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沅陵到张家滩公社，在路上走了两天，在公社等分配又待了两、三天，当我们到达下茅塔时，离开长沙已过去了一个礼拜。
下茅塔，坐落在圣人山脉的老鸦尖下，当地有一首民谣：
沅陵有座圣人山，
离天只隔三尺三；
人过要脱帽，
马过要下鞍。
站在老邪尖，看半山腰下的下茅塔，村子被群山环抱着。村前和村旁的山头，散布着一丘丘的梯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沿着村前的山脊，通往山下。村落不大，只有三栋木结构的房屋，住着张、毛两姓人家，全村统共二十多个人，只有十几亩天水田和一些山地。
最显眼的是村子东西两旁的那两棵百多年的大白果树，雄伟挺拔，树蔸有两三抱粗。听村上人介绍，如果年成好的话，一棵树一年可产几担白果子。除了这两棵白果树，村子的周围还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大树，构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对于这些树，村子里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禁止砍伐。因为这些树不仅仅是风景，主要还有固本护土，防止滑坡崩坎的作用。
在公社等了二、三天，那天正好队长、会计到公社开会，散会后便将我们一起带回来。
甫一见面，我便将两位二、三十岁的队领导从头到脚细细的打量一番，并在心中将他们与我印象中的土匪形象逐一比对，还好，没有那种五凶十恶的面相，公正点说，应该还属于那种知书达理的和善之人。
一路上，在田里做事和半道碰到的熟人，看到队长带着这么一群老的老小的小走在后面，大家都感到稀奇，纷纷向队长打听：“么些人是何里的？”
“长沙。”
“嘿噜噜，长沙的。跑到么里做么个？”
“下放下得么档子。”
“下放？蛮么老的老小的小，行路都行不稳，将何（怎么）做事？嘿咧，遭孳！”
……。
当走到六都坪大队部时，太阳已落山。夕阳下，大队部显得孤单、陈旧，独自伫立在一大片荒滩中，周围长着一大丛一大丛人多高的芭茅草。渭溪河水流到这里形成了一个大大的s，似乎将六都坪大队部圈禁在了这个荒滩上。大队部内还腾出了两间房子成为了六都坪小学。本大队一、二、三、四年级的小学生都在这里读书。这里读书与城里不同，一个教室多个班。老师教了这个年级的课，然后安排做作业，再教另外一个年级。在教室的旁边另有一间杂屋，被用来做了小卖部，卖些烟酒和日用品。
过了大队部紧跟着又趟水过河（进入六都坪境内已过了两次河），这是六都坪大队境内s形的第三道水。河面上一条由大块岩石垒起来的拦河坝，斜着伸向一座茅草搭盖的水碾房。当我们过河后从水碾房前经过时，“吱嘎--吱嘎地碾盘正在飞快地旋转着，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古老的传说。
在水碾房的对面，过去立着一座土地庙，里面供奉着一些菩萨。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中，菩萨被造反派砸得稀烂。可怜这些泥菩萨，连江都没过，就落了个自身难保的结局。
一转进绸溪冲，天就黑了下来。这里离下茅塔还有几里路，好在是走上坡路，身子本来就前倾弓着，再将头伸低点离地面更近，看路就稍微清楚一点。但是越往前走，天越黑，当走到村子下面的山脚时，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时只见走在前面的会计，对着山上拖长尖声地叫起来：“叫花子---叫花子---。“喊了几声后，果然山上有人搭腔：
“何个---”
“是我---，八哥--=”
“做么个---”
“跟我们送个亮来”
“嗬---”
没过多久，便看到山上有一个亮点忽隐忽显地向山下飘来，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小伢子举着个松明火把从山上跑下来。小伢儿个头不高，脸庞圆圆的、红红的，剃着一个典型的乡里西式头，猛然一看，还挺招人喜欢。他把带来的火把递给会计，会计见只带了两个火把便对他说：“你卵日的，冒晓得多捏几条火把下来？”
