却无缘一见。“非典”时期，记者小心翼翼地向他预约采访时，竟然出奇顺利，而采访的地点就在他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处于闭馆状态，此后又前去“骚扰”数次，他每次都态度热情地接待，毫不嫌烦。

    任先生著作等身，皆为巨著。采访那天，他身着一件黑色西服，他说这件西服是自己最喜欢的，经常穿着它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每次访问之前，他先给记者泡了杯浓茶，让我想想后再问，而他也要想想后再答，这可能便是性格严谨的体现。虽然，他年事虽高，精神却是大好，谈起往事，思路也较为清晰。与他的外部所呈现出的性格一样，低调而不善言辞，他的语言朴素、简短和实在，甚至有点“乏味”。在回答问题上，他也时不时地会在你高度渴望他长篇大论时“鸣金收兵”，弄得你顿时慌了神，而他正微笑的等待你下一个问题。有人评论任的性格中有一种“和”与“雅”的独特气质，但我觉得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善于比较别致的“幽默感”。

    在自由氛围中不读死书

    1916年，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他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一家名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更名为大明湖小学）。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植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曹老师大为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当然，学校除了开设音乐、体育等常识性课程外，曹老师在若涉及酗酒荒淫的文章时，还附带的讲授一些相关的性知识，比如告诫学生婚后性生活要有节制，否则会伤害身体一类的话。这对于七十年前的中国来讲，这种给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传播性知识，可以说是相当开明和大胆的。”任对小学的发生事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自己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经历，给任继愈留下了一个保持到现在的观点：小学与大学老师不同之处，一个是无私地奉献，而另一个可能会留一手。当我问及现在是否常回老家时，他说：“老家的一些亲戚和朋友都差不多先后故去，而我的社会关系和圈子也已经不在山东，所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过老家看看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茶几，来回抚摩着手中的杯子，若有所思。

    任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虽然这所中学只办了四年，但在任的心中，它有着很重要的份量。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这样自由的氛围是由一班倡导民主的教师创造的。一名叫鲁涤平的教师，就爱把他教授“党义”课变成了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专门攻击“三民主义”，在攻击之前，最喜好用“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来提起学生的兴趣和表明自己轻蔑的态度。当记者问任在中学的成绩时，他只是以“我在学校的成绩属于一般般，只是我比较幸运罢了。”匆匆带过，怪不得有人评任继愈是“谦虚中人”，而他始终都保持的这种处世态度，深得不少人的钦佩。

    “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能理解中国社会”

    到了大学三年级，也就是1937年的暑假，“七七”事变爆发，北大决定南迁，任当然也随着学校南移至湖南，而任所在的北大文学院正好设在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云南蒙自县。任过了体检，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在这个旅行团中，除了学生，还有很多当时在北大教书的知名人士，像李济同、闻一多等。不但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也不再为难。但这次旅行对于任来讲，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他说：“这次旅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同时，也让他竭力地思考将自身的人生归宿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

    经过一番思考，任继愈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深刻地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他说，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尽管当时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但这与以往的选择不同的是，在他内心有了一个确切的方向和目标，对于他来说，人生的价值和幸福都将体现在这个目标上。在研究的同时，他也对前人、外国人和时贤的著作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说得不清楚。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后来他又在1983年写的《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一文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中国一些学者在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些误区：“‘五四’以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大量的接触，无疑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打开了眼界。但是在我国学术界过去缺乏现代科学方法的长期训练的传统，借鉴西方本来是件好事，搞不好，流弊所及成了依样花葫芦，生搬硬套。先是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后来又生搬苏联的。实际证明，这种方法无助于弄清哲学史的本来面目，反而增加了混乱。”他说：老子的“道”绝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王阳明的心学也不能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相比附。

    当“湘黔滇旅行团”兴冲冲地到达昆明临时搭建起来的西南联大时，学校的条件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校舍全是茅草顶的房屋，由于窗户没有玻璃，关与不关区别不大。幸好昆明的冬天不冷，夏天也不热。让任继愈一直怀念的是，当时虽然条件差，但是很温馨，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而且切磋学问也比较方便，俨然一副古代的书院生活图。课余的时间也可以听一些学术报告，比如，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任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大一笔财富，无论从他的文章还是平日的谈话，很容易让人看出他对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无限眷念。他略微自得地告诉记者说：由于张岱年先生一生都是生活在“四世同堂”般的大家庭里，所以，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在抗战的时候，到大后方去体验生活。因为，这对任何一位学者来说，这种经历尤为重要。

