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树下
( 十 )
年前，会记家将那破败得要倒的旧屋拆了，在原址竖（建）了一栋新屋。
竖屋的那几天，队上所有的劳动力和他家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帮忙 。抬的抬树，搬的搬木方，好一派繁忙景象。
盘（搬）回来的材料，由木匠师傅凿眼嵌榫，组装成一副副的“排扇”，一副“排扇”相当于一面墙的框架。而有意思的是，竖屋的时间都是安排在晚上，也许是“夜不占工”。竖屋前，将一扇扇的“排扇”，挪到固定位子，周边烧上几堆大火，既可照明也可能还包涵有驱邪的意思，反正大家心照不宣，都这么做。竖屋开始时，大家一声吆喝，将庞大的“排扇”顶部那头抬举到胸部或头顶，然后前面一群人用绳往上拽；后面一群人用楼梯或用特制木杈往上顶，在号子：
“嘿力个着哪。”
（众）“嘿---嗬呀。”
“加把的劲呀，”
（众）“嘿力个着哪。”
“……”的引领下,“排扇”一点点的竖起来，当“排扇”竖直后，加以定位校正，便又开始第二“扇”的工作。当所有的“排扇”竖好后，安上屋檩椽子，盖上瓦，主体工程就算完工。 有能力的人会马上或稍后就开始铺设地板、楼板，安装门窗、壁板。而有些没能力的人，也许，一辈子就住着空敞敞的夹板屋，直到房子老旧、破败、倒塌。
我们在那里的几年中，住的就是这种夹板屋。当年，会记家将屋竖好后，也就力不从心了。好在他自己会木匠活，以后一点一点地完成了他自己所住的那间屋的“装修”，而对于我们暂住也属于他产业的这部份，则无力旁顾了。
我们住的这间用旧屋木板在周边夹起来的屋 ，因那些木板都已经腐朽、破损，缝隙大得冬天的雪花可以直接飘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而夏天，旁边一米之隔就是会记和队长家的猪栏，臭气熏天，蚊蝇如蚁。我们家夹板的间隙和缺口，则成了臭气与蚊蝇的通衢大道。（在乡下的几年，生活的窘迫达到了极致，日食两餐都难得一饱。所以，完全没有能力自己建房。但，这只能归咎于当时的大气候。所以回城后对于那方热土，我们还是始终怀有一份眷念；对那里的乡亲，我们都曾尽自己的能力予以过帮助。而对于会记一家当初给我们提供的虽然是仅能栖身之所，也怀着一份感恩之心。八、九十年代，这时的会记已不在人世，他的儿子到长沙来投奔我们，我们一家人都给于了他厚待。帮他找工作，买房子，办户口，操持他结婚，帮他带孩子。现在他一家人在长沙生活得还不错，俩口子上班，儿子读小学三年级。）
说到会记，在这里稍作一点介绍：大名---张明浩，在堂兄弟中排第八，故小名---八儿 。他父母在生下他姐姐之后，下面养了几个都没成人，当他父母在有一大把年纪之后生下他，那便是宠爱有加，吃奶就吃到八岁。但是，奶吃得多似乎他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从小就体质瘦弱，身高也比父母差一截。成年后在队上出工吊二郎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喜欢交朋友，走人家，一出去就好多天。在家里四手不伸，是个“扫把倒了都不会扶一下”的角色 。他母亲常年卧病在床，从我们到下茅塔，就没看她跨出过门，家里的什么事情都是父亲一个人做。做得好，没听过他说一句恭维奉承话，做得不好，却还会发牢骚。但，人还是比较聪明、好学 。锯匠、木匠、篾匠，都拿得起放得下，他母亲病了，他还兼着草药郎中。有次看见我父亲在补套鞋，他为了学手艺，便也在自己没烂的套鞋上补了一个疤，由此可见一斑。平时喜欢看书，经常借书回来，因此我也得益不少。
这年的夏天特别热，连续十来天没下过一滴雨。在通往头溪的山路上，一行去给苞谷地锄草的人，一边张大着嘴巴喘气；一边一步一蹬地蹭着往上走。路边，树木小草的叶片都向下耷拉着。除了偶尔的几声蝉儿聒噪，整个大山死一般的沉寂，连平时叽叽喳喳的鸟雀，这时恐怕也口干舌燥，蛰伏于阴暗的地方避暑去了？
路过月亮田时，看到田里已经干水、开坼。原本葱绿的秧苗叶片，现在都萎缩得卷成一丝丝、一线线的小圆筒，大家的心里都在一阵阵地紧缩、发痛。走后的张大爹几乎用带有哭音的声音说：“么日落头嘀，今年将何‘煞角’（意即：今年怎么得了’？”这时，我忽然想起白日鼠---白胜，在黄泥岗挑担卖酒时所唱的歌词：
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皇孙把扇摇。
到了苞谷地，人们抛弃了以往到“岸”烧堆火的惯例，纷纷钻到到苞谷地边上的树阴下喘气去了。
在当地，虽然每家都分有一块自留地，但用于种菜的面积都不大，大部份的土地：一般的是冬季种点油菜，以多少解决一点食油的不足；而夏季则主要种苞谷，收得一斗两斗苞谷籽，在五荒六月青黄不接时，磨粉煮糊糊，就能维持一家人十天半个月的生存；如果不种苞谷就种辣椒，假如说，一家人吃的盐，能够由鸡屁股银行解决，那么种的辣椒晒成干红辣椒，卖了后则可为一家人中的某一人或两人买件衣或买条裤。所以，吃菜都是尽可能找那些纯天然、无污染、兼具防癌与绿色的---野菜。在这大山之中，野菜到处都有，但是要找到够一家人享用一餐的野菜，那也还是要围着山里打几个转,转几个圈。因此，当大家都在躲阴纳凉时我便背着个背篓在附近转悠。遇上野菜便扯把野菜；遇上柴火便搂一抱柴火。总之，莫让自己懒惰了。眼睛还要时刻留神人们是否准备开工，只要看到别人屁股一离地，便即刻归队。在当时，父母都是五十大几的人了，平时都生活在城市，猛然“半路出家”来到这群山峻岭中过日子，别的不说，光走路就不习惯。如，在一些陡峭险峻路段，当地人背捆柴，挑付担都能如履平地；而父母在通过这些地方时，也许就要手脚并用，慢慢地摸着、扶着或揪着路边的树枝草蔸才能通过。所以，客观点说每天给他（她）们三、五分工分，也并不算人们昧了良心。而我虽然没有享受“千山听松涛，万涧闻莺啼”的胎教，也没有接受三、五岁就统领群牛驰骋于万山丛中的训练，但毕竟小孩子的接受能力强一点，我也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在生活的启迪和教诲下，慢慢地我也明白了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古训。
