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回国办货，留下我一人留守在迪拜等待货物。有一天突然公司和家里的电话全部停机 了，保人气势汹汹的跑到公司来找我，问我为什么没交电话费，已经欠费6000多迪拉姆。因为这个原因，电信局已将保人名下的所有电话全部停机了。他限我在一天之内去交清欠费，否则就将我送警察局。原来这里的保人制度是任何事情必须由保人担保，一旦出事，首先找保人的麻烦。由于公司和住宅电话装好后，梁某每天拨国际长途，短短2个多月，我们就已经欠费6000多DHS。可是当时我仅剩下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哪里有钱去交电话费。
我立即和长沙的朱先生联系，看他是否有办法，。我甚至拿着一万多的笔记本电脑去其他中国公司作抵押，可谁也不愿意借钱给我。朱先生那边终于有了回音，他已将7万多人民币付给了他在迪拜做灯具生意的一个长沙老乡的家里。等确认后，国内时间晚上7时，当地时间下午3点，我收到了这个长沙朋友给我的迪拉姆，然后去电信局交清了所欠的电话费，保人公司的电话也全部都开通了，这场危机总算是化解了。
有一天，我在迪拜码头闲逛的时候，突然一个一米七五左右，三十多岁的中国小伙子跑到我面前，泪流满面，说他叫马辉，是中国大连人，被中国的“蛇头”骗来了迪拜，已经花掉了几万块钱，还是没找到工作，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看我是否能帮帮他。他说他原来是大连一家宾馆的主管，英语还可以，被别人骗来的，只要我能提供给他吃住， 他可以暂不要工资，帮忙做我公司的翻译。我当时看他可怜，而且公司也正缺翻译，于是便同意试用他2个月，如果真可以胜任，我可以聘请他为公司的正式翻译，包括提供他工作长签。
2000年的钟声敲响了，而我们的货物仍在准备之中。我只好每天和马辉在市场上闲逛，有时碰上中国人，便会打听他们是否需要安装卫星电视收看中国的电视节目，结果我们还真接到了几笔业务。于是我们在市场上买碟形天线和卫星接收机等材料，一笔生意下来，除去成本，可以赚上300多迪拉姆，我们的生活费是足够了。有一次在街上碰见一个大连女孩，她在一家埃及老板的装修公司做秘书，她老板家里正需要一个中国大龄妇女做保姆，问我是否有合适的人选，并向我介绍了她老板家的情况。我觉得我老婆欧阳正好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就推荐给了她。随即大连女孩的公司便发了邀请函给欧阳（当时办护照是要国外公司邀请函的），并要求她尽快办护照，争取在春节过后马上来迪拜工作。
欧阳在长沙市公安局出入境科找了熟人，她的护照在一个星期内即办妥了，她把护照复印件传真给了我，我交给了那个大连女孩，几日后，欧阳三个月的访问签证就办好了，我买了南航北京至阿联酋沙迦的往返机票，（当时中国只有这一条航线飞阿联酋）。欧阳把我们在东茅街的茶楼转让了出去，春节一过，她便乘火车从长沙到了北京，然后搭上了从北京经乌鲁木齐飞抵沙迦的航班。在2000年2月12日当天晚上10点多，欧阳乘坐的南航班机准时降落在沙迦国际机场，我去到机场接她回到了我们的住房。
第二天我和欧阳一起到了埃及老板的公司，与老板见面后，他很满意，当天下午便派车接欧阳到他家上班去了。他家住在迪拜的一个别墅区，单独住一栋带有院子的别墅，他家共三人，他，他太太以及一个在上初中的女儿，有两台汽车。每天早上老板开车去上班，太太也会开车去上班，顺便送女儿去学校。三个人每天的作息时间不同，而且吃的饭菜也不一样。他们走后，欧阳便留在家中搞卫生以及准备一天的饭菜。东西全部都由老板买回家，每日的菜单由那个中国女孩提供，有什么事情也由她翻译转达。就这样欧阳在迪拜的工作也还算满意，可以每星期休息半天到我们这里玩一下，从她上班的地方到我这儿，坐大巴需要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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