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知青（上）
卡车一路颠簸来到了永兴矮塘铺林场，在场部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他们都围过来同我打招呼，个个都喜笑颜开。妈妈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们新来的两个知青被分到了新塘果木队，把我安顿好后，妈妈就步行10多里路到我奶奶家，把奶奶也接过来看我了。看着这住的条件还算过得去，食堂伙食也不差，再看看旁边一群同样年龄大小的男、女知青都是眉开眼笑的，两位老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放心地回家了。那天，妈妈来去两趟，走了50多里路。
傍晚我来到了场部，因为朱同学的姐姐从家里让我带了一包东西给她。场部的住宿条件比我们的要好多了，有几间象样的宿舍，我们同班的几个男、女同学就站在女知青的宿舍前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不时有几个男知青从宿舍里伸出头来了望，他们也许感到奇怪，这几个男、女青年今天到底是怎么啦，敢这样无所顾忌地呆在一起到深更半夜？
我们七、八个男知青住一间房，就是一个大通铺，大家挤在一起，被子挨着被子。屋里有两个姓李的，一个会吹笛子，一个会拉二胡。笛子李是我同班同学，家也是七分会的，笛子吹得好，乒乓球也打得不错，还会画画，在矿里小有名气；他的头有点往左偏斜，据说是因为吹笛子、打乒乓球时间长而引起的。二胡李是七连三排的（那时全国学解放军，学校的班级也是学部队的样），人长得帅气，二胡拉得好，唱歌也不错。刘是我的同班同学，刚开始学拉二胡，声音刺耳、枯燥，但坚持不懈，态度可嘉；他在同别人闹意见的时候，喜欢悄悄地割断人家的鞋带，当受害者高声叫骂时，他又会把你单独叫到外面去，坦白实情以求和解。张是七连四排的，人很瘦小，和我差不多，他喜欢唱歌，比我好多了，但和二胡李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歌声不宏亮，显得中气不足。汤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是这里年龄最大的，有18岁了，在这个房间里小有威信，刘、张都听他的，他们似乎都同笛子李过不去。
有一天深夜，熟睡的我被一阵喧闹声吵醒了，是汤、刘、张在欢声笑语，从他们的言谈和动作中我明白了：“歪脑壳”（他们这样称呼笛子李）前几天买了一些鸡蛋准备带回家，就锁在自己的木箱里，现在拍打他的箱子就是要把里面的鸡蛋全打烂。
刚到果木队时正好种西瓜，一大片望不到边的西瓜地让我提前想到了大口吃西瓜的场景，要知道，从懂事起到现在，我吃过的西瓜全部加起来恐怕都没有一个整西瓜，因为每年最多能吃上一小片。西瓜地前方有一条县级公路，一头通向县城，一头通向青山陇水库，每天都有一趟客车往返。家住一工区的女知青谭义辉，性格活泼、外向，每当客车从这里经过时，都要对着马路大喊：“哎……我要回家！”她清脆的声音一响起，就象是收工的号令，在地里劳作的我们不由自主地放下了锄头，呆立在那里，远远地望着奔向县城的客车绝尘而去。烈日下，满是汗水的、稚气的脸庞，表情各异，想家二字涌上心头。
一天夜里，笛子李和二胡李突然在房间里争抢起来了，我挤进围观的人群，听了一阵才明白：原来他们怀疑二胡李同一个女知青要好，超过了革命同志的关系，二胡李矢口否认，旁人一起哄，笛子李就要二胡李交出女知青写的那封信以澄清事实，二胡李不肯，笛子李就动手了。这时我没有过去扯架，而是一下就把电灯关了，在我拉下开关的瞬间，突然看见了二胡李无助和绝望的眼神，我动了恻隐之心，想收手刹车，但来不及了：灯灭了，那封信被笛子李抢到手了。好奇心驱使我做了一回帮凶，因为我也想知道那封信的内容。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汗颜。