“我卵不晓得有这多人”叫花子涨红着脸反驳着。
“好了，好了。冒得么上算，你跟老陈叔他们支着亮，莫让他们绊着哒。”
当我们终于踏进下茅塔的村子时，尽管已经疲劳至极，但是，也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因为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也就是到家了。今后，我们将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对于我们的到来，村里的人们给予了极大的热情。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在这群山峻岭中难得有人来探访做客，何况我们是远道而来的。二是，山民固有的纯朴好客的民俗风气。大家纷纷从家里走出来，聚集在我们暂时落脚的队长家里。母亲将我们从长沙带来的一些土特产以及豆豉、火柴之类的东西，逐户派送。这些东西虽不值钱，但在那个年月却都要计划，难买，因此大家也比较喜欢。
住在上屋的福叔，年纪约莫五十来岁，头上缠着一条罗布手帕，身上穿着一件脏兮兮，已经难以区分是什么颜色的旧妇母装衣，靠上边的几粒坨坨扣子没扣，露出一片烤出了火斑的胸膛。他人生的身材粗壮，体力充沛，一看就是做农活的好手。但别人对他的评价是精明算计，斤斤计较。这时他接过父亲递过去的香烟，说：“老陈哥我和你讲，过去老辈人说：`同船过渡，是五百年所修`，今天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看来我们是蛮有缘分的。”
“那是！”父亲赶紧点头。
这时，坐在火塘边正在搞饭的队长爱人接话说：“那不是咧，如果没有一点缘分，怎么会从长沙那个地方搞得我们这个地方来噜。”
捏着条长烟袋，正慢悠悠地往铜烟锅里装烟丝的队长他哥，望着母亲说：“婶娘，你们平常在城里走惯了平路，猛然走得我们这里走这些山路走得惯啵？”
母亲答：“还好，走不惯也没办法，只有慢慢走。”
队长的母亲提着一个被柴火烧得墨黑的瓦罐从那头的房屋走过来，达达（当地人称姑姑为达达）起身从队长家的碗柜中拿出一摞碗铺在地上，将阿婆刚刚烧过来的茶水倒上，一一递给我们和在座的各位。回过头来告诉母亲：他们这里平时都是喝凉水，哪怕是天寒地冻，落雪构凌，口渴了就跑到缸里舀瓢冷水“咕嘟--咕嘟”解决问题。喝茶，一般是来了客才烧点开水泡茶，以示客气。
我坐在一边，仔细打量着队长家。房屋是湘西这边典型的木结构，除去屋顶盖的是瓦片，其它墙壁门窗地板全部是木质结构。中间是堂屋，里边左右各放着一副大磨，是队长兄弟两家早晨磨苞谷粉做早餐的工具，其余的地方放着一些农具。堂屋两边各有一间房，兄弟各住一头。房间有蛮大，从中一分为二，里面睡觉，外面搞饭。睡觉的房间上面铺着楼板，既可睡人，也可晾晒摘回来的苞谷、干红辣椒；外面的屋地板上隔出了一个火塘，周围用条石围挡，中间放一个铸铁三角架， 烧上火就可煮饭烧水。在靠房间的这面木板墙上钉着块凹进去的木条，中间插着一排柴刀、镰刀，菜刀，刀的上边晾晒着一长溜的烟叶和一串串的干苞谷及红干辣椒。
望着照亮用的松明燃烧得差不多了，队长就对达达说，喊叫花子还劈点松膏。达达便朝在外面和妹妹一起带弟弟的叫花子喊道：“家林，快点去劈点松膏来，这里快冒亮嘀，多劈点啊。”
叫花子心里极不情愿，但又怕别人说他不懂事，只好说：“刀又冒得刀，亮又冒得亮，将何劈？”
“刀又冒得刀，亮又冒得亮，你自己不会想点办法？找下看吗，真是的！”达达认真地教训着儿子。
达达叫张文秀，娘屋是广福大队张家生产队的，与队长张明训会计张明浩他们原来是同族人，但高一辈，所以张氏兄弟叫她达达。达达为人善良、心直口快，而且做事能干，又舍得出力。只是命却一般，嫁个老公病恹恹，养了几个崽女却又有两个是残疾，
