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的帝制活动，有两个外国才子和一个中国才子支持。两个外国才子，一个是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公府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袁搬出这两个洋才子，是有深意的。美国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他竟发表专文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那就足以证明中国是该行帝制了；而有贺长雄主张中国改行帝制，有贺是日本法学家，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强国，如果中国改行帝制，则亦将步武日本为亚洲强国了。至于一个中国才子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杨在袁的智囊中，代表新派，他自认是袁袖中的一张王牌，不料袁选内阁总理也好，选国务卿也好，总选不上他，他真是一肚闷气。他担任“汉口商场督办”，越做越无聊，民国3年4月辞去这个督办，回任北京的参政，由老袁的智囊一变而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这时袁身边最接近的是内史夏寿田，夏是杨的同乡又兼同学，年少而有才名，其入袁幕也是杨所介绍。内史长阮忠枢虽是袁在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可是他这时鸦片烟瘾很重。另一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张一麐则专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长。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按时到公的只有夏寿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变而为袁身边亲信，知道袁的动向和意图。夏既是杨度所介绍，杨、夏关系自是极为接近，夏经常到杨家吃晚饭，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杨也知道。
　　杨度既然对袁的意图完全了解，乃撰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转呈给袁，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遂把这篇大作寄给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旷代逸才”四字是民国3年5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袁命夏寿田把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袁初意是想叫杨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丁等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袁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由杨担任最为适当。不要杨出面，是因为杨和袁关系太深，色彩太浓，杨出面就让人看出这是自拉自唱的戏。
　　可是杨却愿意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夏寿田转达袁的意见，叫杨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他于是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后来大家遂叫他们为“洪宪六君子”。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20里的大柳树镇。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做到大学士。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派他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不幸被捕，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收长，不久被举为安徽都督。后来到北京去，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二次革命后，孙一面倒向袁，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
　　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到东京加入同盟会，后因在武汉参加钦知会而被捕。辛亥起义后，他跨出了牢门，自封为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他为山东都督，袁上台后，派他为陕西经略使、新疆青海屯垦使。他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民国4年5月下旬到了北京。
　　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党中人或死或逃，他们认为国民党翻身的机会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门路。胡瑛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动也反动到极端，甘与鸟兽同群。后来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横一个六指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烟瘾。胡瑛和孙毓筠两人，如果当年革命被捕时，即绑赴刑场，慷慨就义，那么日后便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们，把他们从烈士祠一脚踢出来，他们自己却糟蹋了自己，错过了留芳机会，变成了遗臭人物。人的际遇真是难说。刘师培原名光汉，在清末著有《攘论》、《中华民族志》等。曾和章炳麟创立光复会，是一位国学家。在国学方面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谈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后来变节，充当两江总督端方的门下士，端方下台后，他到四川任国学院主讲。民国后章炳麟介绍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和《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公开信。4年袁畀以公府咨议。他上了一篇谢恩折：
　　“窃师培业耽七略，才谢三长，孝标洊历艰屯，子骏冀兴古学，自维梼昧，幸值休明，综邹鲁之七经，昔惭呫呫哗。诵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维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化溢灵台，访辛尹之遗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风议而遂栖迟，驶驶征夫，咏谘诹而怀靡及。顾复不遗葑采，忝备荛询，班国士之外传，进汉臣于前席，俾闻国政，责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论思之地，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报称。中远猷于辰告，励亮节于寅恭。尔有嘉谋，庶备南官之专对，朝无阙事，愿窥东观之遗书。”
　　严重复字几道，又字幼陵、又陵，福建侯官县人，光绪二年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名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他虽然是学海军，但他名驰中外的，是翻译西洋名著，曾参加过唐才常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清政府曾命令拿办参加会议的人，严复乃避难上海租界，致力于译书事业。先后成《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中国教育刍议》诸书。以古文介绍西方学说，严是中国第一人。他对于翻译工作有一种概念，认为应该求“信”求“达”求“雅”。他和同乡人辜鸿铭、林纾齐名，为文坛三雄，不过严复是致力于把西洋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辜鸿铭则是把中国学术思想翻译成外文，输送到国外去；林纾则是以古文通俗为终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条工作之路。辜鸿铭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为张之洞幕友，专研中国典籍，有英文作品《春秋大义》。他的思想为复古派，反对共和，不求功名，不过却瞧不起同乡遗老陈宝琛和郑孝胥。他的记忆力特别强，精通各国文字。
　　清时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曾经延揽严复，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坚决拒绝。他说：“袁世凯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待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迫袁离开军机大臣位子时，他却颇同情袁，不胜惋惜地说：“看来看去，袁还算是一个国家的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民国成立后他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当全国一致拥护共和时，他认为当时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袁要称帝前，想找几个大名流来支持，先找梁启超碰了钉子，杨度乃主张找严，开门见山地说：“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严冷冷地说：“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严冷冷地答：“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杨见话不投机赶快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这句话却打中了严的心坎，于是说：“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他只觉得有点茫茫然。
　　李燮和早年是求是学堂的学生，曾参加过萍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委他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一个“光复军总司令”名义。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调和南北自任，实际上是因为穷得没有饭吃，想借此找机会。恰巧碰上了杨度，即被杨所收罗。
　　民国4年8月上旬，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要回国时，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并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送交《亚细亚报》发表，这好像是帝制的先鞭。