和我同一天到林场的谭知青，全没有了登车出发那天的没精打采的落魄样，白净的脸庞开始红润起来了。那天队里出墙报，不知为什么安排我俩写文章，那时写文章要斗私批修，要有针对性的。她写的内容是批评有些知青出工不出力、纪律性不强什么的，落款是用汉语拼音，但用的是真名。我写的内容是批评有些知青不节约用水什么的，用的是笔名。墙报一出来，舆论哗然，全都是指向她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现在也教训我们了！”“你以前有难的时候我们还帮过你呢，现在你就神气了是吧？”……她听了心里很难受，曾有过一段难言的坎坷生活经历的她，何尝愿意人斗人？她苦笑着对我说：“不这样写又通不过，这样写又得罪人。还是你聪明，用的是笔名。”从她宿舍里出来时，她给了我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我一把捏在手里没看，想等回去再慢慢看。我刚出门就被一个尾随而来的男知青逮住了，他姓王，和谭知青的家一样，也是二工区的。他皮肤很白，可惜呀，小时候外婆带他时不小心掉到火坑里一次，脸被烧伤留下了伤疤，看上去有点惨不忍睹。他要看我手上的纸条，我不肯，他就说：“你不给我看，我就告。”这句话把我震住了，就把那张纸给了他。他夺过去一看，不知是因为没看到他希望看见的东西还是怎么，他鼻子哼了一声，几下就把那张纸撕碎了，摔在地上走人。不过还好，事后他并没有去告密。
下乡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我请假回家了一趟，妈妈很高兴，说我人长高了，声音也变粗了，快长成一个男子汉了。她做了很多好吃的菜给我吃，等我吃完饭了，她才脸色一变，严肃地对我说：“听学校说，你在和张xx谈恋爱？”我一听就吓蒙了，忙矢口否认。妈妈说：“你还不老实？她给你写的一封信都被别人交到学校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学好的话，搞资产阶级那一套，你长得再高，我站在凳子上也要打你！”
第二天上午我外出回来，在路上与张同学迎面相遇。我心里很想和她说话，但我害怕：既怕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又冒出来，也怕别人看见。她红着脸看着我，一步步向我走来，我们擦肩而过，象陌生的路人一样，彼此没说一句话。那年月，我们要自觉用xxx思想武装头脑，改造世界观，就象除草时也把麦苗、稻苗拔掉了一样，许多美好的东西都被装进了资产阶级思想这个筐里而被扼杀了。也许，从她父母亲给她取名字的那时起，就注定了我们最终不能相爱，因为：我不是英雄；或者，我同她的前世修行只有百年以上、千年以下，因为：“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在这里，通过连接千家万户的互联网，我向她表示由衷的祝福，祝她健康、平安、幸福！
从家里回林场后，已是瓜果飘香的时候，队里安排我们去守桃子、梨子、西瓜。男知青一般是上晚班，开始时我循规蹈矩，上班带个水壶，渴了，喝水；饿了，还是喝水。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思想斗争了很久才伸手摘了一个桃子，确信周围没人后就把它吃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随身依然带着水壶，里面的水只是用来洗水果了。一天，我和笛子李上晚班，队长指着两颗梨树对我们说：“要注意保护这树上的梨，它们是优良品种，做实验用的，不要让人偷了，就是掉在地上也要给我捡起来。”他不说还好，一说，我们就专吃这两棵树上的梨，味道确实不错。
桃子、梨子摘完后就要给果树除草、施肥了，这时我的体力差距就显现出来了。我和笛子李一块锄草，往往是并排出发，一会儿他就把我甩出一截老远，然后他就回头帮我把前面的草锄掉，我们又并排站在一起了；之后他又是一阵风似地往前锄，把我又甩开了，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用尽全力都赶不上他。他在远处停下来，回头看我，摇头笑一笑，转身又来帮我。
后来队里成立了科研小组，组长是队里最年轻也最有技术的一名青工，知青里面他选中了我，他跟队里说：这个人力气是小，但记性好，脑子活。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妈妈，她知道后很高兴，还跑到县城去帮我买书，可惜没有合适的。妈妈托人给我带来了一本书：米丘林的苹果树栽培技术，并写了几句话给我：“参加科研小组是好事，你们青年人要努力学习，发挥自己的长处，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这本书我知道你们林场用不上，但书店里确实找不到什么有用的科技书籍了，你将就看一看吧，兴许有些内容有用。”
