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居易的《琵琶行》”看一个官场文人的无奈
唐代的诗人中，白居易是人们心中比较有份量的，他的份量、不仅仅是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同时还体现在他的人格。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这种节操，不仅在当时官场中少有，就是拿到现在来讲也是难能可贵的。唐长庆年间的“刺史”大概也相当我们现在的“地、市级干部”行政十四、十五级别。按理说除了国家配备的住房之外，再有三两处私房也是正常的事，何至于要以实物相抵呢？可见其为官、为人之正直，这是其一。其二是他在任周至县尉时，时常视察民情……是年五月（古时候是讲阴历）巡视田边看到农夫忙活时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观刈麦》。将一个体惜民情的父母官之情倾于心中、跃于纸上。“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一个封建社会的“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局长’）不仅对自己拿国家的“税收”感到“自愧”还主动“晒出自己的收入”“（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相当于公布自己的财产）这种胸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白居易为官初期，一身正气，恪尽职守，屡陈时弊，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因此而罪权贵，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以致左迁、后贬，使他一时陷入尴尬之中。放江州司马是他一生中最为低落阶段。这个阶段，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琵琶行》。人们只知道他的
《琵琶行》写得甘畅淋漓、浸人肺腑。却不知这首《琵琶行》是他的最尴尬、最无奈的作品之一。
“司马”听起来是个“官”实际上算不得一个“官”。史上从没见过一个读书人考上了个“司马”官的。只有当官当得不如法被贬到去当“司马”的。大概等于“文革”中的下放干部。不怕你级别高，一律要服从“群众专政”，做的尽是些费力不讨好的糗事，稍有不慎，棍棒加身，苦不堪言。所以说官当到那份上心情是好不来的。可白居易同志偏偏在那个时候又碰上了他最不愿碰到的人—一个当年在长安相识的艺妓。贞元十六年（800年）白居易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那时候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逛遍长安城”。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当时红遍长安城的艺妓“妩凌儿”。这妩凌儿年方十五，弹得一手好琵琶。“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当时长安城富人区的阔少排队拿号子半个月轮不到。可她和白居易是一见锺情，两人卿卿我我，惺惺相惜。有没有“海誓山盟”我们就不晓得。从《琵琶行》中可以看到“妩凌儿”是苦等了白居易好几年“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渡”。可是这个满哥一入官场便身不由己，先后被授校书、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直至得罪权贵被放江州。一晃十四年，心身疲惫早已无暇顾及过去的那点“春花秋月”的往事。直到“寻阳江头夜送客”时才被“老大嫁作商人妇，去来江口守空船”的“妩凌儿”借着月色认出这个“冤家”。眼看他“醉不成欢惨将别”时，“妩凌儿”操起琵琶弹出了久抑的哀怨之声……白居易是何等之人，他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一听这熟悉的声音就知道不同凡响。他在《琵琶行》序中写道；“元和十年，余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好了，这时，“妩凌儿”的目底达到，剩下的就看这个“冤家”怎么说了。
从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可以看出；他也认出了眼前这个操琴高手就是当年的“妩凌儿”可是他现在的处境着实不好上前相认。只得听着她哀哀怨怨地借着琵琶声弹出她苦守的凄情和眼前的际遇“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这时的白居易同志也是满怀委屈。借着《琵琶行》也向对方道出了自己眼下的处境；“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此时的“妩凌儿”也知道难温过去的旧梦。“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从《琵琶行》中表达的看来，他们终是没有相认。大概这也是命，大家只好认命。由此看来，乐天同志的“无奈”也的确是无奈得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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