日月出矣，灯火不熄，不亦劳乎？

 

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
　　“我国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麦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陪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中国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对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宣言中所谓的“深识之士”就是影射了老袁，以洗刷袁一忽儿赞成共和，一忽儿改行帝制，反复无常，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行为；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中国不能不施行君主政体；最后硬性地作出结论，明显地表出君主制较民主制为优。
　　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筹安会给会员的通知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筹安会成立后除了发表宣言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选派代表晋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全国都知这是袁家班的把戏，做官的趋炎附势，为保持禄位，纷纷复电赞成，并答应派代表入会。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处相继组织分会；只有广东分会取名为集思文益会，系梁士诒派所组，不肯依附于杨、孙。
　　筹安会虽然通知会员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然而在会员填写入会书后，发现筹安会并不是个研究机构而是一个行动机构，它的行动就是“劝进”，对于志愿参加入会的人来说，巴不得这是个“从龙”机会，所以当筹安会把投票纸分别发给各省代表，请他们在纸上填写“君宪”或“共和”时，大家当然一致填写君宪了。
　　筹安会做了一个好像今日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工作，然而它的民意却都是假的，虽是假的，却假戏真做，因此，它发表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第二次宣言。这个宣言分为求治和拨乱两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拨乱部分则说：“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晏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结论是“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则而行君主立宪。”
　　筹安会成立后引起了各方反对，在袁看来这些人都是不识时务之徒。如肃政厅呈请取消筹安会文：“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之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遏抑之势。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议长，彼等唱此异说，加以函电交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无怪人民惊疑。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剀切声明，维持共和，为大总统应尽之职分，并认急遽更改国体为不合宜，然日来人心并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应恳大总统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云云。
　　袁世凯向人表示：“欧战发生后，国际情势已变，墨西哥之乱，可为寒心……我以大总统之地位，实难研究及此；但学者开会讨论，根据言论自由之原则，政府无从干涉。……我个人既不想做皇帝，又不愿久居总统之位，洹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他们主张如何，均与我不相涉。……此举可视为学人研究，倘不致扰害社会，自无干涉之必要。”
　　筹安会成立之后，原定计划是组织各省代表前来北京，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请愿，要求变更国体，但因为参政院要在9月1日开会，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因此只好改由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所有请愿书均由筹安会代拟。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筹安会自成立到组织请愿团，前后不到10天，袁一生中所玩的政治把戏，这一幕是最拙劣而幼稚的了。
　　9月6日，袁派政事堂左丞参杨士琦出席参政院，代表他发表对于变更国体的宣言如下：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委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绝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这是一篇半推半就的妙文，袁明白表示如果全国人民硬要强迎他做皇帝，他便只能服从民意而不便有所反对，因此他授意参政院另献制造民意的文策。
　　筹安会的成立，虽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过这个机构本是一个研究国体的机构，所以除了国体论战而外，反对的人也是循法律途径，希望政府解散这个团体，没有其他的实际行动。最有趣的，是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他辞去国史馆长回湖南老乡，杨度觉得自己这一杰作如果没有老师捧场，似乎美中不足，因此发生了以下的一幕。
　　4年12月15日，王闿运由衡州来电去：
　　“大总统钧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者不啻万余人，窃谓汉语有云：代汉者当途高。汉谓汉族，当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怀情于偏论，勿蹈匹夫遹守之节，勿失兆民归命之诚，使衰年余生，重睹开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闿运叩。删。”
　　袁即日复电云：“衡州王馆长鉴：删电悉。比者国民厌弃共和，主张君宪，并以国事之重付诸藐躬，夙夜彷徨，罔知所届。外顾国势之棘，内懔责任之严，勉徇从请，力肩大局，春冰虎尾，益用兢兢。当冀老成硕望，密抒良谟，匡予不逮。
　　世凯。”
　　各省的劝进电都没有得到袁的复电，只王闿运一电有复，趋炎附势之徒惊为异数。其实据说这封劝进电是假的，因为王闿运已届八十有五高龄，自不会缘木求鱼。实在是被他的得意门生杨度偷奸一次。
　　筹安会成立先后只有两个月，开始时轰轰烈烈，趋炎附势之流争相攀附，迨梁士诒的请愿联合会出现后，筹安会声势大减，于是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并发通电宣告筹安会结束，电云：
　　“筹安会之设立，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今国体问题，已待决于国民代表大会，以全国民情向背论之，吾人所希望之君主国体，当能得多数国民之同意。惟吾人前此宣言，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是所希望者，在君主国体，并在立宪政体。盖国体必为君主，始有一定之元首；政体必为立宪，始有一定之法制。无一定之元首，何以拨乱？无一定之法制，何以致治？今者国体之解决匪遥，政体之研究愈重，允宜乘此时机，加以讨论，务求国体解决之后，宪政即随而发生，得以速底于成，庶几一国国是，从兹大定。然宪政端绪，至为繁复，外观世界，内审国情，自宜早事研讨，以供上下之采择。今据会员多数之同意，决定将筹安会名义改为宪政协进会，所有本会中组织及一切职员，并各处加入讨论之代表，概仍其旧。特此宣布，邦人诸友，幸共图之！宪政协进会。”
         （节选《北洋军阀史话》六十九）