队长的爱人马金秀已将饭菜弄好，招呼大家吃饭。父亲从行李中拿出瓶酒，请队长会计和大家吃酒。推让再三，凡是能喝酒的,每人都用碗倒了一点。山里人吃饭简单，既不用摆桌子，也不用摆椅子，拿个木蒂坨往屁股底下一塞，大家围着火塘坐一圈；菜也不用碗，用锅架在火上，边煮边吃，几多省事。队长在当地算是见过世面的，原来曾在株洲工作，六二年下放回家。后来单位来信要他回去，据别人讲是他当时舍不得老婆，所以没回单位。等他后来想通了要再回去，已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到现在还有点后悔。这时他端起酒碗对父亲说：“来，老陈叔，你这么远跑到我们下茅塔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希望你们在这里能安生长住。”父亲听了这话受宠若惊，赶紧也端起酒碗向所有在场的人表示感谢。
吃饭时，人们七嘴八舌地问起父亲老家是哪里人，过去是干什么的？父亲便将自己的情况大致作了个介绍：“我的老家是在广东的阳江，解放前是在国民党部队当做事，下放前在搬运公司拖板车。”
福叔的大儿子家法长得像他父亲，粗胳膊粗腿，矮壮矮壮，一看就是个非常有劳动力的人。再配上有点鼓鼓的大眼睛大嗓门，给人的印象有点凶。他接过父亲的话说：“你老儿是搞么个的，也是当兵的啵？”
“我老父亲不是当兵的，他是个读书人，而且是晚清的一个秀才。在当地有产有业，也算是个有名有望的大户人家。”
“你家里有几个兄弟，他们是作么的？”会计的父亲张大爹插话说。
“在家里我排行第九，他们也都是读书人，读完大学后，有的当工程师有的当医生，不过他们有的年纪比我大很多，有的命短，现在已没有什么人了。我因为最小，小时也最调皮，所以读完高中以后，便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
“那你跟日本人打过战没有？”队长的大哥嘴里含着一支烟杆特别长的烟袋，正偏着头一边将烟嘴伸到火塘中点烟，一边问父亲。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我便从军校毕业。那时正是需要人的时侯，所以随即跟随部队开赴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好多次会战。“
“那你受过伤没有？“会计问。
父亲说：“真正的枪弹伤没受过。因为我是学的炮科专业，炮阵地一般离步兵战地还有一段距离，后来中国组建了第一支全部美式装备的装甲战车团，我在那里当了几年指挥官，尽管战场上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我也没有负过伤。
据说，黄埔军校前后培养了四万多名学生，其中伤亡二万多，而且大多都是前期的，所以我还算是幸运的。听了父亲的大致介绍，队长也将队上的一些情况向我们作了个初步介绍。他说下茅塔现在统共二十一条人，加上我们家五个人也只有二十六个。而且老辈人讲，曾有风水先生断言说下茅塔再发展也不会超过二十八条人。（当地习惯：人论条不论个。）田只有十多亩，而且都是天水田，收成全指望老天爷，其中有些田还在离家蛮远的山那边。山地倒是有一些，因为肥料没那么多，而且地势比较陡峻，所以还是采取的刀耕火种的方法。一块地种两年，土地贫瘠了就抛荒，让它慢慢恢复，过若干年后又挖转来，因此产量不高，还费时费工。按照规定生产队每年要向国家缴纳600斤公粮，可是每年国家给我们的返销粮和救济粮都是一、二千斤。有时拨了返销粮还没有钱去买，只好到处借钱。
大家说着说着已是半夜时分，明天还要做事，于是各自捏块松明烧燃照着回家睡觉去了。临走前家林凑到我面前说：“祥生明早我们干柴去好啵？”
我点头答应：“好的。你要和我借把刀。”
晚上睡在被窝里我们还在议论这里的人真好，尤其一口一声的“老陈哥老陈叔”，彷佛让我们置身于了“世外桃源”。这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间，我们在辛勤劳作。在我们耕耘的土地上，瓜果飘香，鲜花遍地……正当我在美梦中陶醉，一只老鼠从楼桴上掉下来落在我的枕旁，将我惊出了一身冷汗。睁开眼，满屋黑暗，唯有床头一尺见方的亮格子透出一丝微弱的光。正迷迷糊糊地还想合眼睡一会儿，屋外传来了家林的叫唤声：“祥生—祥生--，干柴去。”我赶紧起床，摸着黑穿好衣服，便和家林一起向山上走去。
天刚微微亮，周围的一切在薄雾的掩罩下若隐若现，远处的山峦刚显露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唯有偶尔的一声鸟叫，才给似乎死气沉沉地空旷大山带来些许活力。
