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忧伤的月亮

年轻，没有阅历，当知识青年，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平常的事情也想留下纪念。尽管我们九月去，大家商量填写履历时，选当时全国人民最能牢记的日子：12月26日。因为这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寿辰。

1969年秋天，晚稻已经收割完，知青们最难忘、最欢心鼓舞的日子到来了。自1968年毛主席发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以来，全国大下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青年学生听毛主席的话去农村经风雨见世面后，工厂第一次开始向下放知识青年招工。知青们经过锻炼、改造（那时确实是使用的“改造”一词）后得到贫下中农的认可才能被招工，有上调1机会，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感觉有了盼头。

1969年上半年，工厂已经在留城的老三届中招收过工人了。当时留城的学生极少，工厂在城里招工，一时招不满。

那个时期，要想偷偷留城不下放去锻炼是一件极难的事情。首先，个人要有较强的承受能力，那么大的全国上下总动员、轰轰烈烈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事关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大是大非问题谁敢抵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恐怕不行；第二要找点留城的理由也不是那么容易，

“牛鬼蛇神”、靠边站的干部，即使有理由，因为害怕，因为没能力顾及子女。即使红五类的孩子能找到借口，在强势宣传下，想躲避大风大浪也需要足够勇气，才敢留城；三是得有点私心，在那斗私批修一闪念2的高压条件下，这点私心不经修炼，绝对留不住。所以即便具备如身体不好、家里需要照顾等这样那样留城条件的青年学生，也没有几个愿意放弃去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留城而没有下放农村的初、高中毕业学生微乎其微，老三届的大学毕业生都推迟毕业，带薪统一去农场劳动锻炼。照我的看法，那些当年没有下放到农村去锻炼的人，他们放弃的是一次磨砺人生的机遇，就个人而言是一辈子的损失。

要赶美超英工业要发展，工厂需要工人，便去农村招收知识青年或回乡青年学生进城当工人。

我下放的那个大队里有知青六十几人。这年，招工组的工作队来了，大队支部书记将五一、老二、党根、三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挑了出来：“老二”使人联想起孔老二，党根明明出身不好还叫个什么“党根”；“反动学术权威”的侄子佳士的情况有点滑稽，学术权威的伯父当红时，他沾不到光，倒霉了却能黏上；伪宪兵队长的儿子九九；我当然不在话下，父亲成分高，父母又都住牛棚，没有被“解放”，有人给我安了顶“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子弟”的帽子，其实还够不上。大队支书把我们六人的档案挑出来，往旁一放，然后对两个来招工的工人师傅说：“除他们六个出身不好的子女，其余的任你们挑选。”

这情况是第二天要召开知识青年动员大会前，我的住户大队贫协主席、生产队长郁彬叔3吃早饭时私底下告诉我的。因为，工厂派来招工的工作队员已在我们下放的大队转了好几天了，曾有一工人师傅暗示性地问过我：“听反映说你表现不错，愿意到工厂为国家做贡献不？尽管我明白那时“成分论”的存在，尽管我满脸笑容地回答：“想是想，只怕去不了。”但年纪尚轻，侥幸心理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哪能不为之动心？住户郁彬叔知道这事，他告诉我是提前给我打预防针，要我有思想准备，他知道我面子薄，怕我心存希望接受不了不被推荐招工的事实。他告诉了我，我心里有了底，没有了奢望，内心倒是十分平静了。

吃完早饭，我跟随大家去大队礼堂参加“首次招工动员大会”，高高兴兴听大队支书主持会议，还看似虔诚地听招工组组长作关于“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长篇大论。那时讲公平，来开会的都记工，算是没有耽搁我出工，我心安理得地拿了那天生产队记给我的三分工。

那次招工的程序是先报名（实际是招工组点名）、填表，随后由招工小组（想起来有意思，那时什么组织都谓之“某某小组”，连“中央文革小组”都是“小组”。如今不同，什么都号称“某某国际有限公司”，也许哪天还有“某某国际无限公司”。）原则政审，政审过关才召集贫下中农座谈。初步通过者去公社卫生院体检，体检合格由大队签字盖章，这事就算成了。招工是大事，大队忙乎了好多天，最后招工组决定招走二十几人，带他们去省城的汽车修配厂当学徒，每月工资18.5元，这数目虽不算天文数字，在当时已够养家糊口，能进工厂当学徒工是那个时期青年们梦寐以求的理想。

第一批被招工的知识青年们要走了，大队组织“留守”的知青尽地主之谊，大队做东，于大队部礼堂宴请晚饭。那天，知青们都逞英雄，喝了不少酒，记得还有自娱自乐的欢送晚会，闹腾到夜深。队上的人挺理解，没有一个出来制止我们，管知识青年工作的大队委员、回乡青年鹏辉陪我们至终。鹏辉为什么没有被招工？他未婚，67届高中毕业，应该够条件。是舍不得已定婚的姑娘？还是放弃不下肩上的大队委员“官职”？

二十几人中有与我们高中同班的“蔡九哥”，有带我晚上去她同学那里玩的凤英，有准备嫁给支书家做大儿媳妇的杨阳等。

永远都不能忘记送“蔡九哥”回“家”的路上。闹腾过后，我们八个一道来的同班同学还没有尽兴，相拥着从大队部一直伴送“蔡九哥”回家。我们大队分两个屋场，他的“家”在离大队部较远的另一个屋场，两个屋场间有一条较宽的田间土路相连，我们走在那条已经熟悉的路上。