    “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时常挂到任的嘴边作为爱国教育的“口头禅”。他说，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和心愿。那个年代若要评价某个人，抗战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或者一个评判标准。任也常津津乐道地把冯友兰坚决不愿将那张美国永久性居留证带回国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将其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典型”。

    建国不久，任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献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他对此非常满意。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前兆或序幕。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 (耶稣教、回教、佛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经过几番“折腾”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打破了“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信阳干校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一批曾被打倒但还健在的研究人员也都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19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其学说打破了“五四”以来 “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并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1987年，他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算起来呆了20余年。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现状的焦灼，任决定在“中国无宗教”这一他看来的谬论问题上有所突破。

任的“中国无宗教”的学说，似几滴清凉甘露滋润了整个的思想界，虽然仍然有着心虚的疑虑，但同时也夹杂了几丝抑制不住的惊喜，人们不得不对眼前这个看似儒雅、和善老头的“能量”重新评估。任的这个论点虽然现在还未能普及开来，但已经慢慢的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

    “精英哲学”与“群体哲学”

    很多人认为，任先生的哲学研究是一种“精英哲学”，而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种“平民哲学”的研究，所以，虽然有很多人知道任继愈，而不知道任继愈的哲学思想，这可能只是社会对任评价中的一个观点。任告诉记者说：“我研究的不是所谓的‘精英哲学’，也不是什么‘平民哲学’，而应该是群体哲学。我不想离开群体去标新立异，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做好一件事。”人们之所以认为任是“精英哲学”，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任是一位长期的“浮在上面”，“只从群众中来，但没有到群众中去”的哲学家。其实，当初，正是由于看到中国的现实，才迸发任立志从事哲学研究的。任说：“一个国家的改变，并不是一些简单的政治变革就可以达到的，而最重要的是应该在一些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的改变。”这与他在1988年写的《消除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文中的观点一致。他在《消除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文中写到：“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有时候并不是与政治上的变革相一致的。如果说政治上的变革是短期的、跳跃性的过程，那么，思想形态方面的变革便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连续过程。因此，政治上的变革是不能代替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变革的。”

    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拼命地抨击“迷信”与“伪科学”，坚持科学是人类进步的惟一法宝。当记者告诉他“中功教父”张宏堡已经在美国被捕的消息，他说：“这样的人，早就该抓了，封建的遗毒，祸国殃民。”他除了继续四处呐喊国家和学界要重视对儒教的研究外，还提倡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要总结传统哲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才能有机结合，找出根本。他在《我们应该求助谁》一文中写道：“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书上找现成的答案，那是愚蠢的。”言下之意，是要灵活掌握马克思的真正思想。

    “潜斋”改称“眼科病房”

    在信阳干校接受“教育”时，任显得十分“乖”，早上的出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成天很少说话。由于任为人十分和善，所以很少有人为难他，但由于在那里光线太暗与劳动过度，他的一只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他告诉记者说：“现在看书不能看得太久，看得太久了会很疼，而且给上楼梯、拿钥匙开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极不愿意谈及自己在文革的经历，我想一是由于不想触击过去的伤痛，可能更重要的对此事的一种宽容的淡然吧。现在，每周他有两天半的时间去图书馆上班，处理一些日常事物。剩余的时间，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读书上。他觉得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好时光，应该多做些事情，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失去的时光。无奈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为此，他幽默地将自己的书房由“潜斋”改称“眼科病房”。

    作为一位与新中国历史同步的人，任先生经历得太多太多了，所以他自己也懒得花时间去梳理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愉快”，而是索性整天将自己关在位于北京三里河的家中以读书取道为乐。他说过，从步入学术界那一天起，就怀抱着一种沉重的心情，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感，这可能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紧密的联系。

    虽然，按照他88岁的高龄，完全可以赋闲在家，但他似乎不愿意停下来。他一直在研究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结果“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成了他的人生格言和口头禅。目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夫人也退休了，女儿任远在加拿大工作，任除了继续编撰《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外，最大的乐趣就是和远方的女儿写信聊天了。（作者：韩雨亭）

外部链接：

http://www.sd.xinhuanet.com/sdsq/2005-09/21/content_5183400.htm

受那么多苦能活98岁，说明心态极好。到底是受过磨炼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