日月出矣，灯火不熄，不亦劳乎？

 

    记得看过一份资料，杨度因其社会活动能量大，后被中共吸收秘密入党。

  

      

       杨度（1874年—1931年），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颇具争议。

      早年生活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另有弟杨钧（字重子），妹杨庄（字叔姬）。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

　　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取秀才。次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杨度与王大约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初识,此时杨度13岁。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深受王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王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在王门学了三年，他醉心于王氏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杨钧、杨庄也学在王门，杨庄后嫁与王家四子。同门还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光绪戊戌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艮寅、刘揆一、杨度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克强同学。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杨度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的称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杨度避居家乡，娶妻中路铺黄氏仲瀛。

　　不久，杨度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他的弟弟和妹妹作为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早些时候（二十九年）也留学日本。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新民丛报》，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句。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次年（1904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排满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三十一年（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他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自办学校，一派主张妥协。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作为总干事长杨度被一些人指责办事不力。

　　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1906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杨、梁分道而行。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中国新报》、《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

        立宪活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10月杨度回国，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他是晚清朝廷“宪政专家”：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王学泰)
　　在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的幕僚。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他感到袁内部受到排挤。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他作为袁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他还请他的老师出山，王闿运曾任国史馆馆长。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任参政院参政。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部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次年6月，袁世凯卒，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他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被他拒绝，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民国七年被特赦返京。 [编辑本段]转变　　君主立宪失败后，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十一年（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指东京时言）。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此后杨度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杨度也言听计从，只有杨度曾为新闻记者林白水求情时，张宗昌才答应（可惜晚了一点）。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十六年（1927年）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十七年（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 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单线联系。周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葬上海外国公墓。伍豪、潘汉年前往吊唁。杨度病中自题挽联：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他后来的中共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后来王就此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日月出矣，灯火不熄，不亦劳乎？

 

 

到如今不知世界上有多少个"君主立宪"国家体制的国家?这些国家都过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