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的少年
七分会是湘永矿部一个最偏僻的家属区，一般都是安排退休工人、井下工人等没有多少实际社会地位的人居住．我家的新居就在一条马路的拐角处，那条长长的泥土路，从家门口一直通向白头狮的菜市场，道路两旁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墙是用竹蔑片编成的，上面糊一层三合土（黄泥、稻草浆、灰），最外面再粉上一层石灰，看上去雪白的，挺象一堵墙，但它弱不禁风，不隔热、不隔音、不防火、不防水、更不能受力．屋顶是用杉树皮盖的，象一个三角形，中间铺垫一层竹蔑子做天花板，晚上老鼠在上面跑，轰隆隆地响，灰尘一个劲地往下掉．
从学校搬到家属区也还是有一些新鲜感的，第一个新鲜感觉就是挑水：自来水龙头就安装在我家门口对面，好几百户人家都靠这一个龙头供水，一到用水高峰时间，尤其是晚饭前，水龙头前就围满了人，虽然人多但次序井然．我挑着一担空水桶走过去，学着人家的样对着人群大喊一声：“喂，在哪个后面？”这时人群中就会有一人应道：“在我后面．”然后我就记住他（她）的模样，当这个人接水后也就轮到我了．
还有一个新鲜感觉就是家属区里活动多，尤以大年初一吃忆苦餐为特色．那年月，一到大年初一，家属区的干部一大早就会挨家挨户去叫人，召集男女老少去大礼堂．那里挂着一个很大的毛主席象，广播里重复放着歌曲：“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有不少人上台发言，有些没文化的退休工人不会说假话，说着说着就老泪纵横：“再苦再苦也没有60、61年苦……”这时不会让他说下去就有人把他请下台了。诉苦完了就是吃忆苦餐，那是一种用野菜、观音土、红薯藤、麦麸做成的混合食物，每个人都要吃一碗，一边吃一边还要喊口号。领喊口号的是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她红扑扑的脸蛋上挂着细细的汗珠也泛着自豪的表情。“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打倒刘少奇！拥护毛主席！……”她领着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就坐在她对面，看着她那虔诚的样子，心想你可千万别喊错了呀。我的“私心一闪念”刚闪过就应验了。也许是紧张，也许是重复喊话的疲劳效应，意外发生了，她突然喊出了一句话，文字一个也没错，只是把人换了一下位置：“打倒毛主席！拥护刘少奇！”这时全场陡然一下安静极了，没有一个人敢跟着喊下去，虽然惯性还是存在的。那个女孩也吓呆了，半晌才掩面痛哭起来。家属区的干部走过来安慰她：“不要怕，没事的，你是太激动了，不是故意的，我们相信你，你家三代贫农……”
我家的隔壁邻居，右边的姓陈，是一位退休的井下工人；左边的姓谢，是一位耒阳籍的老工人．我们称女主人为陈妈妈、谢妈妈，称男主人为陈伯伯、谢伯伯．两家人都很友善、朴实，乐于助人，比雷锋还要好．因为真正的雷锋：1)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从没遇见过；2)即使有幸遇见了，他也只对革命同志才“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其他的人会“象秋风扫落叶一样”．
那年月，老百姓凭糖票买来的糖叫古巴糖，开始我还以为这是我们自己国家产的，只是取了这个名而已．后来听说，它确实是来自古巴，是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国家才进口的．这种糖黄黄的，沙子一样，不好看，也不好吃，同我们自家产的片糖和冰糖没法比．大人们说，这种糖还带来了一种叫肝炎的病毒，中国不少的老百姓都被染上了这种病．我妈妈也是其中之一．妈妈的肝病有多年了，她每天早上都要用米汤冲一个鸡蛋吃，加上一点糖．这唯一的奢侈品，妈妈一直都舍得享用，因为她不想让三个年幼的儿女过早的失去母爱．
妈妈的肝病经过“史无前例的文革”一折腾，越来越严重了，都到了肝腹水的程度．那天深夜，妈妈的病突然发作了，一阵剧烈地咳嗽后就大口大口地吐血了，地面都被鲜血染红了．昏暗的灯光下，妈妈脸色苍白，头无力地垂下，都不能说话了．爸爸不在家，姐姐在外读高中，只有我和妹妹围在妈妈旁边，惊慌失措，就知道呜呜地哭，也不知道去叫人．好在我们家的墙是四面透风的，哭声惊动了隔壁邻居．听到敲门声，我忙走过去开门，陈伯伯父子、谢伯伯父子都来了，他们是有备而来，连担架都借来了．关键时刻，这些好心人用担架把我妈妈护送到医院，从而挽救了我妈妈的生命，使我们儿女三人的珍贵母爱得以延续了好多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向恩人们致敬！