那一夜月光皎洁，天空十分明亮，月光从遥遥的天际无声地流淌下来浸泡天空与大地，整个气氛有一种凉冰冰的感觉，很苍茫，很细腻，很纯洁，容不得污浊。我们一群人踏着有点醉意的步子在细腻的月光下缓缓而行，借着酒兴，这群微“疯”的人把《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唱支山歌给党听》等革命歌曲一首紧接着一首地唱着，所有的曲调都被演绎成充满忧伤的旋律，我们用彷徨无助的歌声向月亮诉说，与世界对话。我说我们唱《送别》吧：“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歌声中弥散着惆怅与感伤，漫了一地，充融着夜，与纯洁的月光交织成思想，传递给了月亮，成为永远的记忆。突然间我的心被宿命般的悲剧感深深地震撼，内心的情感波澜迭起，不可阻遏，我感到被从宇宙深处穿梭而来的光簇拥着，经受了一场全身心的洗涤，幻化成风，幻化成气，进入无思无言之境界。那一刻我只希望时间永远停顿，定格成不可移易的场景。

第二天一大早，二十几个体检合格、完成政审的、与我们一样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坐上汽配厂派来的大卡车，从大队屋场前那条通向外面的马路出发去了省城。

只锻炼了十个月的时间，第一批被招工的人走了，像有一阵风，猛然吹走了一同下放来的知识青年的三分之一，心里空落落的，我的意识仍然停留在前夜的月光里。

住户郁彬婶心细，观察到了我和同队的知青九九失落的情绪，为安慰我们，她让郁彬叔放我们一两天假。她带我去十几里山路外走亲戚，我和她“欢天喜地”地度过了一整天。九九则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他的住户凯伯爹收午工、晚工回来，到床前安慰他，说：“不当工人也无妨，天哪里就能真塌下来，我们祖祖辈辈都作田，不也蛮好。”凯伯爹还特意为九九煮了鸡蛋，七哄八劝九九起来吃了晚饭。

人有等第，所谓阶级烙印。那些喜形于色、“根正苗红”的后代自鸣得意，说我不知死活，前途都没有了，还只知成天笑呵呵的，乐什么乐？他们对我不屑。那些深沉的“牛鬼蛇神”狗崽子，叹我太糊涂，看不清形势、没有思想，瞧我不来，只是觉得与我谈天说地算有点合胃口、也还有趣，倒常与我谈些花鸟虫鱼、风花雪月，涉及不到政治时局的话题。贫下中农就更无法看懂我了，因为我会自己吃红薯，将白白的米饭送给五保户；我会将妈妈给我做的新衣服跟他们兑换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发放布票制度一直施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每年每人一丈四尺五，中等个子的成人刚好一年做一套衣服），但无论多破的衣服我都洗得干干净净, 穿得整整齐齐；我学习缝补浆衫，种自留地，把菜园子打点得像模像样，养鸡，记得还喂过一头猪，俨然一村妇，却不肯嫁给当地人当媳妇；晚上胡乱地拉二胡，或看他们看不明白的书，直至深夜。用他们的话说：白天的劳累不够，晚上才有精神，要不怎么没有瞌睡。

知识青年中流传着不知从哪本书上学来的一句格言：“笑在最后的笑得最美。”我下放农村五年，获得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笔财富，这财富炼成了我日后判断是非的火眼金睛，炼就了我的勇敢，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被压垮，培养了我的艰苦奋斗精神，对物质生活没有特殊的要求。

被支书选出来的我们六人，读了五六年的“农业大学”才获准毕业，回城读书或工作比较晚。其中有两人当了老师，有一人当了检察长，还有两人做了企业领导。不知这算不算轮回。

几十年了，每夜，亘古如斯的月光穿越光年，静静地悄悄地从无边无际的头顶从容走过，洗涤不洁的凡尘，慰藉着苦涩的心灵。省会是不夜城，没有月亮，也没有谁有闲心“欣赏”月亮，可扮“酷”装“高雅”的事多了去了。但每年的那一夜，我总会习惯地、很真诚地仰望天空，寻找天上的那轮月亮。有时它那样孤独地挂在浩瀚无垠的天空，柔柔地进入我的双眸；有时它嵌在像黑色大理石的天幕里，被钻石般闪亮的繁星围绕着，那样高傲地瞧着我；有时天河浩瀚如刚开启的百宝箱，在雍容华贵的宇宙间，在渺远的天际安详地挥洒着它带银粉的光；有时它躲在深深浅浅的云层里，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有时，月亮看似荒唐地高挂在浩淼的夜空……不管月亮用怎样的表情，离我或远或近，都能激动我的性灵。我知道它---- 月亮, 永远忘不了1969年那个秋夜的忧伤。

1上调：对应上山乡下，知识青年招工、招干回到城里工作统称上调。

2斗私批修一闪念：文革时期，要求每个人时刻批判自我，决不能留半点私心杂念，哪怕是思想间一闪而过的自私念头都不容许放过。

3 郁彬叔：下放农村时，按村上最小辈人称呼他时用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