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月洞是湘西的一个小山村，名字有点世外桃源的意味，其实村里什么“洞”也没有。差不多四十年前，我“上山下乡”来到这里。全村十几户人家，大多是土家族。山里人个子不高，精瘦，极能吃苦耐劳。男人挑担子女人背背篓，百多斤的东西压在身上，还可以在很陡的山路上攀爬。山里民风剽悍，解放前很多人白天种田晚上为匪，或者说主业务农，兼职做土匪，四十几岁以上的人做过几天土匪，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属于“一般历史问题”。现在天下太平了，男人出门仍习惯带把弯刀或柴刀，用刀夹子别在腰上。我们下乡没几天，最早的装备就是弯刀，屁股后面挎着把刀，似乎就有了点豪侠之气，独自在山里赶路可以壮壮胆。其实刀只是山里人用得较多的农具，兵荒马乱的年代才兼有武器的功能。山里人真正的武器是“火铳”，一种从枪口往里灌火药和铁砂的自造火枪，每家每户至少都有一杆挂在墙上，冬天大雪封山“赶山”（围猎）的时候才发挥用场。
山里人更多的是淳朴和友善。落月洞很闭塞，少有外人来，知青的到来使寂静的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每天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就成了村里男女老幼的聚会，我们不会烧火做饭，大家早早地吃了饭就来围在“火坑”（湘西人家中条石砌成的方形坑，用来做饭或取暖）边，七嘴八舌地教我们怎样烧火，怎样用“鼎罐”煮饭。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或蹲或站或席地而坐，围在旁边看热闹。饭吃完了，年轻妹子帮着收拾餐具，后生们帮着把火烧旺了，大家就开始天南海北地“扯卵谈”，村里人大多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我们讲的外面世界的任何话题，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个叫“三幺”（三叔）的老汉，几乎天天晚上都会来，叼着根长长的烟袋，坐在火光照不到的黑影里，只是安静地听，没什么话讲，有时睡着了打起鼾来，大家便疯笑一阵。夜深了，年轻后生不想回家就同我们挤在一起睡。“林儿”大我几岁，平时做农活对知青特别关照，有天晚上钻进被子时碰到我冰凉的脚，大叫一声：哇！冰棍子！揽过我的脚紧紧地抱在胸口（山里后生喜裸睡），任我怎么挣扎也不松手，直到我的两只脚慢慢地暖和起来。
土家人住的是吊脚楼，刚下乡的时候，我们住在一栋老旧的吊脚楼里。有三层高，底层是牛栏，中间四面敞开没有墙板像个戏台，后来女知青带着些年轻人真把它当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排练场，第三层才是我们的卧室，并列两间，三个男的一间，两个女的一间。围绕卧室的是走廊，凭栏远眺，可以看到山坳中的田畴，一条小径从山上蜿蜒而来。三层吊脚楼只是偏楼，居中的是一排三大间正房，左边的一间是我们的厨房，中间是堂屋，原来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贴着伟大领袖的画像，下面是我用宋体字写的大幅标语“向贫下中农学习！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后来这里就成了生产队的政治夜校，我被指定为政治辅导员。全村成年人多数是文盲，在夜校里，乡亲们燃起“枞膏油”（多油脂的枞树木片）照明，学习热情特高。遗憾的是当年我照本宣科的都是一些极无聊的东西，什么“批林批孔”、“狠斗私字一闪念”、“站在田头，胸怀世界”诸如此类，现在想起来真是无地自容，甚至有点“忽悠”山民的感觉——人家肚子都填不饱，还要“批”这个“斗”那个！还要他们“胸怀世界”，操心别人是不是“水深火热”！——当然我自己也在被“忽悠”之列。
落月洞水田不多，大多是山地，且刀耕火种，收成很少，一天只吃两餐饭，一年的口粮半是包谷、红薯和洋芋。搞得我们整天气鼓气胀的，放起屁来此起彼伏。看谁的放得响，“连发”次数多，成了男知青们苦中作乐的把戏。山地多干活就要爬山越岭，有时背犁牵牛翻几个坡累得半死，就为了几分大的一小丘田，最小的被称为“蓑衣（用棕树剥下的棕片编织的雨具）田”，意即一件蓑衣就能盖得住。在山上干活口渴了可以就地找山泉水喝。一次我渴了，贵生哥（生产队长）往山下一指：下面有山泉哩！可我往山下跑了老远也没找到，又不好意思回去说找不到，又渴又累的情况下，发现路边有个牛脚坑里有积水，便趴下去喝光了，似乎也没什么太多异味。那时我们天天大瓢大瓢喝生水，从来不会拉肚子。有一次上山收麦子却差点要了我的命。那是下乡几个月后队长派工收麦子，男女搭配分成几个小组，每组一个“扮桶”（一米五左右的方形木桶，收稻谷麦子时脱粒用的农具），我和罗四爷算男劳力，搭上几个妇女小孩分在一组，罗四爷年近花甲执意要背“扮桶”上山，大嫂大婶们则建议几个人抬，但我坚持这个活应该由我负责。背“扮桶”不同于挑担子，整个桶罩在头上很难受，这个“桶”又是大家挑剩最重的一个，刚一起肩我就感到难以支持，但我仍然极力支撑摇摇晃晃往前走，走了一会腿开始发起抖来，不知碰到什么东西，身子一摇晃就倒了下去，万幸的是路下面是水田，我被百多斤重的大木桶压进松软的泥水里，大家慌忙把桶抬开，我才像个泥猴似的爬了出来。腰和腿受了点伤，不算很严重，如果下面是硬土，后果真不堪设想。
村里有座破败的尼姑庵，经过文革的“洗礼”，早就没了香火，院子里杂草丛生，但有个尼姑还守在里面，慈眉善目的一个老人，大家尊称她“施公”。庵堂的一侧改成了生产队的粮仓，庵堂就成了村里开会议事的场所，外面石板铺就的地坪就变成了生产队的晒谷坪。这年八月晒谷子时，知青小曹从颓废的院墙夹缝里找到一尊菩萨，木雕的，一米来高。我们自以为挖出了“暗藏的阶级敌人”，欢呼着抬到地坪上，几个人你争我夺用斧头劈成了一堆碎块。施公神情凄然，躲得远远的，我揣度这可能是她刻意藏起来的最后一尊菩萨了——那时的我们多么无知和狠心啊！更不堪的行径还在后头。那年的秋天，大队党支部在庵里开什么会，我和马拉生产队的知青小秦也应邀参加。休息时我俩钻到院墙外施公的菜园子里，在乱草丛里发现一块石碑，推倒后下面露出一块石板，石板掀开下面是一口大瓦缸，里面黑乎乎的水。用木棍在里面搅了几圈，似乎有什么东西，捞起来竟然是个骷髅，便用木棍插到里面举起来，像擎着个战利品般嚷嚷着，大队干部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有人叹息着说：那是施公师傅的师傅的圆寂之地哩！我们俩自知闯了祸，大家七手八脚将遗骸送回瓦缸，盖上石板扶起石碑。施公却从不提起我们干的这些坏事，待我们依然那样和善可亲。我上大学后曾经在暑假回落月洞看望过她，离开时她还送了我一碗绿豆——我为年少时“红卫兵”式的“恶搞”感到羞愧难当！不知施公（已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辞世）和她的师傅们九泉之下，是否愿意宽恕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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