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赴衡阳访吴佩孚时，吴请他吃饭，饭后在院子里一个大金鱼缸边密谈，谈得十分投机。徐树铮乃作了一首衡州谣赠吴：
　　“我来衡州城，我歌衡州谣。衡州湘江流滔滔，衡州之民乐敖敖。民尔乐何如，被颊泪如雨。吾将陈吾乐，请先忆吾苦。吾本乡老农，爇稻且灌圃。生计殊不恶，小康慰儿女。一朝烽火惊连天，东粤西粤兵器缠。湘中魁杰遍地起，缚籞举义声相牵。问其何所事？抗大府命梗且顽。察其何所行？大队勒输养兵钱，小队卤略及豚鲜。长男促去随贼官，小女走匿托亲缘。老妻泣涕垂涟涟，挟其幼子栖深山。自从去年来，日夕那得安。久闻群贼相戒语，吴公兵来势莫御。吴公何人吾不知，但盼将军自天下。群鸦暮噪啄人肉，吴公破贼何神速。痴虏膏血被原野，黠者弃城遁荒谷。斩首或迫奔降贷死，吴公之来为民福。马前瞻拜识公貌，恂恂乃作儒者服。闾巷无复夜叩门，军令如山静不纷。流亡略已远墟邑，安业犹能庇所亲。吾男被坏死郊外，陷身为贼亦何怪。妻女生归绕膝行，人间此乐得难再。吴公爱民如爱军，与爱赤子同殷勤。吴公治军如治民，情感信藉由天真。在军整暇不自逸，雍容雅度尤无匹。静坐好读易，天人忧患通消息。起居有常礼，戟门厮卒娴容止。笔千管，墨万锭，看公临池发逸兴。香一缕，酒盈扈，时复弹琴自咏诗。老民幼尝事书史，古今名将谁及兹。昔祝吴公来，今恐吴公去。愿以寇君借一年，悃悃此情为谁诉？为谁诉？留公住！吁嗟吴公尔来何暮。”
　　徐树铮虽然很会耍政治，可是这次却是徒劳无功，他在衡阳和吴谈得非常投机，答应补助吴若干军费，以及发表吴的孚威将军名义，以交换吴佩孚的完全听命。却不料衡阳密谈这一幕竟被曹锟知道了，大发光火，认为徐树铮竟收买他的部下，立刻提出严重的质问。而吴佩孚则以为是徐树铮故意泄漏以使曹锟不耻于吴，使自己无法做人，所以也一下子就翻了脸。

   （节选北洋军阀史话一三七章湖南战役）

        民国4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唐继尧举义云南，袁调曹锟率部援川，暗中派他监视陈宦。迨帝制失败后，5年7月第三师班师保定，曹锟调升直隶督军，吴亦随军北归。6年解散国会及张勋复辟，曹与段芝贵、李长泰等随段祺瑞平乱，不久段对湖南用兵，曹遂与张怀芝分任两路军司令，吴遂代理第三师长，兼任直军的统帅。
　　吴虽文弱，但会用兵，且不怕死，早年临阵往往头裹青布，骑一骏马，身先士卒。湖南之战他即表现出勇猛本领，马不停蹄地冲入岳州，再下长沙，直趋衡阳，前后为期不过三月，一路势如破竹。
　　第三师第五旅长张学颜在师部中资格颇老，当吴升任第六旅长时，张学颜颇为不悦，对人云：“子玉区区马弁头耳！今竟和我分庭抗礼，将来难保不爬在我的头上。”他说这话不到一年半，吴果然代理第三师长，成为张学颜的顶头上司，张更为不满。第五旅入驻湘潭时，张学颜以旅长名义出示安民，吴闻张擅发布告，大为光火，乃召张听训，张推说抱病，吴遂自往第五旅旅部访张，责张不应以旅长名义出示安民，张学颜忿然说：“你是代理师长，你不出面，我是正式旅长为什么不能出示安民呢？”吴一怒而去。回到师部即打电报给曹锟说张学颜不听调遣。曹锟接到吴佩孚的电报后，知道两人不能相处，在此用兵期间，唯有舍张而留吴，于是乃下令调张学颜赴汉口另有任用，遗缺以团长董政国升任第五旅旅长，吴的爱将张福来为第六旅长，第三师所辖三个混成旅，第一旅旅长王承斌，第二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旅旅长萧耀南。吴佩孚则由代理师长改为署理师长。
　　如果论功行赏，湖南督军应该给予吴佩孚，怎知段祺瑞却把这一席畀予未建寸功的皖人张敬尧，这一着之差，与当年把湘督给傅良佐，把川督内定吴光新一样，时人论段祺瑞缺乏政治手腕，从这些地方都可以证明。对吴佩孚个人来说，这时候不做湖南督军并不是损失。
　　北京政府发表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担任了张怀芝的副帅，事先未曾征求吴的同意，段祺瑞认为曹锟态度已转变积极，吴没有理由会变的，所以不必一定先要征求吴的同意。怎知命令发表后，吴却置之不理，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吴只是在衡阳饮酒赋诗。衡阳是彭玉麟的故居，吴颇慕彭的高风，仿彭画梅，对彭的后人爱护有加。端午节前夕，段祺瑞自北京急电，饬吴部进攻两广，且以广东督军为酬，吴在段的电报上批一个“阅”字。第二天端节，吴邀全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和湘军将领派至衡阳的代表一块饮酒。这表示吴已正式和南军通款曲了。

      （节选北洋军阀史话一三九吴秀才脱颖而出）

吴佩孚衡阳撤防是改变南北形势的一个惊人行动。后来吴成为北洋时代风云人物也是由此开始。
　　吴师撤防是从9年5月20日开始。吴事前曾电请张敬尧派员到衡州协商接防问题。张敬尧派湖南暂编第二师师长（北军）吴新田为“主持湘南防务司令官”，于21日到衡州，与吴佩孚及湘军代表签订条约，南北两军维持原有停战界线，湘直两军停战协定继续有效。一直到吴师自动撤防的前夕，北京政府才有电报批准直军撤防。吴师开拔时作环次队形的布置，主力第三师居中，湘江两岸各设掩护队，前方设有侦察线，后面设有殿卒，大军扬帆而下，全军齐唱吴所亲撰的《登蓬莱阁歌》。
　　吴有《回防途次》诗曰：
