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朋友:    

        新年好!

         该文是写陈乃广、潇雨的知青经历，请大家批评指正，并恳请大家提供材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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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支歌叫“天堂”

演出完毕，陈乃广和余慧卸了妆便像年轻人似的手挽着手从剧场走了出来。此刻，他俩的心情是无法言喻的，就像头顶上那纯净、广阔的天空，这可以从他俩的眼睛里看得出来。现在的都市，夜晚比白天更显得喧嚣与嘈杂，街两边的商场、店铺，茶楼、酒肆、歌吧、舞厅、发廊、休闲屋等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竞相闪烁，男人、女人的眼里都流露出最本质的欲望。金钱与贫穷、幻想与疯狂在这里得到最佳组合与注释。然而，他俩似乎不属于这支浩浩荡荡的夜生活一族，他们只管沿着大街往前走去。他们没去留意身边的那些男男女女，却喜欢去看大街两旁支形柱灯的光彩，一串串，一朵朵，分外的绚烂、明媚，还带点潇洒，好像一小片一小片要飘起来的洁白透明的云，好像要引着他们走到天的尽头。他们心里有一种如梦如幻般的激动。

他俩是随着省知青艺术团去参加市里的一个大型文艺演出的。他俩当年都是下乡知青，一晃就四十多年了，两人都已到了花甲之年，却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那种朝气。两人从年轻时候起，就都能歌善舞，一副天生的舞蹈坯子，都长的风姿秀逸，尤其是那两条腿，仿佛灌注了一股跳动的生命和旋律，只一味地挺拔和修长。不过，乃广多了几分俊秀，余慧却多了几分婀娜。

那是一个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剧场，剧场座无虚席，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前来观看的，不仅有市里的领导，还有省里的领导。他俩跳的是双人舞《天堂》，舞台音响效果出奇的好，很亮很清晰，腾格尔沧桑的声音融在单纯的吉他声里，干净得让人感动：

蓝蓝的天空，

清清的湖水哎耶，

绿绿的草原，

这是我的家哎耶；

奔驰的骏马，

洁白的羊群哎耶，

还有你的姑娘，

这是我的家哎耶；

我爱你我的家，

我的家我的天堂……

他们随着歌唱起舞，他们舞技是很精湛的，能用身体的各部分使之达到心领意会的程度，由此，两人配合很是默契。他们的舞姿轻盈时如春燕展翅，欢快时似鼓点跳动，显得潇洒、优美、舒展。瞧瞧乃广吧，他带着快活的得意的神气跳着，突然间用一只脚跺了一下，便像皮球一样从台上跳起来，然后提着他的对手飞旋起来。余慧的舞裙则像怒放的花瓣，向四周骄傲地张开。他们舞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给人一种亲切和无限广大的感觉，仿佛那广袤的草原一望无际地展开在你面前一样。

全场掌声雷动。这热烈的掌声就足以使他俩感动。在泪光莹莹中，他和她都看见了，坐在前排观众席上的市长居然站起来了。市长是位文化人，是诗人，作家，他拍着手，望着他俩，笑意随着嘴的轮廓荡漾开去，一瞬间满脸都是笑了。

此刻，他俩在街上走着，心都还沉浸在刚才的激动和兴奋里。

“乃广，”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一边走一边说，“我俩一块跳过多少次了，都没法统计，每次都配合得很默契，好像一个人一样。”

“这就叫心灵相通吧，”他甜甜地笑着，瞥了她一眼，眉棱子一闪一闪地说，“有句古话叫什么来着？对，叫夫唱妇随吧。”

“就你得意！”她用手轻轻地捶了他一下，心却跟一头麂子样，在春天的长满青草的山坡上奔跑。她不知又想起什么，忽然叹了一口气道：“一晃就几十年过去了，我总觉得过去许多事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

这时，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他们头顶迅速地划过。

“是啊！一晃就几十年了。”他感慨万端地凝视着远远的天际那颗流星坠落的地方，那地方，莫非唤起他许多对往事的回忆？也许是人老了就喜欢回忆。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许多东西永远也无法忘掉，就像地下深厚的煤层一般埋藏在人的内心深处。

一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同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安置城市知识青年领导小组与共青团湖南省委组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巡回报告团到长沙、衡阳、益阳、湘潭、邵阳、常德、株洲等市巡回报告，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9月13日，长沙市欢送1324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江永农村。其中，应届高、初中毕业生802人，社会知识青年522人（包括辍学的高小生）；其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和旧职员子弟即“三师（医师、教师、工程师）”一干（湖南和平解放时起义人员）子弟为874人，占66%。

陈乃广自然成了下乡对象。他10岁那年，父亲因历史问题而离开了家，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他和一个小他五岁的弟弟艰难度日。母亲没有正式工作，父亲出事后，她以代课为业，四处打听哪个学校有老师请病假或休产假就去顶替，每月工资才30几元，用这不稳定的微薄收入维持母子三人的最低生活水平。

艰难的生活处境，沉重的思想包袱，使母亲身心憔悴，疲惫不堪，而当时愈演愈烈的极左政治气氛也让母亲预感到她的两个孩子前途莫测，将会有诸多磨难，这让她忧心忡忡，甚至感到绝望。

他从小酷爱美术，母亲一直非常支持，1964年他高中毕业，母亲四处找人东拼西凑借了一点钱送他到北京报考美术学院，他顺利地通过了专业考试，可是却落榜了。在那个年代，父亲的历史问题注定了他没有上大学的资格。

而就在这时，母亲终于忧劳成疾，在一次批改学生作业时突然口鼻流血昏迷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就在他母亲撒手人寰不到一个月，街道居委会的干部一次接一次地上门动员。来人是一位中年女干部，剪着齐耳短发，面孔铁板，不苟言笑。她一脸严肃地对他说：“你怎么这么不肯下乡呢？你自己想想，一个这么高高大大的年轻人，却呆在城里吃闲饭，能不脸红吗？”

“我可没有吃闭饭，”他分辩道，“我天天出去推板车、挑土、捡煤碴，自己凭劳动养活自己，没有给你们添麻烦呀！”

女干部就变得更为严肃，她大概今生是一个与温柔绝缘的女人，那双眼睛瞪着他，闪烁着威严的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还是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你仔细掂量掂量一下吧。”

“我下去，”他说，“但我弟弟还小，留在城里总可以吧？”

“好吧，你们这些人呀，真得好好地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女干部站了起来，拧着眉头一扭身走了。

他呆立了半响，一种莫名奇妙的委曲之感，使他的喉咙滚过了一股酸涩。只能下到农村去，他已别无选择。一个家，就只剩下他弟兄俩。平日，兄弟俩相依为命，可是，他一走，谁来照顾弟弟呢？如果他不走，难道能让年幼的弟弟下到农村去吗？当时，我们这个社会太重视立场了，无论什么事，首先必须端正态度改变立场，亦即首先应该确定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然后再去辨别是非。而没有人会去想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立场，而是对真理本身的追求。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按照敌人赞成的就要反对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一种模式去办事，谁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以及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他感到一种无奈，感到一种孤独无援的痛苦。他没有告诉弟弟自己要下到农村去，他害怕看到弟弟那伤痛欲绝的样子，害怕听到弟弟那撕心裂肺般的痛哭。弟弟放学回来后，他像往常一样给弟弟做好饭菜，辅导弟弟做好作业，然后安排弟弟睡下。

都市的夜，直到夜深才变得安静了。

可他睡不着，一个人想想这个，又想想那个，只觉得心里焦渴。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黑黑的，街上有巡夜的民兵走动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他听来并不能使人感到一份安宁，而是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他便又把头放回到枕上，拼命地闭上眼睛，一种难耐的孤寂感又一次涨潮似地漫过他的胸口，他忽然觉得茫茫天地间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人，孤寂和凄凉的体验使他满心里顿生悲哀，眼泪便有如喷泉一样忍勒不住地倾泻了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弟弟竟然爬到他这一头来睡下，用手摸着他的脸问：“哥，你怎么哭了？”

