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年在农村受了不少苦，尤其是我们这些下放时间长达八、九年，甚至十多年的知青更是如此。然而当时在农村，还有一群在艰苦中生活中长大，同样被理想和前途苦苦煎熬着的青年人。他们就是农村的“回乡知识青年”。
漫长的农村生活，使我与许多回乡知识青年成了朋友。他们当年对我的友情，给我的帮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同样，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成功与失利，也总是牵动着我的心。我们儿少时期的生活经历虽不同，但青年时的共同命运，却使我们成了兄弟。
如今，我们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都老了。已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有的，甚至在退出人生舞台。本帖，就是为纪念一个去年退出人生舞台的回乡知识青年朋友而写。
人算与天算
——忆不走运的朋友黄兆成
“兆成死了”。去年暑假到郴州时朋友告诉我。
兆成的死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因为两个月前的五一假期，我曾回到樟市乡下并去了兆成在镇上的家，那时他已病入膏肓。从他得的是肝癌，从他那灯油已尽似的暗淡目光，从他说话的有气无力，我当时就感到他将不久于人世。当然，我拼命为他打气，极力安慰他说病魔能被战胜云云……。
人总是要死的。兆成的去世，虽然并没有使我感到太大的悲哀，但却真的让我为他感到惋惜。在这个世界上五十七、八年，他本来是可以到更大的舞台上去驰骋、他的生活本来可以更加精彩一些的。
兆成是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坪冲生产队人。他们生产队与我插队的岭下生产队同在一条山不太高、水也不够长的狭窄山冲里，他们村在冲的最里面，我们村在冲的中段，两村相距不过二、三百米。
坪冲是我们大队最穷的生产队，人多田少又人心焕散，集体生产一团糟。不过坪冲人对文化生活却有强烈的追求，据说解放前他们村就有“唱调”（演地方戏）的传统，并自己有一个业余戏班子。这班子每到“半年辛苦半年闲”的冬闲天就锣鼓喧天地进行排演，正月里则扛着大旗、敲着锣鼓到周边湾村巡回演出。演出是否有钱进我不清楚，但受到好酒好菜的款待则是肯定的。也许是因为这个老传统，虽然经过多年的沉寂，但到我插队的1968年，坪冲的“班子”又复活了。当然，它有了新的名字：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知道我会拉“瓮弦”（二胡），坪冲的“当家人”黄机奇就专门下来“请”我。
搞集体化又“农业学大赛”的年代，“半年辛苦半年闲”早已成为童话，生产队的劳动“两头不见光”，即使是“冬闲天”，也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天黑收了工只想在床上躺着松松筋骨，哪还有兴致去吹吹打打？但机奇是桐木大队的副大队长，平时待我不错，我不好得罪他。同时，我也不能不考虑在这个“接受再教育”、需要“扎根一辈子”的地方的群众关系。于是每天收了工，胡乱吃点冷饭，我就得点上一根葵花杆火把，与我们村那个“瘾重超过体重”的妇女队长元花一起到坪村的宣传队去排练。我和兆成，就是在宣传队相识并成为朋友的。
兆成那时已从县一中初中毕业，虽然文化大革命已使所有的学校停摆，但兆成却仍在等待高中恢复招生。大家都说他是读书的料，不想放弃学业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时兆成虽是坪冲这样一个贫困山村的农家子弟，衣着却全无土气，又双颊红润丰腴、眸子闪忽发亮，是个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我们村的元花姑娘，就是冲着美少年兆成，才那样积极地每晚催我一同上坪村去宣传队的。当然，这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在坪冲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文化高、又能唱能跳能演的兆成是当然的台柱子。他哥哥兆文也是“主角演员”。而他老爸“机佑癞拐”（当地人习惯在人名后加上个癞拐）则是宣传队的最大拥趸。也许过去，机佑就是村里“唱调”老班子的主角吧。
