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老友话当年
昨日，应住在星沙几位知青老友相邀，我与同是知青的老邹到了星沙。
星沙是长沙县府所在地，是长沙市的卫星城。二十多年前，星沙还是一片荒山野岭，今日星沙己发展成几十万人口的繁华城市了。
我们
首先，我们到了老汪和珊珊夫妇家。其实我们并非稀客，每年都相聚十来次，但得知我们会应允来玩，这老俩口头一天就准奋了鸡、肉、鱼、蛋等。
一进屋，老汪泡茶、拿烟、倒酒；珊珊拿出美国核桃、瓜子、花生、苹果等等摆了一大堆，随后系上围巾，亲自为我们下厨。
望着珊珊忙碌的身影，我的心甜酸苦辣，五味杂陈。
珊珊与我同年，我们都同一天一道上山下乡，到乔口鱼场仅仅七天，珊珊就无辜因我而挨斗。
曾记得：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夜，浩月当空，刚下乡六天的我十分想念家人。六天来，我们一直在湖坪野地挑砖运土搞基建（建鱼场分场），晚上连电灯都没有，又累又苦。这一天，听说乔口镇上来了电影队放露天电影，我踏着月色步行八里山路到了乔口镇上的鱼场场部，邀了五六位同来的男女知青到镇上看电影。这五六位男女知青中，—位十四岁、两位十六岁、老邹十七岁、只我和珊珊是十九岁。
因为大家都很想家，都没心思看电影。我提议到湘江边上散散心、吹吹风、看看月色、听听江水的涛声。我们六七个人在湘江大堤上漫步，南望长沙，夜空中一片暗红，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万家灯火的家园。
我与珊珊这时刚刚相识，一问，才知道她是我《暗恋四十年》中甜甜的同学，又同龄，这自然话题多一些。在闲谈漫步中不觉夜巳深，大约十一点左右我们才各自回“家”。
想不到的是这一晚正是鱼场总部的政治学习时间，大部分知青都没参加政冶学习（有些是看电影去了）。这还了得，这些知青下乡的头一次政治学习都敢不参加，今后还怎么治理他们，鱼场书记拍案大怒。在他们心目和言谈中，他们一直视下乡知青是在长沙找不到工作、混不下去、没人要的长沙流子（流氓之意）、是下乡来改造的。为了杀鸡警猴，他们决定拿我开刀，因为我年纪最大（十九岁），也因为我屁股上有屎（档案中有黑材料）。
可能是青年人的逆反心里吧，以前素不相识的珊珊竟真的赌气成了我的 “恋人”，我们冲破一切阻力仍然见面，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偷偷递纸条互致问候，我曾陶醉在珊珊那一双迷人的慧眼和深深的酒窝里，我的人生初吻就是献给珊珊的。我劳动量大，经常吃不饱，珊珊竞忍饥挨锇，将自已的大部份粮票都省下来送给我，在每月工资只十八元的困境中，还给我买来了搪瓷脸盆、（绒）卫生衣裤、羊毛围巾等等。六四年春节，珊珊将所有分配给她的计划物资全送到我家，俨然像温顺的小媳妇样在我家过年。党组织一次又一次找她谈话，不准她和我谈情说爱，她竟剪下青秀的一头长发，编成辫子送给我。（女人向男人送头上青丝，这大概是传统中最珍贵的定情之物吧）。她还割破手指在一平方尺新白布上写下“宁死不变心”五个大血字的血书公开送给我（可惜的是她送给我的血书、青丝、连同湖南书画界—些名人如段千湖、颜家龙、杨应修、刘世善、刘铁奄、郑定远等题名送我的字画都在文革中当作“四旧”被抄走并付之一炬了）。
珊珊出身复杂，她既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的侄孙女、任弼时的侄孙女、还是国民党中校军需官的女儿，她叔叔还是台湾国民党军的现任高官，我们的恋情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荒唐岁月里注定是有缘无份的。
我们稚嫩的肩膀无法承受党组织巨大的政治压力，珊珊曾多次为之自杀，是知青同伴掩护和抡救了她。
我真的非常羡慕今天的年轻人可以在花前月下相亲相爱相拥相依，我们那个年代，不管是甜甜、珊珊、还是我的老妻，别说接吻拥抱，连拉拉手还要看看周围有没有人，不说拉手也会挨斗，至少会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女孩子如果穿一件非革命化的花衣服都会被批判为奇装异服。
真搞不懂为什么今天还有人会怀念和吹捧那个荒唐的时代。
值得欣慰的是珊珊在我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并投入冤狱后终于寻到了保护伞，在凄苦的环境中珊珊与同是知青的老汪结婚了。老汪真诚地爱她、同情她、保护她，也理解她与我的恋情。老汪从不嫉恨我并一直以博大的胸怀视我为好友。珊珊与我老妻也成了闺中密友。我们都严守道德的底线。
老汪比我大两岁，下乡前是国家职工，在原单位上因看不惯某领导干部的作风，骂了领导干部，被扣上“漫骂共产党干部就是漫骂共产党”的罪名要抓他，他愤而自动离职躲着上山下乡了。下乡时老汪二十一岁。