我跟着家林低头赶路，越往前走山路越陡。我问走在前面的家林：“要到什么地方才有柴砍。”
他回过头说：“你跟着我走就是咧。”
初来咋到对一切都不了解熟悉，我只好跟在这位小师傅的后面按他说的办。这时山路七弯八拐地延伸进一片松树林，地上撒满着一层层厚厚的棕黄色的松针，放眼望去像一片光洁整齐的丝毛毯。可是，铺撒在路上的松针，却没有那么可爱。本来山路就有蛮陡，再加上这些松针，人走在上面就像脚底板上抹了油似的，非常滑溜，稍不留神就会人仰马翻。越朝前走，松林越来越密，一棵棵的松树就越高大、笔直。站在树下看树尖，抬头就会掉帽子，远不是平时我们在公园看到的那些干瘦矮小的样子。
当我们快要爬到山颠时，家林停住了脚步。这里的松树不仅高大笔直，而且枝干粗密。我打量了周围一眼，刚刚启明的天空，在这片茂密的森林里失去它的光彩。森林内显得幽暗阴森，到处被山风吹得摇曳匍伏地茅柴杂草，像山魈鬼魅般的在张牙舞爪。正在猜疑间，一股强劲的晨风从山顶倾泻而下，掠过我们的头顶，在树林内掀起一股排山倒海尖啸着的松涛，吓得我的汗毛一根根地竖了起来。而早已见惯了这种世面的家林却全然不把这些事情当回事，选了棵枝干多的树爬上去，正在“哐—哐—哐地使劲砍着。这时的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赶紧学着家林的样子，选了棵树爬上去。爬到树顶望下一瞧，“乖乖”离地足有二、三层楼高，风吹起来一摇一摆.幅度大得就像骑上一匹刚受驯的野马。我用左手抱紧树干，腾出右手握紧柴刀从上至下朝着一根根的枝杆用力砍去。在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我不能让这个比我大两岁的伙伴看轻了我，随着一阵猛砍，一根根的树枝被砍断。被砍断的树枝却因下面的枝条太密无法掉下去，都堆积在下面的枝条上。堆积的枝条将下面的枝条压得像弯弓，刀一剁，随着“啪”的一声清脆的爆裂，旋即向下一层垮去，这倒让我省了不少力。没多大功夫，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便被砍得只剩下树梢的几根小枝，远远望去就像“三毛”头上的那几根乱发。
把树枝的毛枝针叶削干净，再一根根摆整齐，在家林的指点下砍了两根黄荆条，将柴火捆扎好，就准备背回家吃早饭。当我蹲下准备将柴捆扛上肩时，因柴捆太大了，用了好几次力都没成功，甚至有次重心没掌握好还让柴捆把我压趴了。家林不当没过来帮忙，反而站在一边哈哈大笑。我心里有点生气，但这更激起了我非把这捆柴背起来的勇气。当我终于将柴捆背到肩上时，已是汗流颊背气喘吁吁了。
顺着来时的路，我扛着柴捆一步一步地往回走。既要当心脚下打滑，又要当心被头顶上横生的树枝和藤刺挂翻，只得将着力点尽量放在脚趾上抓住地面，而肩上的柴捆遇到障碍物也似船行浪谷般高低左右的躲避。走了一段路，肩膀便被柴捆压得生痛，颈根也让柴捆挤压得很难受。但是我却不敢将柴捆放下来，放下后再上肩就困难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几步颠一下，以求暂时改变一下肩部的受力点。
当我咬着牙走出这片松树林时，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土坎高台，便赶紧将柴捆从肩上卸下，人顿时感觉轻松得能腾云驾雾。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柔和的光线将山间映照得五彩斑斓。在一片悦耳的鸟鸣声中，一只松鼠拖着条大尾巴在树枝间跳跃，不时偏过头来，打量着我这位第一天新上岗的“小农民”。站在这里，能够清楚的看到下面屋顶上飘着的炊烟和背着柴火即将到家的家林。
做了一早上的体力活，现在看到下面的炊烟，不由得感觉肚子已经饿得贴到背上去了。于是赶紧背起柴捆往家里赶，这次将柴捆放到肩上借助了这个高台，着实省力不少。但是到家时，仍然被压得成了一个虾公，父亲见了赶紧过来帮忙，将柴火码在空地上。
，然后再编排，这样就不会没有段落之分了！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