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岁月·“可以教育好子女”
终于踏进了吉首大学的校门,尽管只是一所小小的大学,但据说是五七年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全国两所地方民族学院之一,另一所是东北朝鲜族的延边大学。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而亲切。突然逃离了艰苦的体力劳动和食不果腹的日子,坐在敞亮的大学教室里,心里装满了庆幸和欣喜。
我1964年小学毕业进初中,两年后就“文化大革命”,全国大中小学生都“停课闹革命”,在学校和社会上折腾了几年后,又“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现在终于回到了久违的校园,以初中肄业的文化基础来接受高等教育。在校园里只找到了另一位长沙知青,是大庸县的彭铁超分在数学科。整个湘西自治州十个县,长沙知青大概有一两千人。想起来我真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没有乡亲们的关照和各级领导的厚爱,哪有我的今天呢!但从其他长沙知青的命运和遭遇来看,他们感受到的就只能是时代的荒诞和世道的不公了!
很快我的幸运儿心情就掉进了冰窟窿里,我感觉有些老师对我的态度有点特别,这使我想起报到时政工组老师异样的眼光,口中念念有词:不容易!不容易!终于从同座的党支部委员同学口中得知,因为出身不好,我是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被特别批准保送上大学的,全省没有几个,据说还有一个是“文革”中被打倒的省委副书记王延春的女儿,她被安排到外省的某个大学。
大概是上面觉得“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的子女人数也不少,全国加起来可能有千万之巨,也要搞几个“典型”出来,让“狗崽子”们看到“前途是光明的”,以体现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英明正确。我很快还发现全班四十多个同学,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剩下十几个是共青团员,只有我什么都不是,每周的党团活动时间我就成了孤零零的“群众”。
更难堪的还在后头,入学后我先后两次申请加入团组织,班团支部讨论通过上报后校团委没有任何反馈信息,既没有批准,也没有指出哪方面不符合条件。后来是班上的校团委委员谢根全,按他的说法“违反组织原则”透露了一点内情,说我父亲历史复杂,参加过“三青团”,我有一个伯父是国民党员,而我没有向组织交代过,到底是什么情况,团委又没有时间去外调,只好暂时放一放啦。这一“放”就是两年半,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有戴上梦寐以求的团徽,班上同学此时几乎全部成为共产党员。巨大的政治压力笼罩在我身上,虽然老师和同学们并没有歧视,但我自己感觉到了难以言状的压抑和羞辱。
这样却也激发了我青年人争强好胜的本性。我努力在专业学习和其他领域寻求成功感,很快就在专业成绩上脱颖而出,成为校园里引人注目的“学习尖子”,于是我从“可以教育好子女典型”摇身一变又成了“白专道路典型”(其实“白”不错,“专”还差得远)。我参加了校乐队,担任小提琴手,有时拉二胡、吹笛子。学校元旦汇演,排样板折子戏《深山问苦》,舞台布景由我负责完成。我找了几个同学帮忙,利用休息时间钉框架,糊报纸,刷颜料,制作出《深山问苦》的全套景片。演出时,幕布徐徐拉开,聚光灯一打,常猎户的山里人家还蛮像那么一回事。台下一片赞叹声,我也十分惬意。
学校图书馆曾老师更给我一个特殊待遇:图书馆准备开放一批文革中被打成“毒草”的小说,如《青春之歌》、《暴风骤雨》、《湘西剿匪记》之类,让我先看写出书评后再向同学们推荐阅读,我因此享有自由进出书库的“特权”,并得以偷偷地翻看了一些当时的所谓“禁书”,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