在我被强加上 “丑化毛主席”的 “现反罪”冤判七年监外执行时，与老汪新婚不久的珊珊见我在狱中被折磨成皮包骨，她冒着挨斗的风险多次用大土罐煮肉偷偷送到我房里。后来我因不服罪并一再上诉，将我收监。在将我收监的前两天，人缘关系甚好的老汪（珊珊丈夫）还向我透露了我即将被收监的信息，并要资助钱粮动员我逃跑，是我自信无罪，宁可等着抓也不肯逃跑。
我们两个家庭一直是知青中关系最密切常来常往的友好家庭。
我与珊珊，是有缘无份、情逾生死的曾经恋人。是文革的腥风血雨活活拆散了我们的白头之约。珊珊的丈夫和我老妻都知道我们这份情刻骨铭心，但我们都心胸坦荡。既然岁月也磨灭不了我们痛苦而美好的旧情，让我们都站在道德的底线上笑对人生吧！怨只怨我们生不逢时，在那有着太多“伟大”的“光辉”岁月里，特定的历史环境不让我们成为知寒知暖的夫妻；在劫后余生的今日，让我们做永远知心知肺的红颜知己吧。少了柴米油盐的忧虑，没有锅盆碗盏的碰撞，我们的友谊将更纯净、更长久、更伟大。好在苦难己经过去，老汪和珊珊都己退休，老俩口每月退休金共四千余元，儿女既争气又孝顺，珊珊的儿子还是某大单位的老总，媳妇也是团级干部。有房有车也有权。叹只叹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让我们都好好珍惜这来日无多的每一天吧！
这次来星沙与知青老友相聚，老汪捧出珍藏多年自己都舍不得喝的三百多元—瓶的五粮液和纯谷酒泡海蛇的药酒非要和我一醉方休。
饭后，老汪要陪我和老邹去逛公园。桃红柳绿之中我们逛了徐特立公园。
沿徐特立铜像后的石阶而上，是记载着1907年徐老断指反清的圆石碑。
再往上，是中央领导人对徐老评功摆好的碑刻区。
过了碑刻区。是傲立在春阳中的《师圣阁》。
在《师圣阁》下，我为老汪老邹摄影留念。
何谓《师圣阁》？
老汪说：徐为毛师，毛仍“圣人”，故曰《师圣阁》。
老邹说：实为帝师阁也。然梁漱溟亦曾为帝师，不知有阁无？
我说：俱往矣，过眼烟云，宠辱皆忘吧，只有桃花依旧笑春风。
从公园回来，我们又到了老倪、老李等老知青家。
一路欢声一路笑，家家喜迎故人来。
这是在老李家，珊珊在备晚岁，没在照片中。
老知青每次相聚，总有议不完的话题。但每次议得最多的是当年的艰难岁月和今日的幸福晚年。
是啊！十七年的青春岁月，是在斑斑血泪和辛勤汗水中熬过来的，人生有几个十七年。
我们知青下乡之初，三个月内每人仅发三元工资，三个月后，每人每月十八元工资，五年后每人每月二十八元工资，到我1979年回城之日仍是每月二十八元工资。 至于我们的劳动强度，今日百元一天也决不会有人干。
曾记得：有次鱼场从长沙购得三百担大粪，鱼场派六个知青天没亮就到靖港湘江边，一担一担，六个知青挑着三百担大粪，一上一下，翻过高高陡陡的湘江大堤，分装到堤内小河的三条小木船里，然后又一桨一桨，顶风冒臭划过二十多里水路将三百担大粪运回乔口鱼场，天都快亮了，才由另一批知青将船上大粪转运到鱼场大粪池中。
曾记得，有次六位知青驾三条小木船，沿二十多里水路到靖港镇运几十吨生石灰。船小货重，船边几近平水，而生石灰遇水即炸，曾有老船工运生石灰溅了水，发生过船烧沉, 人被煮沸的惨剧。我们小心冀冀，只求风平浪静，桨只能轻轻地划，生怕溅起水珠。二十多里水路，竟划到月亮偏西才平安到屋。
曾记得：有年年底，鱼场头头为了讨好上级领导。指派我和另两位知青向靖港镇的区委送三百斤鱼，一根扁担两个大鱼盆，每人挑一百斤鱼，两头过称，不准少斤短两，限时半天要送到区政府。挑百斤重担限时半天步行二十多里，对我们十几岁的知青太“锻炼”了。我们肩头出血、脚底起泡、脚跛手软将鱼送到区委会后，头头们还嫌鱼不新色，茶也没给我们喝一口，只交侍我们知青要向贫下中农好好学习，要好好锻炼，好好改造。
尽管我们艰辛劳累，但命运仍不放过我们。谈起往事，老知青对当年进驻鱼场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队长队长周开明（己死）和鱼场书记谭海斌无不咬牙切齿。下放到鱼场知青总共二十八人，当年就疯了一人，（此人至今音讯全无，找不到下落。）跑回城五人，入伍四人，在余下的十八个知青中，大家一起板动指头一个个算了一下，挨批、挨捆、挨斗、挨跪、带高帽游街的竟有十四人。占在场知青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多。难怪有次县委开会时，当时的县委付书记陈维杰曾在会上痛斥周开明“你们乔口鱼场哪来的那么多反革命，是不是只有你最革命”。
虽然我被周开明和谭海斌用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大牢；虽然绝大部分知青都惨遭了批斗；但一心想以他人鲜血染红自己顶戴的周、谭二位书记终因无德无能而爬不上去。今日，他们比住何一位知青都老景凄凉。大家的评价是：周狠毒、谭阴险。
岁月无情人有情，艰难岁月铸就我们知青的坚强意志和深挚的友情。今天，我们大部分老知青都儿孙满堂，不少人还成了有车一族。虽然还有一两户困难户，但新旧的强烈对比，我们能不拥护改革开放吗？尤其对胡锦涛温家宝等新领导班子，我们寄予了深深的厚望。我们始终相信：历史不会倒退，今后会更好。
（文中全系真人、真事、真名姓、真地名，敢讲真话，当然也敢文责自负。）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