　　行行重行行，曰归复曰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忆昔赴戎机，长途雨雪霏。整旅来湘浦，万里振天威。孰意辇毂下，妖孽乱京畿。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断淝。我今定归期，天下一戎衣。舳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围。春满潇湘路，杨柳正依依。和风送归鸟，绿草映晴晖。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周公徂东山，忧搀亦畏讥。军中名将老，江上昔人非。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几。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丈夫贵兼济，功德乃巍巍。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春日雁北向，万里动芳徽。鸿渐磐石愿，衍衍不啼饥。止戈以为武，烽烟思郊圻。同仇复同仇，归愿莫相违。
　　吴师于5月20日开始撤防北归，27日由水路经过长沙。张敬尧怕他舍舟登陆，战长沙，夺帅印。所以在湘江右翼配置了强大的兵力，但只作防御准备。而吴师根本无上岸打算，虽亦作紧急戒备，不过是怕张军袭击而已。双方均未挑衅战火，吴师乃扬帆而去。
　　吴师于5月29日过岳州，也未停靠，31日集中汉口，由于车辆缺乏，一直到6月5日才开始向北移动。
　　吴佩孚虽然请张敬尧派军接防，可是实际上他是决定把衡阳移交给湘军的。湘军骁将赵恒惕是他心仪的人物，两人惺惺相惜。所以吴师整装待发的时候，就是湘军执戈待动的时候。不过，当时的形势对湘军是很不利的。张敬尧是北洋勇将，他的军队已经扩充到7万人，他自兼北军第七师长，可是他所直属的部队则有湖南暂编第一第二两师和第一混成旅。归他节制指挥的还有协助长沙防务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驻防湘潭的第廿师（师长范国璋），驻防常德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驻防湘东的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宗昌）和安武军一部分。
　　衡州和宝庆是长沙的前方两个重点，张敬尧派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湖南暂编第一师长田树勋守宝庆，兼长宝镇守使，第二师长吴新田守衡州。
　　张敬尧是安徽霍邱县人，出身是徐淮间的流寇，后来入伍为小兵。癸丑二次革命时，他随李纯入赣任第六师的团长，由此擢升为第七师长。老袁称帝前，他在北京同兴饭馆对人扬言说：“大总统做大皇帝，下一道上谕就成了，干什么还要研究和请愿？”有人把这些语报告袁，袁生气说：叫这个老粗不要乱讲话。可是心里则喜欢他的憨直。护国军起，袁派他入川，袁死后，他又向张勋递门生帖子。复辟失败，他倒向皖系，成为对南方主战派的中坚。他是反直系长江三督的主要人物之首，由于他是跟李纯起家的，他骂李纯最有力量，他的通电大骂秀帅夫子（李纯字秀山），以讨好于芝老上将夫子（段祺瑞字芝泉）。段赏识他头脑简单，所以把湖南督军宝座送给他。
　　据说张在督军任内时，曾文正的曾孙女曾宝荪在长沙创办艺芳女学，曾宝荪的父亲是文正长孙老翰林曾广钧（重伯）。宝荪从小就跟英国女教士巴小姐赴英国留学。张竟动念头到这位小姐的身上，遣人邀曾翰林赴督署一谈。曾广钧到督署见到张，口呼督军老伯，敬尧愕然不知所对，面对着文正公的长孙，对自己如此称呼，不无受宠若惊，邪念为之大减。曾辞出后向人说：“听说张督军的先君讳总愚，我先祖曾保荐过他，这样算起来张督军自然是我的父执了。”其实这是曾的苦肉计，把张敬尧的辈份提高。使他不能动后辈的念头。张总愚究竟是不是张敬尧的父亲，谁也不知道，张总愚是捻军的头目，后来被招安的。
　　吴师撤防以及北归的经过，及抵河南布置情形，兹特抄录张一麐所编《直皖秘史》一段，其中叙述甚详，张文云：
　　“吴佩孚将湘南撤兵事宜布置妥善，至军队分水陆两道陆续开拔后，遂于廿五日由衡阳乘舟启行。各界人士均至河干欢送。经过株州、湘潭，均受各界欢迎。至廿八日上午，直军前队已开到省垣，人民站立观看者，大有牵袂成帷之势。吴部士兵均赤手对坐，状极闲雅，且有扣舷而高唱军歌者，一望而知其为久经训练，纪律严明之师，络绎而来，前后共过廿一班。然后红旗招展，气笛呜呜，而吴氏所乘之‘新鸿运’火轮至矣。于是岸上军乐大作，军警均行举枪敬礼。吴氏船上亦频频鸣号答礼。湘督张敬尧亲自出迎，以吴氏不肯登岸，即率军政要人分乘火轮，驶近‘新鸿运’，随即过船，与吴氏谈叙十分钟之久，始返棹而回。
　　吴氏由长沙启碇，于廿九日上午抵岳州，仅带骑卫队廿四名，登岸入城，以镇署为行台。午餐后与地方各长官步行至岳阳楼上参观名胜，随即绕道游视城垣，至西门新修处（系前岁直军攻岳时以轰城炮击倒伤毙数百人之处），吴氏触目惊怀，回行台后，谕军需处备具祭品，于卅日就岳阳楼开追悼会，奠祭直军死义将士，至卅一日午前，直军大队人马数近二万人，由岳到鄂，一片人影，满布江中，俱向刘家庙登陆，吴氏则押军后行，所有省垣各机关各法团领袖，均预先渡江赴刘家庙迎迓。至下午一时，吴氏到汉，傍晚由王督军欢迎过省宴叙，其所带军队则暂住刘家庙车站。
　　吴氏离湘之初，原拟抵汉后俟所部到齐将车辆等部署粗定，即轻车简从先行北返，嗣以湘中风云骤变，南军进占吴氏前驻各地，尤应请命曹锟再定行止……。政府因即去电敦促即日北上，而吴氏则以无款开发船价及交通部不拨车辆为搪塞之计，依旧屯驻汉口。盖静以观变，别具深意也。
　　吴军滞留汉口，久而不发，因之谣言蜂起。而政府以吴氏按兵武汉。实足引起各方之猜忌，直接促归无效，即电由曹锟转饬速行。吴氏迫不得已，乃派其参谋长赴汴与赵倜密商，拟将吴部暂驻信阳、许州、郑州等处，其欲暂驻豫境之原因，即以皖派举动可疑，暗中已有出师筹备，必将军队分布豫境，则北贯京畿，南扼武汉，京汉道上必非皖派所得问津矣。吴军驻屯豫境之计划既与赵倜双方商妥，遂于六月七日晚由武汉起程。八日抵郑，共到五列车，驻札地点之支配则以三师全部驻郑州，第一旅驻许昌，第二旅驻驻马店，第三旅分驻顺德、磁州，骑兵团驻黄河桥，步兵八团驻新乡县，沿途旌旗满目，帐幕相望，军容甚盛。”