我长大了，可以帮家里做点事了．为了贴补家用，也为了感受生活的艰辛，妈妈也叫我们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拾煤渣：不只是红灯记的小铁梅才做的事，也不是旧社会穷人家孩子的专利，我们矿里很多幸福地生长在红旗下的孩子，为了帮助大人养家糊口都做过这事。矿机电厂就座落在一个叫李子园的地方，那里紧靠着便江，烧锅炉的炉渣就倾倒在河滩上．我们一群只穿一条裤衩的男孩子，用旧脸盆从河里端水上来，把那些没有完全烧干净的黑炉渣挖出来，倒在竹筛子上，放进脸盆里去洗，那些细小的煤渣就沉到水里了，留在竹筛子上没用的大块炉渣就把它倒掉，然后再接着洗下一筛．脸盆里的细煤渣快满了后，就找一块平坦的地方把它倒出来，铺开来晒太阳．接着又洗下一盆．我力气小，动作慢，往往要到太阳快落山了，才能凑够一担煤．这种煤叫烟煤，烧起来灰尘多，火力也不大，还常发出劈啪劈啪的响声．但它省钱，也能把饭煮熟，所以矿里不少人家都用它．我挑着这担煤回家，一路上要歇息好几次，有小路的地方我就不走大路，即使绕道而行；快到家时就算挑不动了，我也会咬紧牙关，不再歇息，一路快走进家门．因为我不想让熟人看见，尤其是熟悉的女生看见我的这副尊容。
锤石头，则是姐姐和我一块去做的事，这是可以挣得几个小钱的苦差事．每天早晨５点多钟就要起床，去河滩上捡卵石，一担一担地挑回工地，姐姐比我挑得多又走得快，有时看我挑不动了还回过来接我．吃完早饭后姐弟俩又来到工地，用
后来，学校又恢复上课了，我上初中的时候也有数、理、化的课了．虽然我这三门功课的成绩在班上也是最好的，但我还是特别喜欢语文课，当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我写的作文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好文掌，无非是什么学习心得、批判文章那些，开篇必是“在xxx的英明领导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八股文之类．只是比其他同学写得通顺一些而已，那时还没到可以畅所欲言的时候．听到老师表扬，心里高兴，是虚荣心作怪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上课时老喜欢回头了．教室后面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女生，姓张．她白净的脸蛋，大大的眼睛，睫毛一闪一闪的．我有一次回头时无意间看了她一眼，她脸一红，接着对我嫣然一笑，笑得很灿烂，我心里舒服极了．从此我就常忍不住回头，就为了看她那灿烂一笑．
她家里有不少藏书，都是她哥和姐的．大人不在家时，她就偷偷地把我领进家里，给我看那些我喜欢的书．有时我看得入迷了，她放哨时也没留意，她哥进来了都不知道，我一发现她哥来了就会象小偷一样惶恐不安起来，合上书本落荒而逃．其实她哥从来也没有说过我一次，只是无声地瞪眼看我而已．
那时我们还是十三四岁的学生，一到“双抢”时期，学校也组织我们去周边农村支农,说是什么“学农”．一大早就到田里去了，帮助农民收割稻子，要到太阳快落山了才收工回家．农民伯伯到中午会给我们送上几桶稀饭来当作午餐，稀饭是用米和豆子煮的，水比较多，豆子和饭都沉到了桶底下，先去吃的同学都会捞豆子和饭吃，去晚了的同学就只能喝米汤了．她呢，会先去，一下子就打两碗稀饭，把豆子多的那一碗留给我吃．
有一次学校包场看电影，她的座位正好就在我的前面，我的手随意搭在前面座椅的靠背上，她坐下来往后靠时，背部正好就压住我的手了．那天天气很热，她只穿一件短袖衫，隔着一层薄薄的布，一股带着体温的温馨感觉从手上传到我心里来了．突然，她回过头来轻声对我说：“你把手拿开好不好？”我没吱声，手也没有动一下，就放在那儿，她也没有移动身子，也没有再说话，就这样一直靠着我的手．那天放的什么电影我都不知道了，但那亲密接触的感觉却让我一直都在回味．
那年月，我们看的电影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枪声、小兵张噶等，看的戏就是沙家浜、红灯记之类．每次看电影、看戏前，老师都要我们带着受教育的态度去看．要接受教育就离不开思考，这一思考，问题就来了：
沙家浜的沙奶奶有一句唱词：“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战……” 日寇在上海和谁打战？是谁在上海抗击了日寇？是八路军吗，那为什么看不到这样题材的电影？连地道战都上了银幕呀！是国民党领导的国军在上海抗击日寇吗？也不对啊，那位伟人不是有一篇著作，大人小孩都知道的：谁是摘桃子的人？
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枪声、小兵张噶等，讲的都是中国军民在敌后战场抗击日寇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那么敌前战场又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就看不到对正面抗战的一星半点的描述呢？从东北到我的家乡永兴，要经过那么多的地方：徐州、南昌、武汉、长沙、衡阳……当日寇的铁蹄践踏这些地方时，就没有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吗？经过学习、思考和受教育，答案出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几百万大军不抗日，先是一枪不放丢了东三省，再是一路溃退不抵抗，任大片国土沦陷，自己躲进娥眉山了．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击下，加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国民党就从娥眉山跑出来摘桃子了……