“没，没哭。”他说。

“哥，你哭了，是想妈妈了吗？”

“嗯，想妈妈”

“我也好想妈妈，”弟弟说，“你记得吗？你上中学在学校食堂吃饭，我在别人家里搭餐，那年月缺油少米，难得吃上一顿饱饭。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兄弟俩在一起做作业，你读课文读到‘红军长征时用野菜充饥’这一句时，我说：‘啊，鸡呀？好吃好吃！’原来是我把‘饥’字听成‘鸡’啦。你听了呵呵直笑，妈妈却没笑，搂着我俩竟然哭了。”

“别说了，睡吧，明天你还得上学哩。”

“哥，我……我睡……睡不着，好想……想妈妈……”弟弟嘴里喃喃着，声音竟然小了下去。终究还是小孩子，瞌睡大，而且也无法理解作为兄长的他此刻的心情，便紧闭着眼睛沉沉地睡去，睡觉很不老实，一只瘦小的胳膊赤露在被子上。他替弟弟盖好被子，便盯着弟弟着，像看一幅画，永远也看不够似的。

第二天早上，噪晓的乌雀打破了城市的沉寂，银白的曙光渐渐显出绯红，绚丽的朝霞映在千家万户的窗棂之上。和往常一样，又是一个很美好的早晨。可是他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老想哭，他却极力地忍住。他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送着弟弟去上学，并且叮嘱他不可以耽误上课，一定要好好学习。他没有告诉他今天自己要下到江永去，他担心弟弟知道他今天要走而恋恋不舍一定要来送他。其实，他更不愿意让弟弟感受离别的痛苦。

弟弟很听话的上学去了，他还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正需要关爱的时候，亲人却一个个离开他，丢下他孤独一人将怎样度过这艰难岁月呢？

火车徐徐启动了，车厢内响起了歌声：

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车窗外的阳光非常刺眼，被风吹得像火焰一样轻轻飘动着。他望着渐渐逝去的城市，望着窗外掠过的各种建筑，想到刚逝去不久的母亲，想到他们兄弟的命运，想到未来的前途，心中一片茫然，潜伏多时的委屈从心底某个不起眼的小角落豁然爬了出来，在脸上爬成了两队通体透明的蚯蚓。

二

余慧与乃广的相识是在1967年夏天。余慧是1965年的下乡知青。1965年9月，长沙市先后动员知识青年共1018人下放到浏阳、江永、靖县等农村。余慧的父亲原是长沙市粮食局的干部、工作一直兢兢业业，解放初期还是市人民代表，1957年却被打成右派，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列，余慧也就归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这次下农村，也就理所当然地轮着她了。她是随街道青年下到浏阳大围山白沙公社的，尽管还只有15岁。我们这一代，曾经被命运剥夺过许多生命中属于自己的权利，比如升学读书，比如拥有一个温馨的家。

1967年的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是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们一面度日如年地承受这场闹剧带给自己的巨大苦难，一面又对这场闹剧趋之若鹜，不惜赴汤蹈火。人们有序的生活已被打乱，年轻的共和国被权力扭曲成一座疯人院，到处都是失去了理智、发狂的人群吼叫着“造反有理”。当时，许多知青都纷纷返城造户口反，于是，她也随着大家回到了长沙。

其时，长沙城里各造反派组织林应，今天冒出一个“东方红造反兵团”，明天又蹦出一支“青年近卫军”，大字报铺天盖地，满街都是。大家都一律高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砸烂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狗头！”分不请谁是谁非。分不清就不去想，何况她一个女孩子，就怕看到那些打打杀杀的场面。听说长沙城里有知青成立了一个文艺宣传队，爱好文艺的她在家中呆不住了，当即邀了女友同去报考。17岁的她，正值花开的年龄，一双眼睛乌黑乌黑像晶莹剔透的葡萄，身个子就像长在春月天里的一支翠竹，充满着勃勃生机。

考点设在市十六中，走进校园，她们不禁被火热激昂的场面所吸引。当时学校已停课闹革命，操场上聚集着很多年轻人，几个年轻小伙子正挥舞着木棍汗流浃背地排练大刀舞，另一角有几位把锣鼓敲得震耳欲聋，十分起劲地喊着“三句半”。教室那边传来笛子二胡之类的器乐声，有人在引吭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她正看得发呆，身边的女友拉拉她的衣服在她耳边说：“哎，余慧，你看那个伢子身材几多好，跳舞你和他搭配最好哒。”她朝女友讲的方向望去，只见跳大刀舞的人中有一位身着蓝色运动衫的小伙子，身材高挑匀称，五官英俊，十分精神。那小伙子可能感觉到有人窥视，转身朝他们望来，她不由得脸上一热，急忙拖着女友走向报考教室。

那个文艺宣传队便是后来的知青“红一线”文艺宣传队，那个小伙子就是陈乃广。在宣传队里，他们一道排练演出，大约是身高般配的原因，跳舞他俩总被排成一对。他舞跳的极好，出场时，他总是紧紧地握起她的手，把头摆向后方，伸出一条腿，等候音乐的拍子。一听到适当的音乐拍子，他便牵引着她舞起来。一开始，他拉着她转，一会儿用左手握着她，一会儿用右手握着她，然后一膝着地使她围着他转，然后又跳起来，那未猛地冲向前方去，好像他要一口气飞上那辽阔的天宇，有着一种很大的震撼力，让她的心瓣都似乎是颤微微地绽开了。

他很会画画，每次休息他作画时，她喜欢守在一旁，久久不愿离去，也许最开始他是以画笔俘虏了她的心吧。

这天，他骑着单车背上画夹要到野外写生，在街上，正巧碰着了余慧。她是往学校去的，她要去宣传队里参加排练。

“你要出去画画吗？”她问。

“是啊！”

“那我也去。”

“好呗，上车吧！”他拍了拍车子后座。

这是一辆不知是他从哪里借来的旧单车，除了铃铛不响外，其余地方都响了，一路“嘎嘎喳喳”不堪重负地哼哼着向郊外驶去。

两人来到一个小山坡上，选了一处草地坐了下来。他支好画板，朝她笑了笑，便专心致志地画了起来。他常常出来画写生，他之所以热爱野外写生，不是为了那些可以描绘的景物，而是想通过水彩的氤氲之气，去体悟和感受山水的养育，抒发和寻找自己对灵魂的拷问，对生命的体验。在他看来，烟云薄暮、高天飞鸟、山川江湖，都是何等苍茫壮阔的境界。它不仅可以洗尘，可以沉静世俗的心境，而且最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蕴藏的哲学智慧。它们正是我们生命中所缺乏的质地。

他在画远处的那座山村。那村子不大，藏匿在大山脚下那一片翠竹林里，都是坍旧的平屋，各家的门前都高高地堆着一堆稻柴，有淡蓝色的炊烟袅袅升起，村子就有了活气。天很蓝，纯净得令人惊叹，简直可以净化世间的一切事物。

忽然，他觉得背后有些异样，回过头去，只见她正望着他画的那幅画，眼睛里尽是笑，那张脸内容太多，是本耐读的书。

“你在笑话我？”他有点窘。

“哪能呢，你画得真不错，我都能感觉到那村子里的温馨和安宁。”她说。

“是吗？”他朝她笑了笑，那笑却有点凄苦的味道。他说：“我一直就渴望着温馨和安宁，哪怕能给予一点点都行，可是老天不公啊！”