　　吴佩孚在衡阳吵着要撤兵的时候，段祺瑞当然认清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止是撤防问题，而是直皖两系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问题。所以段也有他的安排和打算。
　　早在9年4月下旬，驻防陕西的奉军许兰洲部忽然移动到华阴、潼关、观音堂一带。这个行动使段怀疑是奉军有企图移向河南平原，以策应直军北进，因此指使陕西省长刘镇华派兵偷袭奉军。刘镇华的军队是镇嵩军，他奉到段的命令后，即向奉军挑衅，只因镇嵩军兵力并不雄厚，所以冲突未扩大。
　　5月17日，段在团河召集秘密会议，作了一系列的军事布置。一面召回徐树铮，并将全部西北边防军调回北京附近，一面决定自己出马担任川陕剿匪总司令，率领边防军一三两师向陕西出发，讨伐陕南民军和川滇靖国军。为了提防靳云鹏在北京捣鬼，准备派其为副司令或参谋长，令其随军出发。这是一条“声东击西”的妙计，真正目的并不是向陕西出兵，而是准备在郑州设立总司令部，首先驱逐河南督军赵倜。然后派军防守京汉路南段，阻断直军的归路。如果直军打算强行通过就在河南平原予以迎击。段祺瑞认为在河南平原与直军作战，不但北京根据地不致受到战火的威胁，而且山东、安徽两省的皖系军队可以侧击直军，这是如意的算盘。使这个如意算盘落空的因素，是当段带兵出征陕西的消息传到关外，张作霖立刻借口边防军出动，北京防务空虚，要求准许奉军入关“拱卫京师”。如果北京真的由奉军拱卫，则北京的“正戏”便由张作霖来唱了。因此段这个想争取主动的作战计划，就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被迫放弃。
　　吴师在武汉逗留期间，王占元接济了军费60万元，其中40万元还是王占元从私囊中提出来的。由于京汉路车辆缺乏，直到6月5日才由汉口分批北开。8日抵郑州，13日在郑州发出一个爆炸性的电报，分致反皖的八省联盟各督军，内容是：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吴佩孚第一次公开建议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这个电报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于这个建议不是任何军阀所能接受的，不但张作霖看了大为生气，就是吴的上司曹锟也摇头大不谓然。所以在反皖的八省同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吴佩孚官卑职小，态度狂妄。
　　北方反段的军人虽然不满意吴的狂妄，可是为了直皖战争爆炸在即，吴是一个肯打硬仗，而其军队又能打仗，所以对吴的过分言行，只好隐忍于心。
　　吴这通电报得到南方人民团体的热烈欢迎。

       （节选北洋军阀史话一六四吴佩孚衡阳撤军）

　  12月28日吴佩孚带病下鸡公山，向湖北进发，可是湖北人也拒吴入境，破坏了路轨，阻吴的火车，吴被迫在广水下车。
　　吴佩孚入洛阳，上鸡公山下鸡公山，走遍了半个中国，茫茫大地竟无容身之所，昔日他被人歌颂，被人拥护，如今则被人驱逐，被人挡驾。
　　在患难中才看得到知己。当他穷无所归时，湖南赵恒惕伸出了友谊之手，敦请他前往湖南。而四川的杨森也派人来迎迓他。
　　吴佩孚和赵恒惕，因对敌而惺惺相惜，由此订交。吴咤叱风云时代，赵在湖南和吴并不步调一致，吴一心要用武力统一中国，赵在湖南则主张联省自治，赵的联省自治是吴所反对的，然而吴、赵的交情却毫不受影响。现在赵邀请吴假道湖北前往湖南。
　　湖北的萧耀南是吴所提拔的，现在萧却有礼貌地拒吴，甚至吴想假道湖北去湖南都很困难。当吴在广水因铁轨遭破坏，被阻前进时，川督杨森的军务代表刘泗英来谒，自告奋勇愿意先到武汉去游说萧“缓段全吴”，吴欣然同意。刘泗英到了武昌，径赴督署，萧对来客表示自己不会做冯玉祥第二，不过为了保全武汉，请吴不要留在湖北。同时决定三个要点：一、请吴不要驻岳州，改驻黄州。二、吴的卫队以两营为限。三、所乘兵舰决川号和浚蜀号的武装解除，仅供作为交通工具和自卫。
　　14年1月1日，吴佩孚率领卫队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宣言不入租界，留住火车中。这时候湖北公团向萧提出请愿，要萧劝吴离开湖北。2日萧耀南撤回驻防岳州的湖北第二十五师部队，以岳州还湖南，赵恒惕即派邹序彬为岳阳镇守使，率部前往接防。4日晨吴佩孚至湛家矶，改乘决川、浚蜀两舰，东下黄冈，泊赤壁下，不登岸。川、湘、黔各省代表均在船上，大家合拍了一张照片，密订川湘联防条约。5日，抵黄州，即在黄州住了下来。立春日吴偕僚属游灵泉寺、陶侃读书处及其他名胜，均有吟叶，好整以暇。现在抄吴当时的几首诗——
　　（初至黄州，走笔云史）为谋统一十余秋，叹息时人不转头；赢得扁舟堪泛宅，飘然击楫下黄州。
　　（赤壁春望书示云史）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恩义反为仇；与君钓雪黄州岸，不管人间且自由。
　　（黄州早春登城）两字功名百战哀，江山无改此登台；举杯独酌看周易，樊口江鱼下酒来。
　　黄州距离武汉只有120里，当时变成了冠盖云集之地。段祺瑞也奈何吴不得。萧耀南看到吴的潜力不可侮，段的势力不觉畏，对吴的态度也和缓多了。然而吴已饱尝世态炎凉的滋味，湖北各团体对吴的称呼就变了三次，开始是“大帅”，后来是“玉帅”，最后则直呼子玉。更且发起“拒吴保鄂”。
　　萧耀南有他的苦衷。第一怕胡景翼军以捕吴为借口而开入湖北。第二段祺瑞派了代表坐守督署，天天逼着萧要把吴押解入京。同时萧也怕吴的部属在湖北活动，所以曾贴出一张皇皇的布告：“吴上将军表示下野，倘有假上将军名义号召党徒者，惟有执法以绳。”他也发出通电：“倘有野心家侵犯鄂境，定即率我师旅，相与周旋。”这是对付胡景翼的。
