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得到确切消息：按政策我不能上高中。从此我的身份成了一位待在城里吃闲饭的“社会青年”。
1971年仲夏，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卜占亚炮制一个文件，规定凡是下放干部家属，夫妻、父母子女有一方已下放农村，留在城市的一方必须随另一方下放，与在农村的家人“团聚”，当时人们称这种政策为“下靠”。
现如今靖县知青合唱团的指挥赵仲，当年他幸运的进入了湖南师范学院附中上高中。卜占亚的“下靠”政策出台后，赵仲被迫离开长沙，下靠到靖县他父母身边。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间，好几位“下靠”了，户口迁到乡下。我当时的感觉是“大难临头”。
9月下旬我接到一封招工通知书，经体检合格后，我成了一名建筑工人。一夜之间，我的身份从“社会青年”变成了“领导阶级”成员，感觉无上荣光！
有一天我去湖南省话剧团（我父母原单位）找一位儿时的朋友，遇到一位姓周的政工干部。他是省话剧团的演员，入了党，改行搞政工。此人文革中表现“左”得可爱。他叫住我，问我住在哪，户口在何处。
我晓得，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果不其然，他提到“下靠”的话题。
我是“领导阶级”了，他还是被“领导阶级”成员。于是乎我口气强硬地对他讲：我现在是房屋修建公司的工人，我户口已经转到公司去了。
当我说出自己是一名工人时，感到无比自豪，从精神上压住了对方。我再也不是任人摆布的下放干部家属了。这时我有点庆幸自己没上高中，如果还是高中学生，就逃不脱卜占亚的“下靠”政策的魔爪。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蒙古，身败名裂。卜占亚被查出是上了林彪贼船，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卜占亚制定出如此不得人心的政策，决没有好下场，他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历史不能有“假如”。但是我试着“假如”一回。
假如我是1955年4月以后出生，我就能顺利进入长沙一所中学上高中。那么1971年秋天我就成了靖县知青。
假如我在长沙再多当几天社会青年，多吃几天“闲饭”，我就成了卜占亚的“下靠”对象，投入到身在靖县父母的怀抱。
我是幸运儿。在这关键时刻，有一家单位招收了我当工人。当时我的心理状态是“搭帮冒进高中”！
我留在了长沙，为我的家庭保住了长沙的立足之地。父母和姐姐回长沙时有个住的地方。再也没有人上门逼我迁户口。
历史就这样阴错阳差地让我与靖县“绝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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