“怎么，难道你家里也对你不好吗？”她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我哪还有什么家，”他心像被什么拽了一下，想哭，可眼睛只是涩，“我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关押已十多年了，母亲又因积劳成疾，在一次批改学生作业时突然口鼻流血昏迷过去，就再也没有醒来。我别无选择，只能下乡，而弟弟在我下乡一年后也被下到郴州华塘农场。其时按当时政策，每家每户有一人下乡就行了，然而学校为了完成下乡指标，硬是动员他下了乡。我不知道弟弟一个人当时是怎样收拾东西、打点行装的，但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他一定比我艰难得多，当时他才不过16岁啊！”

她没有吭声，如遭雷击一般木然地矗在那儿，恍惚听见灵魂深处咔啦一声巨响，心里像刀割一般的疼。她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瓷白的玉牙把下唇咬出几点血红的齿痕。

“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只能无奈地话着，”他说：“什么是无奈？知道这事是不合理却没法去改变，我们没有办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就只能努力让自己去适应。”

“其实，我也比你好不了多少，”她叹了一口气道，“我父亲被打成右派，他相信自己一生可以做个正人君子，凭良心处事，他要规规矩矩、清清白白地做人，但是他却没法办到，自然，我们一家也就遭殃了。”

“我们都活得很不容易，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比其他的人多花费一倍的勇气。”他说着便又埋下头去作画，他在那几栋泥墙青瓦的农舍的前面，用红色的水彩画上几丛美人蕉，如喷火蒸霞一般，是那么热烈，那么生趣盎然，充分地抒发了他对理想与生活的追求，呈现出他内心世界的丰富情感。

她一眼不眨地瞧着，心被他的才华和坚韧而打动。她忽然觉得他就像一座山，沉默、挺拔而有力量，而自己则像一条小河，水花四溅地绕着山根往前流，就有如他画着的画，山有水才显得润泽，水有山才显得灵秀，她深深地感到：她需要他！这些，也许只是一个梦，只是一个仅属于她的秘密的期盼。于是她抿住嘴，把脸儿微微扬起，看着他用画笔涂抹着哪泛出些许绿色的远远的群山。

三

1967年11月22日，湖南省革筹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服务站发出《关于动员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返回农村有关具体问题的规定》，同年12月3日，湖南省革筹、第47军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十月八日紧急通知的几点意见》，要求下乡知青“立即返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他俩和其他的知青一样，又只得回到乡下去。

1969年初，他和她各自从江永农艺队和浏阳大围山转点到浏阳七宝山公社，他们对“重在政治表现”深信不疑，他们充分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一定会根据他们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总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得到社会的认可，取得领导的信任，得到人们的支持。

七宝山乡那崎岖的山道上留下了他们担柴走过的脚印；刺骨的冷浸田里，撒下了他们耕作的汗水；背楠竹、抬坑木、修河坝、摘茶籽、烧冬茅、和粪灰……他们和山里人一样什么都干。所不同的是，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给这贫穷的山区带来了文化精神生活。这儿地处偏僻，再加上少有识文断字的人，这儿的人对外部世界了解得很少。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落寞而艰辛地活着。他们的到来，的确给这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在公社所属的十几里公路旁立下了他写的二百多块语录牌；公社和各大队的会议室挂起了他绘制的毛主席油画像；各生产队房前屋后的墙壁上，写上了“农业学大案”之类的大幅标语；家家社员的门上都贴着好看的忠字葵花……公社、大队书记看到这一切，一个劲的表扬他干得不错。不久，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以他为主组织十几名能歌善舞的知青，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大家自己编排了一台文艺节目，翻山越岭到各大队巡回演出，社员们点着松明火把，走好远的山路来看他们的节目。他们还代表公社到区上和县里参加文艺汇演，捧回了“第一名”大红锦旗。年终，他和她双双被评上“优秀知识青年”和“五好社员”。

这晚上，两人坐在油灯下，都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喜悦。

她往火塘里加了几块柴禾，火焰一下升高了许多，她脸上便闪着光亮，闪着青春活力。她看着他说：“广哥，我们的努力，总算是得到了人家认可啊！”

“是啊，”他说，那熠熠闪光的眼睛，那微微飞扬的眉毛，全都说明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重在政治表现是对的。什么是重在政治表现呢？举例说，恩格思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的杰出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社的代表。我国革命时期也有许多这样的例证。我想，这就是重在政治表现。”

“我也一直在思考，出身和成份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她说，“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驰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你说对了，”他显得高兴起来，“毛主席早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归为哪一范畴。毛主席在1957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说：‘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可又是一个例证啊。”

“这就是说，我们还是有前途的。”

“我们努力争取吧！”他微微笑了笑，却甩出了几盏泪花。

她的双眸里也有一层柔柔的、亮亮的东西闪烁。

两人就这样说着。忽然，她不禁失声地叫起来：“快看，这里开出的好些花了！”

原来是不知什么时候天下雪了，雪花一朵朵落在窗上成了冰花。那小小的洁白晶莹的花，开在大年夜，羞怯而骄傲的一言不发，是在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吗？还是也在思考着什么呢？

四

1970年金秋十月，为响应党的“搞好三线建设”的号召，他们文艺队也随着浏阳县几万修路大军，步行三天，浩浩荡荡地奔赴湘东铁路建设工地。行军路上，他们打快板，喊口号，一路宣传鼓动，就有如战争年代中部队的文艺轻骑兵。

这天，民兵大部队由醴陵进入攸县。天气很好，是入秋以来少有的晴朗天气，天空蓝得像匀净的大海，远远近近的山，显得像洗过一样青翠，和蓝色的天空辉映成深浅不同的颜色。十月的阳光仍有些晒人，在远远的天际边，可以找到有几丝薄得像弹飞了的棉絮的云彩。

他没有走过长路，脚开始痛起来，起泡了。他暗暗埋怨自己：唉！怎么这么不争气。他咬着牙，忍着痛，可是那一阵阵的痛却越来越厉害，像针刺，像火燎，又辣又麻。他不敢停下来，用力咬了咬牙，顽强而固执地走着，一步步充满了艰辛和疲惫。

到皇图岭了，这是一个小镇，就公路两边十几家店铺。已近中午，大家脸上、身上尽是尘土，不少人还现出有些疲惫的神色。他瞧了余慧一眼，两人便从队伍里走了出来，从黄挎包里拿出两块竹片，站在公路边大声地打起了快板：

毛主席号召修三线；

民兵个个劲冲天；

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主席教导记心间……

不少人看着他俩，一双双目光里有感激，有赞许，队伍立时活跃了许多。

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对他俩无疑是一种鼓励，两人的心情遂变得是那样美好，就像万里晴空悬着的那轮圆圆的太阳：

不怕累，不怕苦，

想想红军二万五；

同志们，加把油，

红太阳光芒照征途……

队伍不停不息地飞速前进，只听见一片唰唰的脚步声。

忽然，队伍里有人朝地叫道：“哥！”

他回头一看，竟然是弟弟。弟弟一边喊着一边朝他跑来，几年不见，弟弟已由少年长成一个英姿勃发的小伙子了。

他又惊又喜，忙问：“你怎么也来了？”

弟弟说：“去年我就从郴州转点到了浏阳蕉溪，这次是随我们公社的民兵上三线的。”

“你都来浏阳了，怎么不告诉我呢？”

“想给你一个惊喜嘛！”弟弟调皮地眨了眨眼，又说：“哥，我想死你了。”

“哥也很想你啊！”

“哥，和你一块打快板的是嫂子吗？”

“别，别乱说。”

“嘻嘻，我早就听人家说你给我找了个好漂亮的嫂子。”

“那是人家乱说的。”

“哥，别不好意思，”弟弟又眨了眨眼，一脸嘻嘻的笑，“我看她当嫂子蛮好的嘛，不仅人漂亮、善良，而且多才多艺。”

“弟，别说笑了，”他眼睛看着弟弟，故作老成持重的模样拍拍他的肩膀说，“你长大了，又上了三线，可得好好干啊！”

“嗯，我知道。”

“党的政策是重在政治表现，我们还是有前途的。”