　　吴到黄州后，萧也有微电通告各方：“吴前使来鄂，奉执政电喻，勿任或往他处，以靖人心等因。吴使鉴于各界环请之诚，即于江日乘轮离汉，不问世事。我执政保全将才及吴前使遵守和平之旨，俱可昭示于天下，垂美无穷。耀南奉命周旋，公谊私交幸获俱尽。”这篇文章真算“好手笔”。
　　吴佩孚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眼中，是一个仇人，可是形势变了，冯玉祥的崛起和倒戈，让段和张同具戒心，他们都有用吴制冯的动机。所以张作霖曾对报界谈话说：“过去悬赏缉吴，纯为军事行动，现在军事行动终了，对待敌人的行动当然也中止，对吴如何处置，作霖概不过问。”
　　段很想把吴请回北京，如用他不让他离得太远；如不用他，在北京更可放心。王揖唐讨了这个差使，王觉得段的手下能和吴打交道的，除了自己没有别人，过去王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时，吴反对最烈，可是现在王已荣任了皖督，自己觉得身份不同了。
　　14年2月25日，王揖唐到了黄州为段做说客，劝吴自动入京，有话当面谈，前罪一笔勾消。吴待王以贵宾，从黄鹤楼谈到赤壁，天一句地一句，始终不正面谈政治问题，一连几天，越谈离题越远，王揖唐看看无可再谈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王揖唐之行没有结果，段祺瑞认为既然软来不行，就只好硬来了。密令海军司令许建廷率领长江舰队八艘前往黄州，希望能一举擒吴，同时对萧耀南也有兴师问罪之意。段派在湖北监视萧的，是曾任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张的现职是萧的参谋长，他和吴有过一段不愉快，脱离了直系而投奔皖系。
　　湖南的赵恒惕继续向吴劝驾，正当吴有离黄州之意时，赵来了一个电报，情意殷切，内称“湘为旧游之地，盍兴乎来，愿扫榻以待。”
　　吴在穷无所归时，得到赵的电报，深为感动，喟然叹曰：
　　“炎午真够朋友。”
　　吴和湖南之间，是敌是友，论主张是敌人，因为湖南是独立省份，直系称霸时代，湖南是不听命令的；可是吴和赵之间，从吴在衡阳驻军起，两人订交，深相契结。最妙的，是湘人坚拒北军驻境，现在自动把吴从湖北接来，假使当年吴在湖南逼湘人太甚，今天就不会有这个结果了。
　　吴决定赴岳阳，在吴心中，岳阳是他的发祥地。第一次入湘时，他脱颖而出，成为北洋军中一颗彗星。第二次入湘时，他扶摇直上，成北洋军中一枝独秀。第三次入湘时，则逼赵军签定城下之盟，他那时兵力本可完全占领湖南，可是因为他敬重赵恒惕，所以只签盟退军。现在是他第四次入湘了，他却穷途无依，托庇于湘。
　　段派海军偷袭吴的计划，前海军司令杜锡珪获知急电吴，这是14年3月1日午夜。吴接报立即采取紧急行动，率领随从人员登上决川、浚蜀两舰，大风雨中启碇向湖南出发。吴的坐舰启程两小时后，许建廷所率的八艘军舰才掩至，已被吴兔脱了。段获知吴已离黄，急令萧耀南加以堵截，吴当然想象到一切可能，所以过武汉的时候，两舰灯光一齐熄灭，潜过武汉，萧亦假装不知，让他鼓轮西行，抵黄金口，第十五师长陈嘉谟密置大炮于两岸，掩护吴的座舰，同时宣言如海军军舰再上驶，岸上的大炮就采取攻击，许建廷的八舰到了黄金口遂不敢前进。
　　吴佩孚于14年3月4日安抵岳州，岳阳镇守使邹序彬代表赵恒惕欢迎吴，吴自己留居舰上，眷属住岳绅葛豪家，卫队分驻天后宫一带。
　　赵恒惕发表阳电迎吴：“国内互争，皆缘政见偶异，并无恩怨可言。子玉果已解除兵柄，不妨随地优游，何必迫之侨寓租界？既非国家爱护将才之至意，尤乖政党尊重人格之美德。”
　　赵恒惕迎吴佩孚到湖南，真是一种雪中送炭，患难知交的表现。赵本想请吴到他家乡衡山去小住，然而吴却在岳州，因为他不是真的放弃一切，他虽然愿意寄人篱下，却不能真的与世隔绝。
　　吴在岳阳不肯登岸，赵请他弃舟而陆，他亦不愿。吴自浮海南下后，他的亡命生涯是在海上、山地、湖上、舟上、车上。处处有惊无险，而他不仅不愿托庇租界，连陆地都有点懒于一住。
　　吴在黄州时，虽各方代表往来如织，但黄州是萧耀南的辖境，萧在名义上又是段的属吏，在段、萧的监视下，吴不能畅所欲为。现在到了岳州，岳州是赵恒惕的辖地，湖南又是独立省份，不受北京政府的命令，吴受赵的欢迎而来，他除了对招待他的地主还有顾忌外，对北京政府可以完全不理了。
　　14年3月30日（农历三月七日）是吴佩孚52岁的诞辰，这与他50岁在洛阳时代如日中天的气象完全两样，可是仍然有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态势。各方均派代表来祝寿，张作霖也派了代表。
　　赵恒惕送吴的寿联是
　　平生忧乐关天下；
　　此日神仙醉岳阳。
　　这对联如其人如其事，吴不觉捻须而笑了，亡命途中得到这样知己，也可安慰。
　　7月23日（农历六月初三）是吴的夫人张氏四十整寿，吴的朋友和部下也在岳阳大事庆祝，并且举行堂会，演唱平剧祝贺，平剧上演前请吴点戏，吴拿起笔写《过昭关》一剧。
　　吴的部属用湘绣给吴送了一块匾，上写“东山再起”。
　　果然，吴很快就东山再起了。

      （节选北洋军阀史话二一六）

        （节选北洋军阀史话二二七）吴佩孚查家墩再起
　　

        北方奉系和冯玉祥已由暗斗进入了明争，而在东南的孙传芳又组织了五省（苏、浙、闽、皖、赣）联军，自任总司令，准备驱逐长江流域的奉军。在这种情势下，正是吴佩孚东山再起的好机会，吴自己也认为出山时机已经成熟，乃派人到湖北征求萧耀南的同意，萧派师长陈嘉谟到岳州来对吴说：“大帅尽管出山，可是请勿来湖北，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吴听了很不高兴，瞪着眼睛说：“我要出山自然要在湖北。”然后用和缓的音调问陈：“我现在问你，你对我出山有什么意见？”陈敬谨答道：“大帅出山，我个人愿效犬马之劳。”