当时，我这个宣传队的“乐师”极为尴尬：一双用茶枯怎么也洗不干净的手，手掌粗糙得象锉刀，而手背则结着黑痂并象松树皮似的裂开着，现出条条带血的坼缝——这是整天握锄头把，经常泡在冷浸田里，又经常用手散猪粪牛粪的结果。看到我的黑手烂手，机佑十分同情，告诉我说我的手涂羊油就会好。“我屋里有羊油”，兆成的妹妹，一个因长过癞痢而头发稀疏的小姑娘，立即跑回家拿来“羊油”并热心地为我搽在手背上。而且以后我每次到宣传队，她都会从家里拿羊油来为我搽手。不久，我手背上的条条坼缝真的愈合了。
兆成的家人对我十分关爱，兆成本人，对我也极为友好。有一次我与他在山上砍柴相遇。年龄小我三岁，身材也矮我十来公分的兆成，却一定要为我选一根细长柔韧的梽木枝做缚条，一定要亲自帮我将柴缚好。其实那时我已经下农村三年多，选缚条和捆柴早已相当内行。兆成执着地要帮我，是他对我的友爱，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我们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理解与同情，总是想帮我们一把。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安慰和温暖。
不久，兆成上高中的愿望实现了。当各地完成了“革命的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城乡的中、小学也开始完全恢复了教学和招生。就在城市的“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纷纷上山下乡之时，兆成这个乡下的优秀老三届初中毕业生上了高中。
当然，因为教育革命的硕果，兆成已不必远赴县城到县一中上学，而是就近在本公社新的樟市一中读书。
樟市一中就办在樟市完小的架构上。虽然校舍还是那些校舍、设备还是那些设备、老师也基本上还是那些老师，但牌子一换就成了中学，还办起了高中！兆成在高一班。
作为樟市一中的首届高中班，高一班是个精英班，篮球打遍樟市无敌手。当然从未与我们知青过招。不过据我这个从小住在省城体育学院、球技亦不错的体育爱好者观察，他们那支球队确实不癞。在球队，兆成又是主力。他虽然身材不高，但控球不错、突破速度快、投篮也准。兆成的学习成绩也拔尖，还是对公社革委会言听计从的樟市一中红卫兵组织（相当于今天的学生会）的头头。因此那时，大家都认为兆成将有远大的前程。
坪村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冬闲天”的排练及演出，在机奇副大队长的全力推动和组织下，在元花等积极分子的热情参与下又形成了“传统”。而经常在一起进行共同的活动，又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认同感、亲密感。到第二个年头，一条令人高兴的好消息已在宣传队传开：元花和兆成“话好了”（话，桂阳口音读Wa。话好了，即谈好了，确立了恋爱关系）。这时，当我们在排练间歇到兆成家去坐时，元花已象女主人一样执掌茶壶为大家倒茶。当然，她也不象以前那样坐在客人的位子上，而是与兆成他妈妈并坐在一起。从机佑老两口脸上流露出来的幸福，看得出他们对有这样一个勤劳又善良，社教中才十七、八岁就入了党、在大队和公社都走红的媳妇相当满意。兆成呢，虽说已与元花“话好了”，但对元花却似乎并没有足够亲密。他身上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凭直觉，我感到兆成和元花成不了。虽然元花一个对其名声有负面影响的秘密*坪冲应当无人知晓，虽然元花大兆成三岁兆成也许并不介意，但我总觉得兆成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当时在乡下，有志向的人不会愿意在乡下找老婆。即使找，也是想为自己留条退路，并不会全情投入。兆成的暧昧态度使我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
后来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我的直觉。