“知道了。”

“天气冷了，要知道加衣。”

“哥，我又不是三岁小伢。”弟弟朝他笑笑，两颗亮晶晶的虎牙一龇，样子可爱极了。

这时，队伍里有人朝弟弟招手，原来他们的连队已走去前面好远了。弟弟忙说：“哥，我得赶队伍去，再见！”

“你去吧，再见！”他朝他挥着手，目光一直追着弟弟的身影一颠一颠地消失在队伍里，转瞬间就不见了，他忽然觉得心里像被一团草扎得生疼。他好后悔，居然未来得及向弟弟说一声“要注意身体”。他呆呆地望着灼灼的阳光，脑子木木的，仔细地想捕捉灿烂阳光中的一缕，使劲地用鼻子去嗅，想嗅它的味儿，再转过身，竟然就泪光莹莹的了。

五

他和余慧两人都被选调到县指挥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每天不是排练节目就是沿线下到工地巡回演出。两人都特别卖力，一是想争取有个好的政治表现，二是两人对舞蹈都特别热爱。舞蹈是一门最古老的艺术。古人把上身肢体的动作叫作“舞”，下身肢体的动作叫作“蹈”，《毛诗序》中就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句话。舞蹈是作用于人类视觉的造型艺术，它与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不同，绘画、雕塑的造型是静止的，而舞蹈却是动态的。他平日喜爱绘画，就常常把绘画优美的造型艺术带到舞蹈中来，加之余慧配合默契，因此两人的舞蹈很受观众的欢迎，每到一处演出，台下总是掌声雷动。

他们跳《草原红卫兵》，跳《在北京的金山上》，跳《哈达献给亲人金珠玛米》……他们之所以热爱舞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舞蹈能使他们忘却现实中的屈辱和痛苦，更借助人体的优美动作，充分地抒发自己的心灵之美、理想之美和生活之美。舞蹈艺术的这种抒情性，是净化人的心灵、美化人的生活的力量源泉，它给人的鼓舞和启迪是持久而又强烈的。

这天，文艺宣传队来到弟弟所在的团部演出，他俩跳了一个又一个，无论是双臂扬起，还是举腿腾挪，都把自己的感情完全溶化在舞蹈动作之中，抒发了自己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以及对美好前景的强烈渴望。

台下有一双眼睛比任何人都看得专注，那便是他弟弟，他坐在台下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往台上看，凝神屏息，目光里有一种兴奋和亲昵。他和他的目光相遇了，一刹那等于交换了千言万语。

演出完了，他和她正在后台卸妆，弟弟找到后台来了，一进门就高兴地嚷道：“哥，你们跳得真好！”

余慧也回过头来，冲他弟弟笑道：“哟，瞧你弟弟，都长的和你一样高了。”

他便给弟弟介绍道：“弟弟，叫余慧姐姐。”

“余慧姐姐，”弟弟笑着朝她说，“我就最喜欢看你和我哥跳了。”

“是吗，”她格格地笑起来，妩媚的脸庞也顿然显得阳光起来，“下次演出，我和你哥还会来的。”

“真的吗？来时可要把个信，我可要早早地在前边选个好看的坐位。”弟弟说，脸上一直在笑。

她朝他说：“乃广，你们兄弟难得见次面，还不快点卸好妆，你们兄弟俩好好说说话呀！”

他就朝她笑笑：“那我和弟弟先走了啊！”说罢，便拉着弟弟的手，兄弟俩并肩走了出去。

山乡的月亮非常好，它挂在中天，虽说还只有半边，离团圆还远，但它一样地把柔和清彻的光辉洒遍了人间。四围的山峰、竹木、田塍、屋宇、篱笆和草垛，通通蒙在一望无涯的洁白朦胧的轻纱薄绡里，显得缥缈、神秘而绮丽。

兄弟俩走在长长的路基上，恨不得把分别几年的话都说完。弟弟告诉他，下到郴州华塘农场后，经历许多磨炼，吃了不少的苦头，但他表现好，能吃苦耐劳，常得到农场领导的赞扬。

他有些吃惊地看着弟弟，他欣慰地感觉到，弟弟长大了，也成熟了不少。心里却又有些自责，这些年竟然没有尽到一个做兄长的责任，没有照顾好弟弟，真不知弟弟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问：“弟弟，你一个人在乡下习惯吗？”

“现在习惯了，头两年就是老想爸爸妈妈，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两位老人一脸慈祥的笑，我哭喊着要爸爸妈妈，好多晚上都是哭着哭着就哭醒了。”

“我也是，老想爸爸妈妈。”

“哥，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人家都有一个完整的家，偏偏我们却没有呢？”

他心里不禁震颤了一下，他瞧着弟弟，他瞧见弟弟的目光可怜巴巴的，就像是一束簌簌发抖的秋草。他拼命忍住往外涌流的泪水，装出很轻松的样子说：“要相信党的政策，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风在旷野里无拘无束地嘶叫着，有时还发狂地摇曳着山林树枝。

该回去歇息了，分手时，弟弟忽然很认真地问他：“哥，营指导员几次要我写入团申请书，他说我表现好，够条件。你说我写不写呢？”

他知道弟弟因为家庭问题背了很重的思想包袱，连忙说：“那当然是写的好，团组织的大门是敞开的，你要主动靠拢组织，接受考验。”俨然自己成了团干部，其实他自己不知写了多少入团申请，到现在已经超龄了还在接受组织考验。

一年后，弟弟所在的民兵连队要返回公社，他和余慧忙赶去给弟弟送行。他问：“你入团的事怎么样了？”

“团组织对我申请入团的答复是：‘像你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入团的。’其实，结果我早就料到了。”弟弟说这话时语气异常的平和。

这结果是如此明显，三人就都沉默了，虽然沉默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其间，各人的内心活动都是很复杂的。

他心里发涩发苦，一个接一个的失望，像灭火剂一样把心头的希望之火浇灭了，他觉得生活对他们把所有的大门都关闭了，忍不住说道：“毛主席不是说过‘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嘛，怎么说话不算话了呢？”

一旁的余慧立时大惊失色，忙用手捂住他的嘴，环顾一下四周道：“别嚷，小心让人家听见，这可是杀身之祸啊！”

他一愣，张着嘴，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老人家的话是正确的，是下面的人不认真执行，”她说，“他老人家的教导句句可都是真理呀！”

他久久地注视着前面，他觉得心里又有什么东西涌上来，让他不安，使他伤感，一张嘴紧闭着，两颊的肌肉由于紧张而不停地抽搐。突然，他朝着蓝天旷野“啊”地大喊一声，跟着就唱起来：“哎哎嗨——哎哎嗨——”没有词，声音却极响，极沉厚。接着就唱起了他和她平日表演时唱的：

毛主席的书呀，

我们最爱读，

千遍万遍读不完；

毛主席的话呀，

我们最爱听，

字字句句记心间……

余慧猛一愣怔，居然也跟着唱，跟着跳，两人有如鹰飞凤翔一般，一段双人舞，两人之间水乳交融的动作配合展示了人体美妙、神奇的表现力。他们是在用他们特殊的方式，来表达积极上进的强烈愿望以及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赤诚。

毛主席的书是指路的灯，

指引着我们的前进的方向；

毛主席的话是旱天的雨，

哺育着我们茁壮地成长……

弟弟在一旁睁大眼睛看着，一任冰凉的泪水经过鼻翼、嘴角流进嘴里，一声深深的叹息由心底滑上喉管，却又很快地溜了下去，如同铁秤砣一般沉到潮涌不己的心海。

六

大会战两年，湘东铁路胜利竣工。

这几天，大批铁建民兵开始转战回乡，演出任务已没有了。文艺宣传队失去了往日的欢歌笑语，大家都在提心吊胆地听候发落，谁也不知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是灾难还是祥云，空气十分紧张。中午，一个叫丽华的队员悄悄告诉余慧，说湘铁矿劳资科来人调档审查后，决定只在宣传队中找几个出身好的，剩下的全部回生产队去。她立时想到了乃广，心中乱成了一团麻。