　　这次萧没有派寇英杰当代表是因上次寇在鸡公山有辱使命的缘故，不料陈嘉谟做了第二个寇，陈以为吴的出山是不可抗的，与其徒伤感情，不如先送个顺水人情，将来或者还有点好处。陈、寇都是萧的台柱，陈既效犬马之劳，难道萧能作蝼蚁之抗？因此萧也下了决心，“江山本来是他的江山，给我江山的是他，要断送江山也只索性由他。”
　　14年10月20日萧电迎吴出山，鄂人亦不唱“拒吴保鄂”的高调了。吴在岳州发表效电云：
　　“奉军深入，政象日非。孙馨帅兴师讨奉，坚请东行。福建周樾帅电称，惟吾帅之命是听。湖北萧珩帅率湖北全体将领电称，此次共伸大义，欲动人心首资号召，拟请钧座出山，希早命驾等语。救国锄奸，岂容袖手，兹定于二十一日赴汉，特先奉闻。”
　　21日吴乘决川舰抵汉，萧率文武官吏恭迎江边，与上次过汉时招之不来者判若两人。吴的出山通电首先提到名称问题，想来想去，拟用“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后嫌14省范围太小，删去这三字。实实在在，吴的敌人第一是冯，第二才轮到奉张，与孙之联冯讨奉者大不相同；只因大势所趋，不能挂起“讨冯”的招牌来，姑且采用这个可奉可冯的“贼”字。
　　22日发表外交宣言，尊重已定条约，保护外侨，惟望各国不以武器及经济接济对方。
　　24日通电讨奉，任萧耀南为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陈嘉谟为副司令，任寇英杰为鄂军第一路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总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总司令，马济为桂军第一路总司令，袁祖铭为川黔军总司令，邓锡侯为副司令兼川军第二路总司令，刘湘为川黔后方筹备总司令，刘存厚为川军后方援军总司令，杨森为川军第一路总司令，赖心辉为川军第三路总司令，王天培为黔军第一路总司令，彭汉章为第二路总司令，周西成为第三路总司令。
　　吴佩孚东山再起后，11月13日段祺瑞的执政府正式下令讨伐吴佩孚和孙传芳。
　　吴的总司令部人才极一时之盛，最著者为参谋长蒋方震、秘书长张其锽、总参议章炳麟、军务处长张福来、外交处长张志潭、交通处长高恩洪等。杨云史屈居秘书帮办，张方严降为高级参谋。司令部规模之大不啻变相的军政府，其处长人选不啻未来各部总长的人选。自吴到汉以来，全国视线集中于武汉，以武汉为枢府之地，以吴为各路诸侯之长，其声势之煊赫不减于当年四照党点将之时。孙传芳马电呼吴为“我帅”，有“传芳不敏，愿执鞭以随其后”之语，极端不就范的萧变成了极端恭顺的萧，其讨奉养电极力摹仿吴的语气，有“秦并六国，胡人入主中原”之语。继之以陈调元、方本仁、白宝山、马玉仁、王普、邓如琢、杜锡珪等一片讨奉声及一片拥吴声，阵容为之一变，耳目为之一新。
　　第一个不速之客是吴景濂，率领大批贿选议员到汉口来，恭请本家大帅组织“护宪军政府”。当时吴认为最切要的一件事是恢复曹的自由。曹是饱经世变的人，且过去有贿选污点，复职问题固谈不到，但宪法非以贿成，却有加意护持之必要。那么他的组府计划何以中道而废呢？第一、张謇连来数电劝吴不可拥曹（爱曹是另一问题），而护宪则必拥曹，过去贿选是直系瓦解的一大因素，也是吴的一大心病，万不可重弹旧调，作茧自缚。张的话吴奉之若金科玉律。第二、此次唱重头戏的是孙，孙以联冯、讨奉为其目标，变宪则必讨冯，吴在事势上不能不迁就孙的主张。第三、吴对贿选议员素来存着唾弃的心理，他们纷纷到汉如群蝇之乱飞，因之更不愿抬出“护宪”招牌来替他们造“饭碗”。
　　第二个不速之客是齐燮元。孙军攻下南京后，他马上到南京欲与孙平分江南春色，孙对之非常冷淡，而他的旧部早已投入新主人之怀抱，不复为旧主人所用，乃赴汉依吴，吴任之为讨贼联军副司令。
　　第三个不速之客是吴的老乡还沾点师生关系的靳云鹏。他隐然以结合新北洋势力为己任，且有自居领袖之意。靳是段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直皖作战时忽然倒在直系之一面，段倒后靳云鹏组阁，还跑到府学胡同段邸哭拜于地，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时人讥为“软”倒戈的发明者。他曾经在开平当过教官，所以把开平出身的吴拉做他的高足弟子，可是吴的眼睛生在额角上，根本不承认这个从黑湾里钻出来的老师。靳的乃弟云鹗是吴手下数一数二的大将，靳凭着同乡资格，凭着老师资格，还凭着乃弟的实力应该是“鹏程万里”的机会了。不料吴的眼睛不会从额角上搬下来，同时他的老弟也不肯卖老哥的帐，“打出来江山让老哥坐，天下那有这样的笨伯。”靳云鹏擦了一鼻子的灰，气得拂袖而走。

       （节选北洋军阀史话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湖南战局是革命军北伐的首次出师，15年5、6月间，第七军钟祖培旅及第四军叶挺之独立团进抵衡阳、安仁地区，遂使唐生智部在衡山、金兰寺及绿田、龙家湾等处之危急情势消失。6月上旬湘军在上述地区战斗不利，退守涟水及综水北岸。6月下旬革命军第四军之第十、第十二两师集中安仁，第七军之第二、第七，第八等三旅亦已到达永丰附近。
　　吴佩孚这时还在南口，深知湘局严重，遂令原来计划分四路兵力援湘的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董政国等部增援，并令航空队率飞机两架及兵舰十余艘入湘备战。吴因自己一时不能南下，所以责成叶开鑫部能保有醴陵、湘潭、湘乡之线以待北军来援。不料革命军势如破竹，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集中进迫。湘军处境恶劣，直系在南方的乃急电吴南下，吴因南口战事不能分身，乃电鄂督陈嘉谟：“北方战事吃紧，自身万难南下督战，务请与李倬章、董政国、宋大霈等和衷共济，协助御敌，勿令敌军侵入鄂境。”