科研小组使我扬长避短，真正发挥了作用，从中我学到了许多果树栽培、施肥、嫁接方面的技术和诀窍，也为小组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他人难以替代的贡献。我渐渐觉得似乎有点作为了。
但是好景不长，队长一声令下就把我调到龙塘工区去了。在我去龙塘的先一天晚上，姐姐正好从县五中过来看我，我和姐姐、谭知青三人坐在果树林里聊天，谈了很久。谭问我：“你有没有得罪过刘队长？听说是他要你去龙塘的。”我想了想，应该没有；我再仔细想了想，依稀记得有一次同一个男知青开玩笑说：“刘队长和刘少奇是不是俩兄弟啊，怎么叫刘少强呢？”要说冒犯他，绝对就只有这一次，看来是被那个知青告发了，为了献媚，还不知他跟刘副队长会怎么说呢？
龙塘工区以造林为主，成天都要砍山、挖山，劳动强度很大。砍山：就是用长砍刀把山上的各种灌木、野竹、杂树、荆棘、藤齐根全砍掉；挖山：就是用锄头把一座山全部翻垦一遍。简而言之，就是用原始的工具、原始的劳力，给荒山剃个头、变个脸。那里的知青大部分都是马田矿的。每天清晨就要起床，先是到井边去磨刀，然后洗脸、漱口，接着就上山去了，早饭、中饭都是在山上吃。我刚来这里，连刀都不会磨，本来就身体瘦弱，没什么力气，刀又不利，每天砍山我都要落后人家一大截，这里可没有笛子李那样的朋友来帮我。我拚尽全力去砍，全身汗水湿透，衣服上出现了一块块白色的汗渍印，象晒干的海盐。因为劳累过度，人都有一种虚脱的感觉，送饭的来了，虽然我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但却吃不下几口饭。
和我同来龙塘的一个知青，是矿里四分会的，姓刘，比我大两岁。一天早晨，起床的铃声刚响，他就突然从床上滚到地下，两手按着肚子，大喊胃痛。他在地上翻来滚去的样子很痛苦，豆大的汗珠都冒出来了。我急忙跑出去把班长叫来了，班长一看这架式还了得，急忙吩咐叫卫生员过来，并交代说让他休息一天。晚上我收工回来问他：“你胃痛好了没？”他关上门对我说：“没病，是装的。”后来我也学他，如法炮制，居然也赚了几天休息。
妈妈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情况，一天她来到龙塘工区看我，同行的还有湘永矿知青带队的
回到新塘果木队后的一天晚上，场部放电影，在露天放映场地里我遇见了朱同学，我很久没和她见面了，感到很亲切，想和她说话，而且自顾自说个不停。也许是电影开演了，她想看电影；也许是我说话的声音太大，引起旁人侧目，她感到不安……反正她心不在焉，有一句没一句的应付着。我见她无心交谈就想走开了，谁知她最后来一句：“你还好意思回来啊？”这句话呛得我半天回不过神来，我究竟因为什么而要不好意思，又为什么不能回来呀？她给我的映象一直都是两重性：有时热情大方、亲切可人，有时冷语相向、拒人千里。就好象她戴上眼镜时，显得端庄、秀丽，文质彬彬；摘下眼镜时，又显得陌生、模糊，失望频频。
回到果木队后不久就是寒冬了，那时我们也参加了挖山造林的大行动。那一年元旦，大雪纷飞，我们一群知青奋战在山坡上，一排排银锄扬起又落下，有人对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引吭高歌，兴致勃勃地学着智取威山里杨子荣在唱：“溯风吹，林涛吼……”
不久我又被调离了新塘果木队，不过这次似乎是美差：是受县林业局的邀请去支援林业站的工作，每个月有18元的津贴，另外还有每天0.2元的生活补助费，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现金收入呢。我们果木队一共去3个人，另两个人是队长的儿子李祖材和二工区的王知青。当我们在鲤鱼塘林业站登上卡车准备出发时，我妈妈不知怎么突然出现在车旁，她本来是要去果木队看我的，在路上听人说了我的新去向后就急忙赶来了。她有几次要爬上卡车，想同我一起去，但我想到我们都不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有多远，还不知那里有没有汽车回来，妈妈如果和我一起去，到时怎么回来？所以我就要妈妈不要上车。卡车启动了，妈妈目送着我们离去，很远了还站在那里向我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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