晚饭时，宣传队的易指导走过她身边说：“余慧，吃过饭到我屋里来一下。”

她一下变得紧张不安起来，端着的饭再也没有咽下半口。

掌灯时分，她忐忑不安地敲响易指导的房门。

“进来！”

她推门进去，只见易指导坐在桌旁、用他那握惯了锄头的手费力地捏着笔，在一个小本子上用劲地写着什么。她瞄了一下，好像是什么名单。

见她进来，他摘下老花眼镜，顺手拿过一把蒲扇扇着，和善地对她说：“坐，坐呀！”

易指导是浏阳北乡的一位区干部，据说还当过兵，平时她是又敬他又怕他。看来，他有五十岁了吧。但那头浓密的黑发，并没有白去几茎。只是那黝黑双颊上塌陷的深窝，那饱满额头上深深的的皱纹，透露了他年岁的秘密。

“吃茶喽，妹子！”一杯凉开水送到她手中。

“坐噻！”他再次说。

她顺着墙边一条小木凳坐下，眼睛直直地看着他，希望能从他脸上看出点道道来。他倒不急于讲什么，而是慢条斯理地卷了一支喇叭筒，点燃了，用力猛吸一口，吐出一大团烟，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才将目光转向她：“哎，你这个妹子，好可惜啊！——”他将“好”字拖得长长的。

她一愣怔，心里立时像被钳子钳住一般收得紧紧的，额上的汗却一古脑儿往外冒。

“你知道吗，这次招工本来是招你的，就是因为你跟小陈好，铁矿的人都看过你们的演出，晓得你俩好，他们讲，招了你就拆散了你们，干脆都不招算了。”他说着，额角那两条蚯蚓似的青筋在微微颤跳。

她头脑里“嗡”的一声，嘴巴嗫蠕几下，想申辩，但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易指导的语气有些激动：“我跟你讲，像小陈这样的家庭出身，莫讲这次招不了工，以后也招不了，一世都招不了的！”

她紧紧咬住嘴唇，泪水从她眼中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又苦又涩。

易指导的声音有点颤抖：“我是真的喜欢你这个好妹子，但是我又恨你，你是个共青团员，怎么硬要喜欢他呢？你爱什么人恨什么人怎么没有一点阶级立场呢？”

她的头猛地胀大了：我爱憎不分？没有阶级立场？我爱上的是什么人？是阶级敌人吗？她感到头晕，陡然间变得像个哑巴似地呆呆的站着，心头感到有种隐隐的莫名其妙的痛楚。

易指导拼命地抽烟，青烟从他的鼻孔里拧成两根烟柱。“哎，我是恨铁不成钢啊！”他用力擤了一把鼻涕，他分明也在流泪了。

她眼睛里一下噙满了一汪委屈的泪水，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将脸埋进双手里呜呜地哭出声来。她哭她爱的人的命运，哭自己的命运，她不明白这现实为什么会如此冷酷？命运为什么会如此不公平？她不知道“重在政治表现”是否还存在？这些年来他们的艰苦努力，他们一起流过的汗水、泪水、血水，他们得到那么多的奖状、赞扬和成绩，难道还不足以表明他们两颗年轻赤诚的心吗？她迷惑不解，茫然不知所措。

易指导说：“妹子，莫哭，你现在跟我表个态，讲你保证不跟他好了，明天我再和招工的人讲讲，争取一下，要得吗？”

“不，不要……”她泪流满面地站起来，转身踉踉跄跄地冲进黑夜中。

回到宿舍，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寂静无声的夜成了可怕的黑暗，脑子里像有两个声音在吵。一个声音说：“我没有错啊！我们不是在努力争取‘政治表现’吗？”

另一个声音说：“政治表现怎么能够抽开‘阶级路线’呢？难道反动阶级腐朽的思想意识，不影响其子女吗？如果有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不算阶级烙印又算什么呢？”

前一个声音说：“不对，毛主席亲手拟定的十六条告诉我们：‘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看来，主力军并不只是出身好的人呀！”

后一个声音说：“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她没法弄清谁对谁错，心里交错着许多复杂情绪。她想努力地将眼睛合上，可它却偏偏愈加张得大，两眼睁睁的，看着帐顶，帐顶上的床背，床背上的屋瓦，瓦背上的黑夜，无边的淡月。

第二天下午，宣传队开会宣布了去留名单，全队留下9女4男体检，准备招工到湘东铁矿，还有十几名男知青和一名女知青将被送回各自原下放的社队，那个女知青便是余慧。

这是1972年8月10日，一辆大卡车装着他们简单的行李，载着回农村的十三名知青，离开了奋战两年的湘东铁路建设工地。那天，大家都哭了，她却没有哭，她满脑木讷，已是无泪可流。

七

返乡后，父母焦急地来信催着余慧回长沙。

她匆匆地赶回家，只见家里不仅家里人全都到齐，并且还请来了好些亲朋戚友，一个个都显得神情严肃，屋子里有一种十分紧张沉闷的气氛。父亲坐在桌子边，脸上铁青的，像要下雨的罩子天。父亲明显地老了许多，瘦削的脸庞没有光泽，皱纹的网像是只一夜便织粗了许多。他慢慢地叭着烟，显然心里在考虑着什么重大的事情。

她一进屋心便慌了，眼睛不知往哪里看才合适，头也在嗡嗡的响起来。她忐忑不安地选了处角落坐下。

父亲抬起眼，朝她招了一下手说：“你坐过来。”

她这才朝父亲挪近了几步。

父亲只是叭着烟，屋子里的空气就显得更加沉闷。

好一会，父亲说：“妹子，你爹并不封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千古之理，但你与小陈的事，这可是件大事啊！”

她知道父亲说的“是件大事”的份量，她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他知道这不仅对自己，更是对全家人造成极大的伤害，他在单位上拼命地工作，任劳任怨，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建树来弥补自己造成的过失以及实现自我的价值，但是，在这不合理的社会体制下，一切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因此，他对家人都是心怀一份内疚，他希望家人都生活得好，尤其是自己的儿女，希望在社会上能不受歧视，能活得有人的尊严。她一声不吭的坐着，等待着父亲给她的教诲。

父亲咳嗽着，憋得脸通红，显然是有许多话要说，但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他大概是在考虑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吧。

亲友们开始说了：“妹子，我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而是他家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啊！你若跟了他，将来子子孙孙都要受牵连，永世不得翻身的！”

“你跟他几年感情至深，还有跟父母二十多年的感情深吗？父母养育你这么大容易吗？”

“你看你爸头发都急白了，你妈为你急得胃出血住院，你忍心吗？”

立时，她心里被种种复杂的感情交织着，缠绕着，不知道是甜是苦，抑或是酸是辣，反正样样都有。她感到自己竟是这样无能为力，脸色苍白得像一个病人，头耷拉着又像一个罪人了。她嗫嚅着说：“不是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么，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难道连毛泽东思想也教育不好吗？”

她居然会出人意料地说出这么一句话，家里的嗡嗡声就倏地停住了，一个个惊慌得手足无措。父亲脸色发白，吓得张大了嘴直喘粗气：“妹子，这……这话是……是不能说的，要惹大……大祸的呀！”他想告诉女儿，现在这个社会有许多事是没有是非，是无法说得清楚的；他想告诉女儿，自秦汉始，我们民族驯服于残酷的封建专制政体两千余年，究其实质，这个封建专制政体，竟是从未脱离过奴隶制的封建专制政体，人们只能叩头、请安、匍匐、唱喏、恳恩，正确的要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强权者永远是正确的，在中国这块神州大地上，成千成万的冤假错案毁了无数个家庭，难道不是已经惨不忍睹吗？……当然，这些都是不能说的，文字狱已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一种濒临绝境的恐惧，他不能让自己的家人陷入那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身子佝偻如虾。

