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号是苏菜,演参谋长。这小子行吗?平时也没见过他唱京戏,还有那些程式化的动作、姿态,他会做吗?第二号是王继承,演杨子荣。他在我们排演的片段里戏份不多。其他的是:张宗岳演老常,华子演小常宝,梁放演李母,李勇奇谁演的忘记了。丑建成、蒋靖洲、马真茂演战士。
第一场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没想到平时排练马马虎虎的苏菜,在正式演出时竟大放光彩,一段“朔风吹”荡气回肠,一些踱步、耸肩的小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整个演出节奏紧凑,有章有法,大开大合,气势非凡,把台下的民工震得张口结舌。当然也不是没有瑕疵,比如丑建成刚开始上台,应该说一句台词:“参谋长,老杨他们回来了!”但不知他为什么忽然紧张,一上来就说“老杨,参谋长他们回来了!”还有小豆子蒋靖洲上台要做一个“亮相”动作,他刚剃了个光头,帽子戴着太松,结果一“亮相”,脸是转过来了,帽子没转过来…
宣传队受到了表扬。为了更好地发挥宣传队鼓励民工士气的作用,县指加强了领导,派了一位年轻的军人,县武装部参谋,县指副政委莫冬来当宣传队领导。
莫冬身材高瘦,长着一副典型的两广面孔:深目高颧尖下颌。他应该只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很精神,也很严厉。他好象不是很看得起我们这些松松垮垮的小资,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他集合我们全体,操着广式普通话命令我们立正、向右看齐、稍息、再立正、向左转,跑步走!让我们在千丘田周围一下子跑了3000米!然后再集合,训话,大意是说,你们都要象军人一样,加强纪律性,每天要训练,出操,跑步等等。我们的脸全都黄了,心里纷纷叫苦不迭。
在后来的日子里,莫冬和我们打成了一片。除了训练以外,他也会对我们的节目提点意见,对我们的乐器表现出好奇,并不是整天板着脸。时间一长,我们渐渐和他熟稔进而亲昵起来,赵子超和他接触最多,话题最广,而且总是笑咪咪的,一幅心领神会,推心置腹的样子。最后,我们终于坐到了莫冬的房间里,一起惊奇地欣赏着他有些得意地拿给我们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同样长着两广面孔的年轻女人和一个她抱在怀里的一岁左右的小男孩。那是他在广州的妻儿。
其实莫政委的主要使命并不是领导宣传队,而是抓典型。部队里当时的传统节目如树标兵立榜样等也移植到三线建设这个半军事化的舞台上来了。这是林副主席喜欢的工作方法。在和平时期,这项工作成就了多少野心家!我不想说莫政委是个野心家,但他恰好就是来做这种事的。如果他发现、挖掘出了典型人物,他也会名利双收。
而这个人物还真的出现了,她就是杨长秀。
那个时候的花桥工地,土方工程量巨大,又没有或很少工程机械,几乎全靠手挖肩挑,翻斗车就算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民工日复一日的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只能悠着来。但是进度上不去,指挥部着急啊,又不能无限制的征调民工,国家没钱啊。在这个任务压头的关键时刻,有一个民工竟然在干了一天活以后,晚上一个人还偷偷上工地加班,这是什么思想?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多么有价值的榜样啊,这是多好的先进典型啊!她来得多么及时啊。当连队把杨长秀的事迹上报到团、到指挥部时,可以想象那些领导是多么激动,简直就是如获至宝。雷厉风行是部队的优良传统,一道道命令即刻发出:马上组织先进事迹报告会,到各连队各营各团巡回报告,由张政委莫政委负责组织宣传,材料由莫政委整理上报到分指。
接下来的事情真让我们感动。我们第一次看见杨长秀登台做报告,就从心里发出感叹,哦,这就是杨长秀,这不是个美女吗。的确,杨长秀生得很美,饱满的额头,挺直的鼻梁,丰满的嘴唇,红润的脸色,一双长眉下面的大眼睛,灵动而有神采,一米六以上的身材,也比众多的山区姐妹高大得多。她浑身透着一股勃勃的生气,一种健康的美。如果她长在美国,她应该去做NBA的拉拉队员。
她发言了,毫无惧色,出口成章,不打草稿,用的是不太纯粹的靖县街上话。她的嗓音洪亮,我想她在铺口肯定是个山歌好手。“各位领导们,各位民兵战友们,你们好,我是杨长秀。”这是她的开场白。“我没做什么事,我这个人就是坐不住,闲起没得味。我的未婚妻(原话,哄堂大笑)老是讲我。他参军去嘎。”她流畅地说着,快乐地说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她的语言自然生动,幽默诙谐,“我的衣服挂烂嘎,我自家补起一看,象个箩筐边(哄堂大笑),丑死嘎啦(哄堂大笑)。”她的报告引起了轰动,一时间,花桥无处不谈论杨长秀。有真正佩服她的,有崇拜她的,也有羡慕她那个“未婚妻”的,她成了无数民工的梦中情人。民工们的劳动热情就这样被刺激起来,一个学习杨长秀的运动就这样被发动起来。
再接下来的事情很多人都没想到,杨长秀的报告会扩大到了黔阳分指以至省指,她成了全三线的标兵,她入了党,当上了地区党委委员,经常乘飞机到处演讲,全三线都需要她来刺激劳动热情,她成了一个超级宝贝。
现在来看这件事,在当时那个政治挂帅的癫狂年代里是再正常不过了。人们对杨长秀一步登天的情况,大多是艳羡不已而鲜有持批判态度的,除非是嫉妒。