在高中还剩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兆成参军了。其实我认为兆成不该急着去当兵。他应当读完高中。据我的看法，他读完高中后在公社或大队谋个民办教师职位很容易。以公社和大队对他的器重，以公社教育专干曾是他的班主任、双方关系极好，以他舅舅元明老师是本公社一位极有名望的老教师，只要兆成不离开樟市公社，两年后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根本不是个问题。在公社自己培养的这一批高中毕业生中，有谁比他更优秀呢？然而，兆成也许想尽快“跳出农门”。那几年，农村的复员军人一回乡就会被招进城里的厂矿，吃上国家粮。兆成显然想立即获得一张进厂矿吃国家粮的期票。
兆成穿上新军装戴着大红花去县城那天，元花送情郎也送到了县城。不过元花从县城回来以后，我们却感到她似乎有些异样。为什么她对县城送新兵的热烈场面只字不提呢？
不久，兆成从部队的来信解开了谜底。从乡亲们对兆成来信的议论中，我知道元花与兆成的事“脱了”。妇女们还议论着一些似乎更为秘密的细节，但见我们知青在近旁便立即不再往下讲。当然这事过了几年后我还是知道了。原来元花到县城送兆成那一晚，曾在旅店开了个单间，要兆成晚上就睡在那里。元花希望将自己“预支”给兆成。这其实是当地送情郎的姑娘一种很普遍的做法，目的是给情郎、也给自己一颗定心丸。
但是，兆成没有领受元花的美意。元花在那间小旅社的单间里寂寞地过了一夜……
元花是个不错的姑娘，她失恋后并没有失态。她仍在大队和公社走红，经常被公社抽上去“搞中心”，做临时干部。这么搞了几年后，并未得到实质性好处、又年纪已大的元花姑娘只得远嫁他乡。
元花出嫁时兆成仍在部队。我与兆成樟市一中低一届的学弟、我们大队民办教师识富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去上大学时，他仍没有复员回来。据说他在部队观望，想寻找最佳的复员时机。但一切机会都已成为过去。
由于我已经离开樟市，兆成具体是什么时候复员回乡的我已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复员回乡之时，不但从复员军人中招工已成为历史，从工农兵中推荐“优秀分子”上大学也已成为历史。
兆成复员后，找关系进县拖拉机站当了名临时工。其间他也参加了一次高考，但失败了。本来，兆成在学业上有潜力。但世事多变、课本丢开已久。另外，由小学改成的、由以前的乡村小学老师任教的两年制高中，大概也难于培养出在学业上真正有竞争力的学生。就上大学而言，兆成走错了一步棋；但总的来说，他是那个折腾不断的时代的牺牲品。
兆成在县拖拉机站没干多久就遇到拖拉机站撤销倒闭，于是只得回到公社。这时的公社已改回旧制，称做乡。恰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有了钱的乡政府买了一台双排座人货车需要司机，在部队练就了一手好车技、又与乡干部有良好人际关系的兆成坐上了驾驶台。并一直干到他生命的终结。
兆成虽然坐在乡政府司机的宝座上，却一直是个临时聘用人员。当然，这个“临时”只是名义上的，他的“临时”饭碗端了近三十年并没被人打掉，但心理上毕竟有不安全感和失落感。早几年回乡在他家吃饭知道他仍是个临聘人员时，我曾担心他的退休养老问题。他自己当时既有几分担忧，但也有几分无所谓，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确实，只要国家长治久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就必然惠及每个人，退休保障就不必担忧。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兆成竟然没能活到享受退休闲逸生活的年龄。
兆成应当是带着遗憾离去的。不过一进入天国，就什么遗憾都不会有了。
注释：
*1965年下半年月至1966年上半年，由省委书记王延春、省委统战部长官健平、广州军区副政委晏福生中将、湖南军区副司令彭龙辉少将等带队的省委社教工作队在樟市公社搞高标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岭下生产队也驻有社教工作队员。
一天，生产队开工后，贫协组长马拐偶然回村到仓库取农具。他推开虚掩着的仓库门，发现驻队社教工作组组长Ⅹ教导员正搂着元花在阁楼上的稻草堆里……。马拐很老练，装着什么也没有察觉到，取了农具重新掩好仓库门走了出来。几年后元花出嫁了，马拐才在小范围内将这个秘密悄悄地透露出来，马拐透露这个消息时哥巴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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