她心里已是刀割般的痛，忙走过去，替父亲轻轻地捶着背。

一亲友说：“妹子，你若不听老人言，将来要吃大亏的。”

母亲一旁叹口气说：“妹子，你要再不听话，爸妈都会死在你手里。”

她身子微不可察地一震，从眼里涌出两泡泪水，便又连忙低下头去。她感到孤独无助，亲人们怎么都变得这样陌生了呢？这个社会怎么也变得这样陌生了呢？什么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才能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可这需要挣脱太多的羁绊。她实在是不忍心面对父亲那斑白纷乱的鬓发，也没有勇气回绝母亲那老泪纵横的面容，只得流着泪向父母允诺：“好吧，我不……不再和……和他好……好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家门的，她已心冷若冰，发誓今生今世决不去再去爱别的人。

两个月后，她被招工到铁路，而乃广和几个退回乡村的知青，被安排在公社办的矿山当井下工。修铁路以后，公社剩下的知青已不多了，她回队上办手续时，还见到他一面，他俩相对无语，唯恐伤了对方的心，谁也不敢先开口说话。终于，他俩抱头痛哭，分手在十月底的一个阴霾的日子里。

不久，她收到了他托人带给她的一封信：

亲爱的慧，夜深人静了，秋雨凄凄地下了一整天，窗外屋檐下的雨水嘀嘀嗒嗒，如同我们的泪水滴在五年难忘的生活道路上。十月三十日，我望着远去的汽车，心中是多么留恋你，如果能允许我和你在一起，哪怕是追随汽车走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走去。……自从你走后，我盼望能再见你一面，盼望看到你那熟悉的身影。时间是这样的难以度过，我几乎是整天怀念着过去的爱情与友谊，我总梦想你还会回来，总是不想看到你不再和我好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地工作，把自己取得的一点成绩，看成是为我们爱情小巢增添的一块砖、一片瓦，而现在，一阵招工的大风把这房子吹垮了。来到公社磺矿后，我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工作没有以前那样主动、大胆了，尤其是想到别人说我的出身不好影响你招工的事，心中就难过和委屈，甚至在梦中与别人争辩起来……

她读着来信，只觉得自己的心好像在一点点地被撕裂，然而在那么多无忧无虑的新工人中，她不敢流露出自己的情绪，便装病一头躲进宿舍，把脸埋在被子里，眼泪便哗啦一下泼溅了下来。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纯真的爱情意会如此艰难？为什么他们要遭受如此的痛苦和磨难？难道出身不好是他的过错吗？像他这样正直、进取、有才华的青年，就真的一辈子也洗不掉身上那莫须有的“黑色烙印”吗？……在这个充满尘世喧嚣和灵肉均被扭曲的世界，她曾经热情万丈地追逐着众人所追逐的丰满、灵动的理想与现实，现在一切却好像又都蒙上了梦色，缥缈而又苍茫。

招工后的第二年，六月的一天，她和另位一位团干部一起搞外调来到浏阳。一进浏阳县，她怎么也抵制不住内心的不安，她知道离他已经很近了，从县城坐两小时汽车就可以去见到他，他现在怎么样了？情绪好些了吗？真的好想去看看他……

同去浏阳的那位团干也是修过铁路的知青，她了解他们的情况，也很同情他们的处境。她察觉到了她的心病，主动对她说：“余慧，你去看着他吧，我在县招待所等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她便像是从天而降地站在了他的面前，正如她想象中的那样，他黑了，瘦了，一身的工作服上沾满了矿洞里的泥浆，脸上的胡须肯定有好多天没有刮了，只是那双眼睛仍是那样有神，但比以前更成熟、更深睿了。他手中抓着几支准备去洗的画笔，她分明看见那手在微微颤抖。“你，你怎么来了？”听到他那嘶哑的声音，她的眼睛已被泪水蒙住。

八

她和他又恢复了信件往来，他们在信中相互勉励，相互谈心，他们谈工作，谈生活，共同回忆走过的路，一起憧憬幸福美好的生活，对前途充满希望。

然而，当他们忘情地在信中倾诉衷肠时，长沙的家中已掀起了惊涛骇浪，家里的亲人们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更确切地说是害怕“阶级路线”带给家人的巨大苦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卑微，活得艰难，为父母者总是竭力想护住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为儿女们争得一份生存的权益并使其不受伤害，就像母鸡拼命地张开双翅呵护住自己的儿女一样，这便是千百年来父母们用自己的血和泪在天地间写下的永恒不变的“大爱”吧！

一封接一封的来信，让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感，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母亲的信

慧儿：

你说这次外调去了浏阳，妈妈心中不很踏实，望你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要忘记了过去，“忘记了过去就是背叛”。否则，你就是个骗子，是个政治骗子，或者还是个执迷不悟，无法挽救的人。话又说重了一点，但这件事毕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望你深思，不要忘乎所以！

望你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

                                       妈

1973年7月15日

父亲的信

慧儿：

七个多月不见了，虽在忙，总是在想念之中。

今天是七月二十五日，在去年这个时候，全家人焦急万分为你召开家庭会，我还记忆犹新。今天又提出来是想让你也回忆一下，为何十个女孩子只让你一个人回农村？当时你痛苦爸妈也痛苦。

孩子，你忘记了父母为你操心愁白了头发，你忘记了易指导员的良言戒语？

你喜欢他，是因为他能写会画，但他的家庭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为什么招工和考大学都不予录取，这是非常明显的，这在阶级社会中是不能改变的。你若跟了他，他是反革命的儿子，你即是反革命家属，那么你们的后代则是反革命的后代，这样你如何向后代交待呢？

孩子，你要头脑清醒起来，不要沉醉在小资产阶级的恋爱之中，不要自寻苦恼，那些《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书不要再看了，要多看革命理论书籍。

你年轻，聪明，能干，要勇敢地振作起来，努力创造自己的幸福美好前程！

                                           爸

1974年7月25日

姐姐的信之一

慧妹：

我写此信给你，你可能会感到吃惊。

在此我想向你谈点你平日不愿意对我讲的事情，根据你最近的行动我发现你与陈还保持着亲密的往来，说明你们的决裂只不过是藕断丝连而已。

对于陈这个人，父母以及我们（这里指姐夫）对于他的看法是始终不会改变的。从大道理上讲也就是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的问题，旧社会也要讲个门当户对嘛，这样人的家庭与我们的家庭是势不两立的。你千万不能上他的当，到时候时悔之晚矣！

此外，如你硬要孤注一掷，到时候家庭往来一断，父母也将要气死在你的手上，你又有何幸福可谈？我衷心希望你能回头来，忍心割痛，才能从新选择幸福的未来。

我们是亲姐妹，我想只要是为愿你好，也不怕你生气，所以讲了这些你不爱听的。

祝好！

姐    1974年8月20日

姐姐的信之二

慧妹：

这两天连接收到爸和妈的来信，读后，心情不佳。二老一来为病魔所纠缠，二来为你与陈之事而气急，近日不知他们是如何度日的。年过半百了，本应是从子女身上看到希望与安慰，然而我们的父母看到了什么呢？父母为什么要生气，是由于你对父母的欺骗，如果我们都不健忘的话，你也应记得你招工前夕一个秋凉的夜晚，当时一家人围坐，姐夫向你尖锐地指出：“你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把同陈的关系的断绝，作为是为招工的权宜之计，以此欺骗党，欺骗组织，欺骗父母和亲友。”当时你一边哭，一边含冤地声明你不是这种人，父母当然是相信自己女儿的。然而现在你的言行转了180°大弯，将两年前的保证、诺言统统付之东流。你呢，为了陈迟早要断送二条老命。亲人们对你的规劝，你可以置之度外，这说明你是怎样的一位不随波逐流的“反潮流”的闯将啊！有大无畏精神，敢于牺牲自己养育深恩的父母，叛逆自己父亲的阶级和贫民家庭，投身到另一个阶级的怀抱中去。假使陈的父亲知道他将会有一个你这样的儿媳，他那颗被囚禁着的心，该从你的巨大牺牲中得到多么大的安慰啊！历史将会无情宣告：你和你那“画家”幸福开张之日，正是父母丧钟敲响之时。他们不需数年，将会被你们活活气死、急死、折磨死的。