　　吴本希望征服全湘以进军西南，其后形势日非，则希望保持原来阵线以图进展，现在则希望在湖南作战，不使革命军进入湖北。
　　北伐军决定在湖南提早发动攻击，期一举规复长沙，打通北伐之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前敌总指挥，令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主力分攻醴陵、株州。第八军李品仙师及周斓教导师与鄂军夏斗寅师担任涟水正面佯攻，以牵制敌方兵力。以第八军之何键师及刘兴师与第七军之钟祖培旅为主攻部队，攻击潭市及娄底，进而压迫敌人于湘潭湘乡及宁乡，最后会攻长沙。预定7月5日开始攻击。
　　7月11日革命军李品仙师攻占长沙。
　　8月12日，蒋中正移驻长沙，主持进攻武汉的部署。决定分三路进军湖北：
　　中央军以武汉——武胜关为作战目标；
　　右翼军以南昌——九江为作战目标；
　　左翼军以荆、沙——襄阳为作战目标。
　　8月16日，蒋中正在长沙发表讨吴宣言。
　　8月15日起援湘军在汩罗河与吴军大战，援湘军突破汩罗江防线，相继攻占通城、岳州，五里牌、羊楼司等重要地点，吴军溃不成军，纷纷退入鄂省，向羊楼洞、赵李桥集中。鄂督陈嘉谟亲率第十三混成旅及廿五师改编之一团，开赴汀泗桥增援。
　　15年8月21日吴佩孚在保定接李倬章等急电乞速南下，而北方战局已告一段落，乃命齐燮元代总司令留长辛店处理一切，吴亲率陈德麟、刘玉春所部南下。23日由保定乘火车南返，24日抵郑州，途过郾城，先召开防务会议，25日抵汉口大智门车站，才下车即获悉一片败讯，前方藩篱尽撤，大为震怒。立即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汉口空气非常紧张，租界堆布了沙包，房租一天天飞涨，汽车、马车、洋车满戴箱箧像潮水般流入租界，尤其是有财有地位的人跑得最快。吴在军事会议上痛斥各路将领，并宣布以刘玉春为联军第八军总司令，并严令李倬章等收集岳州、平江、商域败退各军坚守汀泗桥要隘。
　　8月20日吴亲率刘玉春和陈嘉谟抵咸宁。这时蒋中正亦统率革命军抵达岳州，吴军和革命军在汀泗桥大战，吴佩孚亲临前线，令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分八路把守各要口，监视各军，遇有退缩官兵即一刀一个，人头滚滚，一日之间杀了退却的团营长九人，逃兵正法者不计其数，对于没有战意的北洋军，稍挽颓势。
　　吴佩孚自己立于猛烈的炮火中，刘玉春紧紧地追随他。除了大刀督战队而外，又有机枪督战队。这场大战真是杀得昏天暗地，日月无光，这是北伐军讨吴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如果不是革命军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则吴的这一套战术会守得住的。无如吴佩孚的运气太坏，他遇上的是勇武无敌的革命军，战局稍稍稳定，吴率军回鲇鱼套，飞调海军集中待命，并催援军火速开到武昌来。吴仍在火车中设置他的总部。
　　有人向吴密告，说汉阳不稳，刘佐龙勾通革命军，吴不相信。前线又传败讯，援军迟迟不来，海军又不及调度。刘玉春从前方败了下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下，满脸淌着热泪说：“我对不起大帅，我的人死了一半，请大帅把我正法吧！”吴正据案草拟反攻命令，获知前线败讯，乃停笔叹了一口气说：“好，你起来吧，你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现在你仍回前方照料，我决定死在武昌了。”他最后一句话声音沙哑，神情惨淡。
　　吴佩孚撕了反攻计划，决定死守武汉三镇。他下了三道命令：
　　（一）任命高汝桐为汉阳防守司令；
　　（二）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
　　（三）任命靳云鄂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
　　吴佩孚虽然用大刀督战队和机关枪督战队，可是兵败如山倒，溃兵退却像打冲锋一样。贺胜桥不守，前线距离吴的司令部越来越近，溃退的北兵竟向吴的火车开枪，打死了一名副官和两名卫队。
　　吴忍痛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不再阻挡退兵，下令设立水陆溃兵收容所，并在蛇山和龟山架设大炮以资防守。吴身边除了刘玉春是一员战将而外，四顾已无可用之将，吴本已不用靳云鹗，可是靳到底还是一员战将，所以临危又起用了他。
　　在战火告一段落时，刘玉春满头大汗地跑到吴的火车司令部来，仍然直挺挺地跪下，流着眼泪说：“大帅，一切都不成了，这些败兵已经丧魂落魄，靠他们守最后一道防线是不济事的。”吴岸然说：“我绝不放弃武昌，我吴子玉宁肯死在战场上也比死在床上好。”刘慨然站起来挺胸大声说：“大帅不能死，刘玉春愿代大帅守武昌，刘玉春为大帅战死，死也瞑目。”吴猛然双泪夺眶而出，他提拔过不知多少封疆大吏，可是事到危急，竟无一人敢挺身任事，面前这名爱将本是一个无名之辈，却忠义薄天，他慨然说：“事情都坏在岘亭（陈嘉谟）手里，我不许他走开，要他同负城防责任。”
　　刘玉春当年48岁，是河北省玉田县人，一副北方人高大魁梧模样，头发带着灰白色，他原是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第八师本驻守宜昌，并非吴佩孚的基本队伍。吴命寇英杰攻河南时，调第八师为正面进攻部队，刘玉春率三团人参加。前面曾叙述过蒋世杰坚守信阳，而进攻部队就是刘玉春，两人可算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信阳攻下后，寇英杰委刘为信阳警备司令。
