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乡插队杂忆（五）
乐 乎
评 工 记 分
我当了十来年的农民，过了十年靠挣工分过日子的生活。如今，时代跨进了21世纪，不要说城市居民，就是农民的后代也早已对工分感到陌生了。
工农差别之一就是工人按月领工资，旱涝保收，而且只增不减（虽然增长速度慢如乌龟）。农民是出一天工记一天工分，年底根据生产队年景收成，折算出每个工分的值。年成好坏与分值大有关系，如我们生产队，1971年每十分工有一块多钱，算是远近闻名的富裕队了，但1973年的分值却不到三毛钱，一落千丈。原因是公社以我队为试点，1972年推广耒阳插秧机总厂制造的插秧机，结果不成功，丘丘田都要补插，误了季节，大伤元气；1973年又搞什么“倒种春”的试验，即双抢时只割去早稻的谷穗，不插晚稻，让早稻稻梗再发芽结谷，那晓得尽是瘪壳，晚稻失收，害惨了农民包括我们知青。
工分是农民生存的命根子，农民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都与工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知何故，《辞海》里却找不到“工分”的注释，而篇幅小得多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却有，《辞海》有点名不副实，夸海口了。
评工记分一般是在每一个农活季节结束后进行，如春耕、双抢、冬修等阶段。评工分是农村一项重要的工作，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并有一套机制和程序，哪怕分值只有几角钱，大家一点也不马虎，认真对待。因此，评工分的会议是人数到得最齐的，比看露天电影的人还多，连不大出工的老婆婆老倌子也到场助阵。
农村实行的评工记分的方法让种田人有点稀里糊涂，理解起来很是吃力。评工分要看各人的政治表现、劳动强度、技术难度，评定的方式是自报公议，比如今体操、跳水等比赛的评分难多了。
我们队的评工记分一般是在毛泽东思想学习室里进行的。晚饭后，队长一敲钟，全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自拿着小板凳，有的扛着小竹椅，陆陆续续汇集到学习室。女人总是有点手头活的，有扎鞋底的，有织毛线的，有缝补衣衫的，还有给孩子喂奶的。而男的总是坐成一堆，抽烟，“扯卵谈”，不抽烟的就磕炒熟的硬蚕豆。
看看人差不多到齐了，队长咳嗽一声，发话道：“现在开始评工分，要评出高低，要评出干劲，先自报后公议，再由队委会决定。”队长说完，学习室里一片寂静，女人门照样干着手中的活，男人的嘴巴里只出烟，不出声，屋里只有磕蚕豆的“喀喀嚓嚓”的声音，谁也不想开头炮，因为人人都在发愁不知如何把握政治表现、劳动强度、技术难度的“度”。
不用说农民，就是我们这些“有知识“的青年，也搞不清如何把握“度”。首先讲“政治表现”，内容包括会不会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是否参加“早请示”、“晚汇报”，是否与五类分子划清界限，是否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等。这些原则性的条条框框，初看起来还可以掌握，但涉及具体问题也很伤脑筋。如“早请示”时，全体社员一起唱《东方红》，一起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时，虽然声调有高有低，喉咙有粗有细，但要区分谁先进谁落后确实很困难。
其次讲“劳动强度”。这也不好分出强弱来，耕田是强劳动，那耙田算不算？挑粪撒石灰算重劳动，那担一二百斤送公粮的活算不算？出工不出力，只讲劳动强度不讲劳动态度，工分该给多少？有时妇女也不服气：男的扯秧记十分，妇女插秧却只记六分，难道扯秧的劳动强度比插秧大？
再讲“技术难度”。有人说种田是“三分靠人，七分靠天，有么子好多技术啰，天不下雨，再有技术也冒用。”有人说：“春播秋收，都由上头下达安排，田里缺肥撒化肥就是，作物有虫害，喷喷滴滴畏，这些事谁不会做？产量高低分不出是何许人的功过。”农活技术难度的高低，众说纷纭，一时也讲不清楚。
不过，沉闷的场面不会长久，按约定俗成的惯例，大家按辈分高低开始进行“自报”。自报无非就是自我表扬，小事说成大事，五分事说成八分事，反正冒得衡量标准。自报的结果每次都差不多，青壮男劳力一般会报十分工，次一点的如四五十岁的老男人自报八分或九分，年轻妇女报六七分，中老年妇女报五分。知青劳力再强，农活技术再好，也很少有报十分的，报也白报。不过冬修就不同，知青有蛮力，再说挑堤是有土方硬指标的，完成了就是十分，“冒得子走”，所以知青都喜欢冬修秋修。
五类分子是冒得资格参加“自报公议”的，他们绝对不能和贫下中农一样平起平坐，同工同酬，即使给他们的工分再低，也不会有人打抱不平，谁都怕惹上与五类分子同流合污的罪名。
农民最不满意的是干部开会记最高分——十分。社员说：“坐在屋里开会，腰不痛背不酸，不晒太阳不淋雨，吃饭不要钱，还要记最高分，这不合理。”干部反唇相讥：“我还不想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干部呢，我让贤，你试下看。”社员只有翻白眼，不敢接手，因为农村基层干部也不是那么好当的，计划生育、春种秋收、评工记分、防汛救灾……哪件事不要操心，当不好，只怕还脱不得身，羊肉没吃着惹到一身膻。
差不多个把月冒上湖知网哒，自认为欠哒一些文债，往后尽量争取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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