我今天给你写此信，只是为了告诉你父母的近况与态度，无论你对他们怎样要挟，是不会放弃原则的。今天苦口婆心给你讲，不是怕你对我有什么影响，那种以为“怕受影响”才劝你们断绝关系的心思恐怕只是在剥削阶级的祖宗那里才有。由于为父母而激愤，所以言之过激，望能体会到实质与心意。最后想提醒你，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从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党的政策是唯成份论放在第一条。

祝好！

姐       1974年10月4日夜

她无法再看下去了，她感到一阵强烈的晕眩，什么也看不清了，四围的一切都在摇晃，旋转，大脑和心脏迸发出绞痛，千万颗金星在飞舞，跳跃。她实在支持不住了，一下子软瘫在地上，一只手把信攥成一团，一只手艰难支撑着地，拼力挣扎着想站立起来。她不能怨父母，也不能怨姐姐，她明白，他们都是缘于对她的爱。在当今这个社会，有许多事是说不清的。恩格斯说：“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与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这正好是旧唯物主义不彻底的地方。无论是黑格尔，还是恩格斯，都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绝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即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谁都清楚，当权者们在极力挥舞“以阶级斗争为钢”这面大旗的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和正义，只是没有人敢说而己。可是，又有谁能清楚其动机的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是什么呢？她无暇去想，而且也不可能会思考得那么深刻。她抬眼去看窗外的夜色，夜色何以像我们民族的灵魂一样深重？

九

天空飘着雨，却有太阳高挂。太阳雨，就像这些年来他和她的恋情，虽缠绵炽热着，却因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家庭出身”的沟壑，他觉得自己像是掉下了一个万丈的深渊里，黑暗像高山压着他，像大海淹没他，话也说不出来，气也透不出来，世界上没有一种痛苦能够和他此刻所感觉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是那样锐利，那样深刻，又是那样复杂，那样沉重。

传说上帝造人时，原为男女同体，不料男女同体后产生的威力惊人，是以形成对上帝的威胁。于是，上帝拦腰一刀，将男女分成异体，从此，这一半和那一半在茫茫人海中失散了。

他和她互相呼唤着。

他苦苦地呼唤着心里的另一半。

这晚上，他又梦见了她。她是特地来看他的，一双眼睛显得十分哀怨，她看着他，眼眶之内便慢慢地聚集了一些痛苦的珍珠，随着那消瘦了一些的脸颊簌簌地流了下来。

“我总觉得时间不够，想学的东西太多了，”他对她说：“我今后的道路不是企盼招工，而是努力提高自己的美术专业水平，在事业上做出成绩来。”

她看见他的眼中闪烁着自信的神采。

“总有一天，我会走出一条路来的！”他说的是那么坚定。忽然，他扳过她的双肩，深情地说：“慧，到那一天，你会同意我挑着柿子和板票再来看你吗？”

她看着他黑瘦的脸，说不出话，只觉着心阵阵紧缩起来，一阵哽咽无法抑制地冲上喉头。

他动情地吻去她脸上的泪水，说：“别哭，别哭，你已经为我流了太多的眼泪，后半辈子，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生活，不会再让你流泪……”

她用手使劲地掩住嘴，她一定是想大声地哭喊，却拼命地忍着，一转身便跑了开去。

“慧，你别……别跑……”他追上去，大声地喊。醒来，却仍是静静的黑夜，一股从未有过的孤寂感涨潮似地漫过他的胸口。

睡不着，便索性爬了起来，点燃桌上的油灯，他趴在桌上，在日记里写道：

出身不是成分，儿子的职业不是老子的职业，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浅显的道理吗？我的理解是，“出身”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父亲的职业，亦即家庭出身；一是指阶级出身，即本人过去的职业，亦即本人出身。那么我的出身就应该是学生了，今天的学校都是无产阶级开办的学校，应该说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同样是社会教育。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社会影响制约的。我们现在都是接受着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相信自己一定是能够被教育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要求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革命政治觉悟，是通过人的改造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我决心在这革命的烘炉中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要振作起来，再次与命运进行较量！……

夜黑得像一个无底的深渊，四野没有一点儿亮光，四周一片沉寂，只有那窗外的树枝，在夜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他便随着一班矿工兄弟扛着铁镐下到井里去。这个公社铁矿，所有矿工其实都是附近各村的农民，下到井里，一个个光着膀子，屈着身子，抢着铁镐，用以最原始的工具、最原始的方法拼命挖掘。

光线很暗，仅在洞壁上点着几支蜡烛。

这里远离阳光，洞子里弥漫着人的汗馊味、口臭味和窒息的爆炸气。

他一条腿跪着一条腿蹲着，坚硬的胳膊向前有力地挥动铁镐。刚刚放过炮，岩壁上的矿石就得靠铁镐一镐一镐地挖掘下来。如雨的汗水一大颗一大颗，从他的全身滴下，黑色的泥污已沾污了他的全身，一件背心像浸透了黑水，胶住他的皮肤。

突然，洞顶的泥沙像雨点似的沙沙沙地直往下掉。

“不好！塌方！快撤！”班长一声大吼，一个纵步，把正在抡镐的他推出丈多远。接着，只听见“轰隆”一声，一块磨盘大的石块擦着他的肩膀落下，把他头上的安全帽打得飞上好远。

他回头一看，只见洞壁到洞顶裂开一道一指多宽的裂缝。显然是刚才的那一炮，石头给震松了，如不及时顶住，会有大塌方的危险。

他不知哪来的勇气，居然抱起一筒矿木奔了上去。班长忙喊：“小心，危险！”

他用矿木拼力顶住，其他的人也迅速上来。

“千万别塌下来！”他心里喊着，并闭住了双眼。奇怪，他居然看见了她，她朝他默默地走来，牙齿把下唇咬出几点血红。

“慧，别过来，危险！”他朝她喊道。

她居然像没有听见，鼻翼轻颤，晶莹的泪珠如断线般无声地滚落。

“慧，我在努力争取，”他说，“我想，只要我每进步一步，就离你近了一步，你说对吗？……”

班长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好，没事了！傻小子，你一个人在唠叨着什么？”

他这才睁大眼，忙说：“没……没说什么。真没事了吗？”

班长说：“好险，一场灾祸总算是避免了。乃广，刚才你好英雄。”

“不，不是我，是大家，”他说：“我还改造得不够。”

“唉，你要是家庭出身好就好了。”班长也居然叹了一口气。

他身子不易觉察地一震，这一声叹息，就像一记重锤，重重地砸在了他心上。

十

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踏进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几位笔杆子，针对“两个凡是”撰写题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同年，乃广兄弟终于盼到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恢复原职。“平反，复职”，这看似很简单的四个字，却有着山一般的重量，它宣告了中国当代历史开创了新的篇章。说得更具体一点是，父亲好不容易摆脱了含冤蒙垢的历史重负，他们兄弟俩也不再噩梦连连，可以挺直腰板做人了。

其时，他已在七宝山浏铁矿干了两年的合同工，矿里好不容易争取到几个招工指标，想优先解决几个知青的转正问题。而这时相邻的浏阳磷矿也到蕉溪公社招工，因为他弟弟在那里当民办教师卓有成效，蕉溪公社党委极力推荐他，一时间他们感到前途一片光明，想到两兄弟能同时招工，着实高兴了好几天。