在这颗政治明星冉冉升起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自始至终在她的身边,帮她整理讲话稿,帮她把原本朴素的感情升华到政治的高度——这本身就是一个难度极高的游戏,需要窥测,需要把握,具有风险,但这个人做到了。他就是莫冬。
作为宣传队,我们毫无疑问也参与了这个过程。那时我们接到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把杨长秀的事迹搬到舞台上。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编创小组,其中有我、马笑天、王力平等。我们硬着头皮干了起来,收集材料,编写剧本,谱写音乐等。这是一桩大家都不想干但不得不干的苦差事,苦就苦在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升华。
煎熬了一个多月,总算搞出来一个不象样的东西,于是排练,演出,过日子,直到杨长秀和莫冬载誉归来。于是我们就有了和他们同台“演出”的幸运。
当然,首先是杨长秀的演讲(早就不叫报告了),然后才是文艺节目。几个月不见,我发现杨长秀变了很多,第一眼就觉得她的脸上失去了原来的红润,变得苍白,目光也没有原先那样充满灵气,而是有点呆滞。她在台前讲话,莫冬就在台侧紧紧地盯着她,一脸的关注和紧张。杨长秀的演讲内容也变了,政治词汇多了,原来生动活泼的语言消失了——不,也没有完全消失,但已感觉不到那种鲜活的味道了。她就是在背诵,机械地,咬文嚼字地在背诵。这是怎么回事?我疑惑不已。一次次的演讲重复着,我看到她的脸部肌肉在扭曲,在颤抖,而她在极力控制着。在另一侧,莫冬呆呆站着,浓眉紧锁,嘴唇紧闭,脸色发青,仿佛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只有他们两人知道,而别人无从知晓的。终于有一天,骇人的事情发生了,杨长秀在演讲现场,在台上晕倒了…
生活在继续。九十月份以后,宣传队的演出逐渐减少了,为了加快进度,最后大家分散回到各自的连队里干活。此时宣传队也已经走了一部分人员,包括赵子超、刘捷之、张宗岳、文济湘、王继承、吴庆华还有靖城的几个人等。有的是招工走的,有的是自己走的,也有的是被迫离去的。宣传队散了,但队员的情谊没有散。张宗岳招工后,接连给我们写了好几封信,言辞中充满了不舍的战友情怀,令人感动不已。赵子超走的时候,给我们每人留下了他的相片,那是一张两寸的个人像,上面的他貌若潘安,神情严肃。其实我不知道潘安长什么样,这样说只表示承认他是个真正的美男子,但并不是一个花花公子。
“吴庆华明天就要走了,”我在日记中写道,“她终于选定了回家治病。她的想在铁路上挣得一个前程的打算,随着她的离去而成为泡影。尽管她深深地感到惋惜,但生活中的愉快却可以使她暂时忘却生活中的忧愁。她的走使我失去了一个合适的交谈者。在她那里,我消磨了很多的时光,喜则大笑,怒则大骂,她算是能理解我的心情的。…”靖城的莺莺燕燕们也走了。当她们离去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不舍,我对她们的偏见早已被时间冲淡,我觉得她们都是很可爱的人。
在连队,我有一种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感觉。每天和农民在一起没有任何压力,一起抽旱烟,一起讲痞话,一起流大汗,一起醉大酒,感到一年来从未有过的畅快。那一段时间有很多关于招工招生的消息,搅得知青们心里七上八下,但我很坦然,因为我知道没我的份。
工程终于竣工了。铺轨的那天,成千上万的民工都排列在整齐而看不到首尾的路基两旁。高大的铺轨车来了,人们激动地欢呼着,簇拥着,看着铺轨车的两侧伸出一根根崭新锃亮的钢轨,缓缓地落在枕木上,铁路工人在后面紧紧跟随,挥动着大锤,把七八寸长的道钉一颗颗锤实。这是靖县民工真正的盛大的节日。辛苦一年,终于看到自己劳动的成果。在那一瞬间,所有的不快,所有的恩怨,全部都被淹没在欢乐的海洋之中。
告别的日子到了。人们挤在那种加长的罗马车上,它的车厢板如同栅栏。车启动了,人们挥着手,激动地喊着:“再见了,花桥,再见了!”汽车经过一处处昔日熟悉的工地,这儿是龙坳山,这儿是中桥,这儿是跨线桥…曾经多少个日夜,我们在这里挥汗如雨,今天到底离开了,永远离开了!
我对着静默的群山投下了最后的一瞥。
一个月多后的一天,我和几个宣传队的知青来到靖县武装部。我们是想见见莫政委,可是没有见到他。倒是张政委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寒暄过后,他仿佛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莫冬已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军籍。
其实我们不知道或不能肯定他和杨长秀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这样的结果和当初的状况实在是反差太大了。我的脑子里闪过莫冬给我们看的照片:贤美的妻子,可爱的儿子,他回去怎么面对妻儿?怎么面对父母?她又怎么面对服役的“未婚妻”,面对可怕的俗世的诛伐?
我们想到,他为之努力的工作,抓先进典型,还有我们的工作,在舞台上宣扬典型,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觉得,心里有某些东西在塌陷。
我们并不知道的是,早在几个月前,在中国,一个巨大的坍塌事件已然发生,
我们慢慢走出武装部大门,在料峭的寒风中,我们伫立良久,然后握手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