　　蒋世杰死守信阳，使刘玉春印象深刻，这也给他死守武昌增加了信心。吴再起后，左右都是不堪一战的衰兵懦将，刘不失为燕赵慷慨之士，因此吴提升刘为第八师师长，继而又升他为第八军军长，吴北上时就把刘的三团编为卫队旅，用为亲兵。吴南下时又调这三团驰赴前线汀泗桥，所以当时人称刘玉春是吴身边的赵子龙，其实吴、刘的关系就只是这么短。
　　汀泗桥之战，刘玉春的三个团长都战死，卅39个连长只剩五个，士兵死伤过半。
　　刘玉春对吴有知遇之感，慷慨独任死守武昌之责。
　　武汉是中国的心脏，长江和汉水的交叉点，京汉和粤汉铁路的衔接处，华中水陆交通的要冲，东连吴越，西通巴蜀，南接岭表，北带中原，自古即为政略战略必争之地，左有鄱阳湖和洞庭湖，右有汉水和襄河，是长江中游的一个盆地，适合守势的持久战。
　　吴佩孚决定死守武汉，而革命军追击吴军时被水淹阻滞，遂使吴军能从容渡江北逃，一部分退入武昌城内。
　　15年8月底，革命军沿铁路正面近迫武昌城郊，并向汉阳挺进。
　　武昌城内的吴军有刘玉春的第八师，吴俊卿的第三师和鄂军第二师的一个营，第廿五师的一个团，第一旅的一部分；守备汉阳、汉口的是高汝桐的第十四师，在武汉上游屯口和金口一带则有叶开鑫的湘军残部及娄云鹤旅的一部，又在武汉下游阳逻，黄州一带则为马济的武卫军及任应歧的豫军第十师。襄河方面自蔡甸至沙洋一带有刘佐龙的鄂军第二师和阎日仁的豫军第二师。此外尚有王献臣的河南游击队，张占鳌的十三混成旅均集结于汉口附近，自北方调来的毅军约四个旅，集中于广水、花园一带积极备战。
　　9月2日吴佩孚渡江回到查家墩司令部，靳云鹗已应召由鸡公山抵汉，毅然以坚守武汉三镇为己任。这时武昌城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革命军在龟山的大炮。龟山在汉阳，其大炮向武昌郊外轰击。
　　吴恃长江为天堑，所以对大局尚不绝望，他在炮声隆隆中，一会儿渡江到武昌，一会儿回到汉口，夜不交睫，席不暇暖，这是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战。他当时的兵力如下：
　　总司令吴佩孚驻汉口查家墩。
　　武、阳、夏警备总司令靳云鹗驻汉口。
　　湖北督理兼陆军第廿五师师长陈嘉谟，驻汉口、武昌。
　　湖北暂编第一师长宋大霈由湘境退鄂。
　　湖北暂编第二师长刘佐龙驻汉阳、蔡甸。
　　湖北暂编第四师长陈德麟驻武汉。
　　陆军第七师长王都庆由湘境退鄂。
　　陆军第八师长刘玉春由信阳调来。
　　陆军第十四师长高汝桐驻汉阳、汉口。
　　河南第二师长阎日仁驻襄河方面。
　　河南第三师长吴俊卿由河南巩县调来。
　　河南第十师长任应歧驻阳逻、黄冈方面。
　　第十三混成旅长张占鳌驻武汉。
　　武卫军马济驻阳逻、黄冈方面。
　　汉黄镇守使兼水上游击司令杜锡珪驻汉口。
　　浚滑游击司令王献臣驻武汉。
　　湘鄂边防军司令兼援湘总司令李倬章驻湘鄂边境。
　　援湘副司令董政国驻湘鄂边境。
　　湘军总司令叶开鑫驻武汉、上游。
　　海军江防舰队驻汉口，江防舰队有军舰十余艘。
　　毅军约四个旅驻花园、广水。
　　9月6日清晨，吴佩孚同幕僚在汉口查家墩总部树林中，席地而坐，正谈论前方战况时，忽有炮弹数枚，自龟山方面飞来，落于院内荷花池里，大家极为惊讶。初时据报，说是自己的炮，调错了方向；继则说是刘佐龙师叛变。吴遂率总部各处官佐及卫队一团，登车北上。
　　吴自汉口仓皇败退，武昌的守城重任便落到刘玉春的身上。武昌守将刘玉春毫无问题是北洋时代一个特殊的军人，他既能打仗又忠于长官，他对吴佩孚有知遇之感，所以死守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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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年10月间，吴佩孚已退出武胜关外，江西南昌已发生争夺战，外面形势日非。而武昌城内尽是败兵之将，在刘玉春所指挥的守城部队万余人中，他直属的第八师只有2000人，别人天天要降，刘则坚持要与城共存亡。他认为吴大帅如此赏识他，他无以为报，奉命守武昌，不能让武昌城断送在他手上。因此，当城外炮火震天，军心离散之际，他一方面要布置死守，一方面还要分出兵力来监视城内杂牌军的行动。
　　革命军没有用重炮攻城是为了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着想，所以经由商会和英领事居中调停。刘玉春为了缓和革命军的进攻，所以虚与委蛇，暗中却天天和吴佩孚、孙传芳通消息，企望他们能来援救，待援不到，就打算一死。
　　当时武昌城内尚有居民十万，革命军与城内杂牌军互通声气，馈以香烟和大米饭，城内粮尽援断，见到这些恩物，如获至宝，于是战意更见消沉。刘玉春伤脑筋的，是杂牌军军纪太坏，诛不胜诛。
　　10月10日武昌城攻破时，刘登蛇山指挥守军死战，战至全城守兵尽降时才被身边的于旅长把他生拉活扯地拉到文华书院，卒被革命军擒获，解往第四军司令部。
　　蒋中正以刘不失为忠勇军人，下令优待。刘的囚室中有茶、有烟、有卧具，刘的手足也没有上刑具。
　　革命军攻下武昌后，新闻记者前往采访新闻，顺道访问战俘，其时陈嘉谟亦被俘，与刘囚禁一处。记者们见到这两大战俘时，陈嘉谟垂首不语，刘则慨然而语：“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自问对得住吴大帅，只是觉得太对不住老百姓了。我陆续打开汉阳门放他们出城，由于难民太多，每天只能放出2000人左右，且争挤淹死的很多，我听了很是伤心。”记者问他是不是反对革命，他说：“今天我已战败，还谈得上反对不反对，我只是凭良心说话。吴大帅主张也许不对，但人格很高，对我更有知遇之恩，我所以明知不能守而要苦战，就是报答吴大帅。我自知殃民危害地方，一死不足以谢罪，今既被俘，把我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赎罪吧！”