头顶着似火的骄阳，在苞谷地锄草，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锄出的野草，转屁股就晒得死怏怏，无一幸免，无一漏网。（当然，过段时间另一批野草“春风吹又生”，那则另谈别论。）只不过，才做了一气功夫，人人脸上身上便大汗淋漓。于是纷纷前往来去里多路的山涧喝水。父母因为行走不便，每每都是我在溪涧牛饮一番之后再摘几片大一点的桐油树叶蔸点水回来给他（她）们解渴。
正在晒得晕晕乎乎时，福叔回忆起了过去给人打短工时的一些片断：“那时有的人家苞谷地多，到了锄草时自己忙不过来，便请我们给他打短工。打短工是要供中饭的，有时还会吃点小酒。遇上一些不胜酒力的主顾，吃完饭便走到树荫下打瞌睡，坐着坐着便睡着了。那我们这些打工的人“懂事”，大家轮流着用草帽子，轻轻地给“老板”驱蝇送爽。等他一觉惬意的睡醒，我们离开晚饭的时间也就不久了。如果碰上不贤惠的老板，就将锄头慢慢举起，轻轻放下，嘴巴里还神能通，鬼能通地念叨着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如果老板还不知趣，或不满意---最多你下次不请我，不然豹眼环睁，袖子一捋，敢不教你吓得屁滚尿流。而福叔最经典的一次“大无畏”之举，当数当年土改时期的一次聚会。解放后，福叔因苦大仇深而当选为贫协会员参加土改。一天，为了犒劳这批有功之臣，县土改工作队在乡政府召集聚餐。县里来的这位队长正好与福叔同在一堆。八个大蒸钵荤素搭配，放在地中央，十个人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开餐后，这位县里来的队长有点不拘小节，很随意。动筷，就哒、哒、哒来了个重机枪的三发点射，筷筷都叉在装肉的那个钵子里。这让满脑壳都向往着过共产主义的福叔，很是反感。于是乎，冒着撤销贫协会员的风险，拿出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嘴里说了句：都让你一个人吃算了。端起那钵肉“哗”地一下，全部倒进那位队长的饭钵里。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那位队长也面红耳赤。但毕竟队长失礼在先，最后也没拿他怎么样，福叔仍战斗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最前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年，虽然遭了点旱灾，田里地里都减了点产，但在下茅塔生产队十年九旱的历史中，与有些年份颗粒无收来对比，这根本不算什么。年终结算时，我们家一举就跨进了超支户的行列。而且通过一年的辛勤劳动，我们分到了足够吃五个月的口粮。明浩会记的算盘珠子刚拨停，我便在“八小时以外”找到了一份新的兼职---挖野葛。
葛分两种---乌葛、黄葛。乌葛人们一般都熟悉，它上面刚发的嫩芽，就是春天吃的蕨子（菜）。它下面的根---乌黑色，手指粗二、三尺长，根上密布半寸长的须根；黄葛大家也熟悉，手臂粗比手臂还长，如今把它剁成小姆指大小，包上一层漂亮外衣，与槟榔价格不相上下。
不管什么葛，挖回来洗净捶成茸茸毛，拿到水井旁用水滤渣，再漂几天水，去苦涩，即成淀粉。拿回家做成葛粑粑或煮成葛糊糊，就能度命，就不得死人。但是毕竟营养不足，吃多了，走路脚打跪、浑身无力，人瘦得像鸦片烟鬼一般。而且，葛粉的劳动力成本比粮食还要高，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没人愿意吃这些东西的。
一天，收工后我一个人拿着柴刀扛着锄头便钻进了人们一般都不愿去的一片老林，按照以往经验，凡是没人去的地方那里的野葛就比较多，而且生长年份久，葛根粗大，淀粉多。果然，在钻了一段路后，我就发现了一蔸葛藤粗壮的老葛。我将上面的葛藤砍断，再将周边的荆棘砍掉腾出一片场地，于是一锄一锄地挨着老葛挖起来。渐渐露出的老葛根，皮薄粗壮，让我兴奋不已，我甩开膀子卖力地挖掘。挖出了一段之后，葛根顺着风化了的岩石缝钻了进去。我舍不得到手的“肥肉”就这么丢掉，只好用锄头一点一点撬开风化岩石。但是，随着洞子越挖越深，洞里面的泥土越难出来，我只好顺着山势往后推出一条深深地沟槽，改成平行挖掘。当我在忘情地挖掘时，时光却在悄然流逝。家中的父母见我月上三竿还未归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领着小弟在我有可能出没的地方，漫山遍野呼唤寻找。当我驮着一支像蟒蛇一样的葛根出现在他（她）们面前时，父亲的喉咙已经嘶哑了，母亲的眼圈早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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