也许是世事多变，也许是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完美无缺的事，从浏阳县劳资部门传出话来，一家人在一年内不能有两人被招工，这让他们心头压上沉重的乌云。这在中国，有好些事是无章可循的，当初下放农村，又有谁规定过一家人只能下去谁谁谁，而现在从农村招上来怎么又规定一家人不能招上两人呢？这是老天在开玩笑吗？如果这次是弟弟招上工，年龄老大的他将意味着失去最后的招工机会；如果他被招工，那么弟弟还要等到何年何月呢？这些年多变的政策已把老百姓折磨得够呛，我们追求过生命的意义，却从未走出自身的虚弱，“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确实已经一无所有了，太多的绝痛和绝望，谁又不感到心悸和胆寒呢？

就在他万分焦急不安的时候，弟弟从蕉溪跑来了，真诚地对他说：“哥哥，如果只能招一个，那你就先走吧。”

“不，不能这样。”他说。

“我以后再等机会。”弟弟说得很平静，居然还微笑着，脸庞就顿然显得阳光起来。

一声深深的叹息由他心底滑上喉管，却又很快溜了下去。弟弟这句平静的话语蕴藏着多深的亲情厚意，有多重的分量，只有他这个当哥哥的才掂量得出来。

由于他俩平常表现得特别优秀，两矿领导也很关注这事。经两矿劳资科协议商定，由硫铁矿先将他的材料报送县里审批，磷矿则缓送弟弟的招工表，因为县里的意思是要招年纪小些的。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秋日，雨，有时大，有时小，总是在不停不歇地下着，屋顶便嘶嘶地、沙沙地响着，那么整齐，那么均匀，那么单调，好像一种简单的东西无限重复地奏鸣着。秋天的风，带着寒意，到处乱窜，把已枯萎的树叶吹下来，残叶似乎不高兴跟着风走，于是，风就旋转起来，把那些枯树残枝吹得东倒西歪，发出吱吱喳喳的声响。

他和弟弟站在县委会的大门外，等待着命运的安排。站在门外等候的，还有好些知青，全都是一副紧张不安的神态。

他心神不定，心像一片落叶，一会儿被风吹进深渊，一会儿又飘向云天。

弟弟似乎显得要比他平静得多。弟弟挨着他，轻声说：“哥，别太放在心上，大不了一辈子改造地球。”

“不能放弃，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争取。”他说。

“如果只有一个名额，你就走吧。”

“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能争取到两个名额不是更好吗？”

“这就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不知道要哪一天才能消灭。”

“我们是没有权利来奢谈消灭什么差别的，我们只能是被改造，即使是招上工，仍然不能忘了自己是被改造的对象。”

“我知道，时过境迁之后，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和‘皇帝本来就没有穿衣服’的童稚之言在内容上似乎没有差别，但要向长期统治社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谬见挑战，要让千百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恢复自尊自信，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这需要无数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完成，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是能够完成的。”

“嘘，小声点，我们别谈国事。”他朝弟弟竖起一根指头，又摇了摇头。

两人就都沉默了，空气似乎很紧张。

等待是最难耐的，时间显得特长。他捏了捏弟弟的手，关切地问：“冷吗？”

“不，不冷。”弟弟说，便探头朝门里瞅了瞅。

终于看到硫铁矿劳资料冯科长走了出来。冯科长指着手里的材料对他说：“小陈，你的批了！”看得出来，为了他的招工，这位科长没少费口舌。

“那就好！”弟弟高兴得欢呼道。

他感激地朝弟弟望去，两人四目相对，眼里都噙着晶莹的泪花。

已是下午时分，天色不早了，弟弟还要走四十多里山路赶回公社，他用身上仅有的几毛钱买了几个皮蛋给弟弟带上。弟弟夹着一把油布伞，对他挥挥手，就头也没回地匆匆上路了。

望着弟弟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濛濛雨色中，想到十多年来自己对弟弟没有尽到做哥哥的责任，反而在这招工的关键时刻，却让弟弟为自己做出牺牲，心中遂充满了内疚。

泪眼朦胧中，忽然，他恍惚看见了母亲。老人肤色白如鱼腹，看不见一点血色，只有那双眼睛，可以看到那里面饱含着无边的慈爱。

他对母亲说：“妈，我没有把弟弟照顾好。”

“孩子，这不能怨你。”母亲说。

忽然，母亲竟又变成了她。他对她说：“慧，我已经尽力了。”

“我知道，”她说，“你除了三班倒与农民一样下井劳动外，还常拿着画本到工地，画矿山火热的生产场面，画矿工们做工时壮实的身躯，《湖南日报》及《湖南科技报》等报刊都相继发表了你好些速写作品。”

“为了我们，我会继续努力的。”他说

然而，眼前什么也没有，只有风在刮，雨在下。他又闭着眼迷糊了几秒，然后，扬起脸，一头扑进茫茫的雨雾。

一年后国家恢复高考，弟弟凭着知青少有的拼搏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奋进，终于实现了他自己的夙愿考上了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工作；后来调武警某学校工作，现在已是一位师级干部了。

他与余慧，这对有情人也终于在他们相爱的第十个年头结为美满夫妻，翌年，他们有了儿子。1980年，他被招聘到《株洲日报》任美术编辑，1985年被调到《湖南日报》社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8年，他们的儿子以其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又留在美院任教……

他一副沉思默想状，过去的种种竟然像放电影一样，从他脑海一幕幕闪过。

“喂，你怎么不作声了呢？”她问。

“我在想，我们以前都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家不成其家，维斯冠说过：‘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却是无家可归啊！”他说。

“这不都已经成了过去吗，还说这些做什么？”

“当然这都已成了过去，”他继续说，“现在，我们终于又拥有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家，这不仅是家的巨变，也是社会的巨变，只是我不希望再有什么变化了。”

“变化肯定是会有的，任何事物都决不会是一陈不变的。但我相信，这种变化不会再是那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人异化成了某种工具，人的事业、思想、感情、灵魂统统给剥夺得一干二净，而是越变越好，社会应该是进步的。”她微微笑了笑，心情像蓝天里自由快乐的风筝。

两人说着说着便来到了沿江大道。这里是很美丽的，新建的大堤居然成了由各种花草铺成的彩带；江水绕着城市流泻，各种建筑倒映在水里，各种灯光倒映在水里，整条江遂变得五彩斑斓了。两人便倚靠着一处石栏杆，看涌动的江流。

他对她说：“今天接到通知，我的一幅画已被选入参加今年的全国美术展览。”

“是吗？是幅什么画？”她睁大两眼问。

“你还记得我和你第一次去郊外画写生吗？”

“当然记得，你画的是一个小山村。”

“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你说你能感觉到那村子里的温馨和安宁。”

“你也说了，你说你一直就渴望着温馨和安宁。”

“所以我画的是家，题名为《有一首歌叫‘天堂’》。”

“是吗？这太美了！”她欢叫一声，弯弯的笑眼黑茸茸地喜人。

他也憋不住的高兴，快乐得要喊要叫。

忽然，两人恍惚都同时听到一首歌，是腾格尔那沧桑的声音，从遥远的天边传来。

蓝蓝的天空。

清清的湖水哎耶，

绿绿的草原，

这是我的家哎耶……

于是，他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她也随着翩翩起舞，在这大堤上，放飞自己的思想和美丽的情怀。

奔驰的骏马，

洁白的羊群哎耶，

还有你的姑娘，

这是我的家哎耶；

我爱你我的家，

我的家我的天堂……

听着风哗哗剥剥在大堤上撒野的声音，看着被灯火镶成五彩斑斓的城市，以及头顶上那弯明晃晃的月芽儿，这所有的一切，全都那么深刻地刻在自己的生命里，成为一种奋进、拼搏的力量，两人的心里都充满了一种温馨、一种庄严、一种肃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