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厘工分
下放农村后没几个月，我就当上了记工员，因为我具备记工员的基本条件：第一，我读过书，会写字；第二，是单身，有的是空余时间；第三，我住生产队长郁彬叔家，不用像其他人，记工的时候还得到郁彬叔家里来核对（每日的工都是生产队长安排的），我在吃晚饭时，顺便就与郁彬叔核对好了；第四，我是知识青年，是来接受再教育的，除了地主四老倌，我和谁都是朋友，与谁都没有瓜葛，应该是公正的。
那日晚饭时，郁彬叔说：“经队委会研究决定，明天起，你开始记工。”当生产队记工员，对知识青年来说可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它说明你得到了贫下中农的信任与肯定，我不敢马虎对待，掉以轻心。第二天趁中午收工，去供销社买了两个小学生作业本，我记得是一角钱（别人当记工员，这本子该是队上准备，我为队上节约了一角钱）。平日我有读书记笔记的习惯，笔是现成的。因喜欢夜晚读点书，常常把旁人的煤油（那时煤油是凭票计划供应的）买回来，郁彬叔说晚上你反正看书，灯火钱就不补了。觉得为队里节约点也是应该的，还正好找到一个可以表现的好机会，我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贫下中农的信任可是无价之宝啊！我设计了一个表格，认认真真地将生产队十几户人家的劳力都登记在本子上。
生产队的工分是这样定义的（现时应叫劳动分配方案）：主要男劳力每天12分，早工记2分，上、下午各为5分，每一把(bà)1 工 2分5厘。一般男劳力每天10分、妇女每天5分或6分，小孩每天3分。一般男劳力、女劳力、小孩都按主要男劳力的比例折算，每日记工单位精确到厘。我每日只能记3分工，因为我没出嫁，不能算妇女，只能算小孩。当年我19岁。
每隔十天半月，总有人来找我核对，各户人家自己总有一个人记工，我把他们叫做“家庭内务部长”。他们的记工方法各不相同、五花八门。并不是每一家的记录我都能看懂，通常是由“家庭内务部长”念出来，我看着我的表格核对，两个月来从没有出现过错误，我还挺有成就感。为了记工，耽搁了我好多看小说的时间，我都没有心疼过，因为是为队里做事，为贫下中农服务，这个政治上的意义恐怕只有上山下乡当过知识青年的人能理解了。
要年终决算了，大队民兵营长蒲松（他不愿意与我们同流，从不许知青与他称兄道弟，要直称营长）也来找我核对工分。我们队有六个党员，大队民兵营长就是其中一个，他还当过兵。在与他核对工分时，有一厘工分不对，他认为是我记错了，要增加；而我却以为是他弄错了，是他不对，与他较真，坚决不同意补上。况且当时的一个劳动日（也就是10分工）价值才一毛钱，一厘工分能值多少？也就是一分钱（只不过当年的米是一角钱一斤）。即便是记错了，一年就少了这一厘工分，也无所谓。我认为，作为在部队锻炼过几年，又是党员的大队民兵营长，完全可以不计较。我俩僵持不下。还是郁彬叔打圆场说：“化石，补上算了，以后细心点。”我极不情愿地补上了那一厘工，接受再教育嘛，但心中有点不快。
没想到事情还没有完。搞完年终决算，大队民兵营长提出了“罢免”我记工员的几点理由：一是记工不仔细，常出差错；二是态度不好，错了还坚持不改；三是走资派的子女，居心不良，有意报复贫下中农干部。这一条当然是厉害了，我的记工员“职务”就此被撤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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