　　刘一边说一边做割肉的手式，新闻记者听了他的话，几忘其为反革命之战俘，却佩服其忠义之气概和视死如归的人格。
　　北伐军以宽大为怀，陈嘉谟和刘玉春都获释。刘回天津贫困无以为生，落拓而死。
　　吴佩孚在武汉苦战，望孙传芳之援如大旱之望云霓，然而孙传芳则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孙传芳是王占元的部将，他在王占元下面并不得意，他的崭露头角完全是吴佩孚所提拔，这是民国10年湘军援鄂之役，当时孙是败军之将，却为吴所看重。
　　当民国九、十年间，王占元在北洋军人中和吴佩孚不相上下，仅次于曹锟、张作霖两巨头。湘军攻鄂时，王在湖北不堪一击，乞援于吴，吴虽派萧耀南来援，却袖手旁观，坐待王占元的垮台，乘机攫取了湖北。此后吴虽重用孙，孙则认为江山是自己打的，对吴仅有互相利用的关系，无所谓知遇之感。所以当吴独力抵挡革命军的攻感时，孙暗自欢喜报了当年萧耀南按兵不动，坐视王占元失败之仇。孙还有一个妄想，在直系中，曹锟倒了，现在吴佩孚又一蹶不振，此后直系便唯“孙”独尊了。孙传芳希望吴佩孚和革命军两败俱伤，他便可以渔翁得利，独霸中原。
　　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孙传芳有这种心理，他以为孙是他提携的，同属于直系，又同是山东同乡，不只是这些，退一步来说孙传芳即使只认是友军，过去吴也有恩于孙。过去孙由湖北假道江西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到浙江，再由浙江打到南京，造成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吴认为多少得到吴的支持；当孙传芳进军浙江时，夏超和周凤歧作了内应，这两人和吴暗中早有联络，因吴的关系才推到孙身上；当孙部与奉军杨宇霆、姜登选作战时，苏皖将领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也和吴早有联络，如果不是他们包抄奉军后路，孙的一点点兵力怎能打奉军这样顺手。所以在吴认为对孙有恩，孙不致于坐视不救。可是在孙来说却不是这么想。
　　吴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时，孙亦自封五省联帅，以示和吴鼎足而立。
　　当孙击走奉军，收兵回南京时，竟唱起了“联省自治”的旧调，这个调子是吴最不喜欢的。从前湖南人唱省宪时，赵恒惕是吴的好友，吴尚耿耿于心；如今吴的同乡也唱起了，吴悻悻地说：“这简直是南腔北调。”吴曾派蒋方震到南京，代达吴的意愿，吴表示自己主张武力统一，但反对穷兵黩武，不过为了统一不能不使用武力，这所谓的武力是促成统一的工具而不是制造战争的工具。他不赞成打广东，只一人（指冯玉祥）在所必打，同时他反对借外债打中国人。蒋方震到南京把吴的话告诉了孙，孙的答复不着边际。
　　蒋方震是中国军事学权威，他敬慕吴的风骨，吴尊敬他的学问，两人惺惺相惜。
　　吴佩孚和孙传芳之间的恩怨，各有各的算法，由于记帐项目不同，因此貌合神离。吴认为尽管孙有孙的打算，自家人终是自家人，断无相争相斗之理，何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孙总不至于会挖他的墙脚。
　　可是，孙传芳则认为吴已日落西山，早晚必倒，假手于革命军比自己动手省力。孙之不敢公然叛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的部下主张拥吴，如福建督理周荫人，江西总司令邓如琢以及夏超、周凤歧、白宝山、马玉仁等都是吴的信徒，孙虽高踞五省联帅宝座，可是如果公然反吴，这些吴的信徒捣乱有余，所以孙在事实上尽管不受吴的调度，可是表面上仍很恭顺，在电报上还是写：“玉帅钧鉴”。
　　浙江内部不是很稳定的，因为夏超和周凤歧都各有私心。夏超是民国初年浙江一霸，任谁在浙江督军任内都不能不迁就他。夏曾屡打密电给吴，诉说孙刻薄寡恩，言外颇有只要吴有令，他就可以自任去孙之责，吴则一再复电告诫夏勿妄动。孙和夏既然不和，孙亦有去夏之意，吴亦电孙劝他不要自相残杀，并保证夏不会反孙。吴的本意出于至诚，怎知却招惹了孙的反感，加强了孙去夏的决心，这都是吴不懂权诈的缘故。
　　齐燮元做了吴的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也招来孙的疑忌，因为齐燮元是老江苏督军，当然不会忘记六朝金粉之地，其实吴根本没有意思要齐回南京，只是孙有这种担心而已。孙还有一心病，就是吴和奉张的联合，孙以击走奉军而登上五省联帅位子，现在吴、张联合了，孙岂不日趋孤立！
　　吴、孙之间的旧帐越算越糊涂，因此有靳云鹗要和孙传芳合组“新直系”的传说。当吴军攻南口不下时，孙每天有电报报告湘中战况，大有自告奋勇之意。南口攻下后，吴把西北善后交给阎锡山和张宗昌，同时派专人密告孙说：“我由南口调五师南下，湖北除陈嘉谟一师留守后方外，尚有第六师可调。我一路沿湘鄂路应战，一路派海军由洞庭湖入岳州。请你出兵由铜鼓、修水直趋浏阳、平江以收夹击之效。我订某日南下，我抵之日最好兄亦到九江。”孙立刻回电说：“谨如尊命办理。”
　　吴信以为真，怎知吴的专车过信阳时，叶开鑫告急电如雪片飞来，而孙军却渺无音讯。吴到了汉口，孙还端坐石头城与江南名流为文酒之会。吴去电质问，孙以所部配备未就绪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