初二时我班从外地转来了一个女生，姓朱．开始也没怎么引人注目，直到有一天开班会，她上台发言时，那新鲜的外地普通话，流畅的表达方式，优美的词句，清脆悦耳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活泼的性格，灵活的交友方式，能言善辨的语言天赋，讲不完的我们闻所未闻的故事，让这个新生周围多了很多男、女朋友，我也成为了其中之一．
闯入我懵懂少年生活的还有一个女生，姓余。她和我同校，比我高一届，因为是我姐的朋友，常到我家来玩才认识的。她瓜子脸，高鼻梁，小巧的嘴唇，象小鸟一样说个不停，声音好听，说的事情也常常挺逗人的，我喜欢和她在一起。有时我姐不在家，我和她单独在一块，靠得很近，她身上特有的少女气味让我心猿意马，我直着眼睛看着她，望着她的纤纤玉手，真想去牵一牵它，但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她是第一个让我动了“凡心”的红颜知己，在我家将要搬离湘永矿的头一天晚上，我鼓足勇气给她塞了一张纸条，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孩子式的、拐弯抹角地爱的流露……只可惜，她婉言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她妈不喜欢本地人。多年后，已是成年人的我们在株洲相遇：她在株洲一家医院培训，我因学校实习路过株洲。在株洲的那个公园里，面向湘江，阵阵江风吹乱了我俩的头发，也吹乱了我的心。我们就这样肩并肩地站着，好长一段时间都没说一句话。她为什么不说话，我无从知道。我不说话的原因是：1）上次是我向你提出来的，你不同意，这次有什么想法该你先提了；2）我初中的那个张同学，我下乡的时候她正在上高中，听说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还没寄给我就被好事者偷看并告到学校去了，因此而被学校开除了团籍，为此我感到内疚，对张念念不忘，正在寻找她。
一转眼我们就初中毕业了。从上一届开始，矿里就自己办高中了，我们那一届矿部的初中毕业班就有4个，各个工区也有，而据说矿里高中只招3个班，这就意味着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同学不能升高中。直到那天之前，我都没有为此事担心过，不光是我，连我的班主任也是这样认为的。是呀，谁去担心六月天会下雪啊？那天，班主任想当然的叫我和其他班干部一起去打扫未来的高中教室卫生，之后又让我们去分发高中入学通知书。直到天黑很久了，我都没有收到自己的通知书。
第二天一早，班主任叫我到矿里去问一下。那年月，招生不是由学校、也不是由矿教育科负责，而是由一个叫做“四个面向办”的管，为头的是一个女的，叫张德珠，原是学校的一个代课老师，因造反有功而走红，伤天害理的事做得太多了，全矿上下广为传诵：德珠，得诛！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了那间办公室，那个女的端坐在那里，我怯生生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她问了一下家长的姓名，然后马脸一拉，硬邦邦地丢出一句话来：“咯还要问啊？无产阶级的学校当然是给无产阶级的后代上的啦！”
妈妈知道结果后很难过，总觉得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出身造成的。她也为我争取过，给她的大学同学写信，希望能让我在外地上高中，姐姐就是这样而到县五中去读的高中。但这次妈妈的努力没有成功。
张同学非常善解人意，那一段时间隔三差五就邀我到她家去，也不管她哥、姐在不在家。她给我看她的新高中课本：崭新的封面、诱人的墨香，我却无心看下去，她就陪我坐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尽拣一些开心的事说。
那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一个归属：1）等一年，满了16岁后再下乡；2）打报告，自愿申请提前下乡。这次是下放在国营林场，不是插队落户，而且又是和同学们在一起：用这两个理由，我成功地说服了妈妈，决定“自愿”申请提前下乡。
我们三人攀上了大卡车，车开动了，风吹乱了我们的头发，妈妈一声不吭地望着前方，那个女孩两眼迷茫，我也是一样：不知车将载我们去何方，也不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就这样，我“自愿”申请奔向了他老人家挥手指定的“广阔天地”，和千百万的中国青少年一样，开始了苦涩而艰难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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